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开展的移风易俗运动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同时，针对迷信鬼神、歧视妇女、不讲卫生、嫖娼赌博和吸毒等现象，坚持不懈地开展移风易俗运动，从而在整个中央苏区培育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新风尚。

破除封建迷信

倡导科学文化

赣南闽西苏区属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群众视野较狭窄，深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封建习俗像一只无形的手，从吃穿住用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活动到精神信仰，渗透于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他们的所言所行，主要表现为：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舆、烧香磕头、还愿打蘸等现象在赣南闽西农村普遍存在；庙宇祠堂充斥乡间，僧道、巫神、风水先生等肆意诈骗百姓钱财；有的农民迷信天命，甘于贫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绅、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常常利用农民对迷信和神权的盲从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影响苏区社会稳定。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既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又极大地阻碍了群众参与土地革命运动。

针对这些现象，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传播封建迷信和造谣传谣的行为。1934年春，瑞金部分地方疫病流行，有些反革命分子以壬田有“观音菩萨显灵”能“医治百病”（其实是壬田竹桐乡草鞋坪从一块崩裂岩石中流出的山泉水）为名，鼓动群众烧香拜佛。甚至连博生（今属宁都）、石城、会昌以及福建长汀等地群众以及部分区乡负责人，都纷纷前往进香祈福。为此，中央政府教育部派出专员到壬田指导开展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国家政治保卫部同时开展调查，中央政府司法部准备“严厉打击那些向封建迷信投降的苏区乡工作人员”。同年3月9日，瑞金县裁判部对此案进行宣判，判处传播封建迷信和谣言首犯李永昌等3人死刑。苏区各地群众“从这一事件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反动分子的阴谋和封建迷信的罪恶，热烈开展了反封建迷信的斗争”。4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苏维埃政府还出台相关规定，勒令看相、算命、堪舆的人改换职业，教士的、氏族的、庙宇的土地必须无条件交给农民。

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的思想得到启蒙和政治教育。他们纷纷推倒阎罗，烧掉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换上了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画像；以前逢年过节时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对联，改成了“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革命口号。

此外，各地儿童团、少先队积极行动起来破除封建迷信，烧菩萨、禁敬神、砸祖牌、驱巫觋，还动员群众“一致地来帮助政府……消灭一切反革命利用封建的迷信的组织与活动——大刀会、一心会、懒子会、童子军、红枪会等”。

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央苏区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显著改善，广大群众对生活更加积极乐观、更加自信自强，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

废除封建婚姻

解放劳动妇女

中央苏区时期，“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婚姻制度。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下简称《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1934年4月修订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对这上述规定再次明确。毛泽东高度称赞苏区婚姻制度：“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买卖婚姻、童养媳、重婚和蓄婢纳妾等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对封建迷信和守旧观念进行批判。这从根本上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妇女要三从四德、守节守贞等旧礼教观念，废除穿耳、缠足、裹胸、蓄发等封建习俗。长冈乡群塘村共产党员、妇女主任李玉英成为这场妇女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她不仅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劳动模范，还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嘉奖。为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1934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李坚真后来回忆：“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产妇女’几个大字。由于我当时也和妇女们一起学犁耙田，并做了示范表演，因此也得到奖状和奖品。”

同年5月28日，《红色中华》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专门报道：“在兴国，今年一月全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与莳田的妇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这里的比较也是惊人的，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时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还有一百九十四人在学习。”

苏区广大妇女冲破“妇娘学犁，要遭雷劈”等封建礼教的束缚，纷纷下田劳作，成为中央苏区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严禁铺张浪费

倡导节俭戒奢

为克服经济困难，支援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浪费运动。针对一些封建习俗引发的铺张浪费现象，苏维埃政府倡导节俭戒奢，对大操大办乔迁、婚礼等坚决予以曝光，并严肃处理参与其中的苏维埃干部。《婚姻条例》也明确规定，男女结婚“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1932年4月6日，《红色中华》曝光了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大操大办乔迁并收受群众财物的行径：“他家由县城对河搬到城里来住，放了很多鞭炮，热闹得很，收了群众的很多贺礼，有送几个毫洋的，有送一二块大洋的，据说收了不少的花边。有人诘问他，为什么收群众的贺礼和花边？主席的回答‘这是他们自己愿意送我的，为什么不收？’”

