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郑绍文口述郜虹记录整理

2017年12月12日09:4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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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 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出狱后，1931年4月，我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等职务。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左倾路线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但他毫无怨言。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他任书记，我作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互济会变成了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隔不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互济会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那个时期，邓中夏每周要来互济总会机关联系一次。他喜欢喝点酒，每次来我们就买一毛钱的花生，打几两酒，两人边谈工作边吃花生喝酒，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个弄堂里有很多妓女，当时人们叫“野鸡”，每天晚上她们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拉客。邓中夏很怕她们，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鸡”纠缠。

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党内混进了特务，要我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与别人接触。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那天，几个国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我住的号子（牢房）来了，号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我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我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我细心地观察着邓中夏的表现。邓中夏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谈话应答皆从容不迫。邓中夏看见我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他，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乐呵呵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问我：“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我回答： “ 他上雨花台了。”

邓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中夏这一系列表现，让我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号子的人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能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我们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我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

“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

“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

“你讲吧。”

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大家七手八脚，移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我身边的高床上。

第二天，趁狱中放风时，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问我：“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说： “ 他打算上雨花台。”

“是真的吗？”

我说： “ 让我再问问他吧。”

回到号子后，我对邓中夏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

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邓中夏这个响亮地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号子里，大家听了都非常钦佩。陶铸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个号子传来了好几元钱，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安排邓中夏的生活。

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我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邓中夏的最后时刻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邓中夏就回号子了。大家很诧异，我问道：“怎么这样快就结束了，他们审问你了吗？”

他说：“问过了，我学给你听听吧。”他笑了笑，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邓中夏，又叫施义。”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错，是共产党员。”

“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

“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

“还干过什么？”

“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

“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

邓中夏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头说：“就这样五问五答，法官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便不问了，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击共产党。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

余飞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国民党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对敌人时坚定勇敢，他要求狱友们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的牺牲。有一次，邓中夏问了我被捕的经过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出卖活动，我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邓中夏欣然允诺。经过一番准备后，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们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连一些国民党看守人员听了都很受感动。

邓中夏身份暴露后，由于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遂被定为死刑犯，转移到了另一间牢房。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

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大步走向刑场。

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

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9岁。

邓中夏牺牲的消息，在两天后传入号子里。那天早上，一个姓杨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诉我： “郑先生，前两天与你同号子的那位邓先生，昨天清早枪毙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闻知邓中夏牺牲，我心里像大海翻腾，很难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热血酬壮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下，党组织将我营救出狱，然后安排我赴延安党校学习。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并经陶铸同志证明我在狱中没有变节行为，我又重新开始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