郭松龄缘何倒戈反奉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军阀高级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宣布起事，向张作霖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失败，却给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奉系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郭松龄（1882—1925）字茂宸，早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民国成立后，他只身南下广东参加革命，并与孙中山相识。受孙中山的影响，他萌发了“欲谋（东）三省之改造，非推倒军阀不可”的想法。

　　郭松龄返回东北后，加入奉军，在东三省讲武堂任教，深受部属的爱戴，也博得了张学良的信任。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郭松龄率先头部队在天津小站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两个旅的进攻，在奉军中声名鹊起。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奉军全线惨败。唯有郭松龄指挥的部队撤退有序，在山海关扼守数日。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郭松龄出任第三军副军长，亲率奉军主力进攻山海关。在关键性的石门寨、黑山窑战斗中，郭松龄身先士卒，指挥有方，一举击溃直军主力，缴获了步枪三四万支，机枪2000余挺，大炮200余门。进驻秦皇岛后，郭松龄又收编直军4个旅，为奉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奉系各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他们分新旧两派，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是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奉军将领，也称洋派）与大学派（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等本土军校，也称土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为首领。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但为了争权夺势积怨甚深，郭松龄经常说：“邻葛（杨宇霆字）用那么多留学生，把东北的事情都弄糟了。”

　　张作霖一直迷信“武力统一”，而杨宇霆等士官派也想在关内占有一块地盘，因此主张“逐鹿中原”。而郭松龄则每每反对派兵入关，认为是劳民伤财。郭松龄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些观点显然与张作霖等人的穷兵黩武政策格格不入，不被采纳。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奉系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立下头功的郭松龄，满以为能够就任安徽督办。张作霖也考虑把安徽督办给郭松龄，江苏督办给姜登选。但由于杨宇霆自荐当江苏督办，张作霖只好把姜登选安排到了安徽。这使郭松龄大失所望。郭松龄找张作霖询问，张作霖却敷衍道：“你还是在我手下，对练兵贡献力量吧!”对张作霖安排人事的赏罚不公，郭松龄深为不满，曾对部下说：“真是可笑，摇羽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1925年10月，郭松龄奉命作为奉军代表赴日参观“秋操”（日本陆军大演习）。当时，张作霖正派人赴日乞援，并传闻拟派代表与日本签订密约，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供给大批军火，用来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郭松龄得悉此事后十分气愤，当即将密约内容告知国民军赴日观操代表韩复榘，表示：“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得到奉军在江南惨败的消息后，郭松龄认为武力反奉的时机已经到来，便立即返国，接受了奉系编组第三方面军的任务。他随即到天津军中，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重要岗位，向军官们宣传反奉观点。为了免除后顾之忧，郭松龄和冯玉祥、李景林结成了“反奉三角同盟”。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宣布起事，发起了反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