1933年1月28日，《红色中华》以《新式的吹鼓手》为题，对瑞金壬田“好阔气”迎亲进行批评：“这娶老婆的，好阔气！首先有吹洋号筒的，又有提尿泡灯的，扛方扇的，挑子孙桶的，抬花轿的。花轿背后又有几个苏维埃政府组织的什么俱乐部的同志，跟着吹吹弹弹唱唱。”并讽刺道：“这样呱呱叫叫的新式吹鼓手陪伴着封建时代的结婚仪式，真美！”同时还以《热闹！区主席的婚礼》为题，曝光了宁都县安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赖进“办婚礼奢侈浪费，收取群众礼物”的典型事件。文章抨击指出：“他结婚的时期，为群众知道了，以为区政府主席要结婚，应该要送礼物热闹热闹，于是就送了鸡呀，鸭呀，果子呀等礼物，非常多，还送有花边七十二块呢。我们这位区政府赖主席，就大设筵席，款宴宾客，酒席二十多席，每次百数人，打了两只大肥猪。”

被曝光的苏维埃领导干部，或被撤职，或被开除，或被监禁。这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群众的节俭戒奢意识，而且让他们深受教育和警示。正如项英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指出的：“对于这种随意浪费，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如若继续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纪律来制裁。”“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开展卫生防疫

改善居住环境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积极预防各种疾病，改变群众不讲卫生的习惯。

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因，长期以来，赣南闽西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乱扔死家禽”等旧俗恶习，导致传染病时有发生。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在《红色中华》发表社论，号召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对如何开展运动提出了具体办法：“（一）每地规定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男女大小，有组织的分组，来打扫和清洗房屋及其周围；（二）凡是一些不洁净肮脏东西，将它焚毁干净，一切臭水沟泔汁，要将它清洗干净；（三）用石灰水洒在污秽的地方；（四）一切腐烂的东西不要吃；（五）至于经过战争区域将过去掩埋死尸的地方，用土加盖厚些，未掩埋的腐尸，赶快的掩埋，放过死尸的地方，都用石灰水清洗过；（六）发现瘟疫的地方，病人吃的东西和用的物件，不要共吃共用，将病人很快的送到附近的医院（现在的红军医院）内去。”

1932年5月，中央内务部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将防治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等4种常见病，作为卫生防疫保健工作的重点。针对瘟疫等病流行的严重情况，1933年3月，中央内务部颁布《苏区卫生运动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这卫生运动完全是广大群众的，不花钱而能医病的，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个个圩场个个城市做。这卫生运动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同时提出了“七要”的行为规范，即：要通光、要通气、要通水、要煮熟饮食、要除去污秽、要勤灭苍蝇、要隔离病人。群众性的卫生防疫活动由此深入开展起来。

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正如长冈乡一样，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城市、乡村、机关、部队都建立了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会之下设立卫生小组，负责检查督促本小组卫生工作。家与家、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以至县与县，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之间，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品；落后者批评，限期改正。

1934年3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活动，活动内容涵盖疫区隔离、将疫病患者送隔离所等，强调活动的开展“要注意与防疫联系的几项工作：1、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众的迷信观念，大造谣言，说什么‘天灾人涡’的流行，只有‘诚心拜佛’才得免却，以此破坏防疫工作……2、要广泛深入卫生运动与打破迷信的宣传，把卫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一，并建立最低限度的经常卫生工作。”其中，活动中提出的“掩埋死尸，不要存枢”“吃井水，不吃塘水”等具体要求，就属于破旧俗立新风的举措。1933年秋，毛泽东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井，解决了沙洲坝村群众的吃水问题，从而改变了村民长期饮用脏塘水的旧习惯。

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向广大军民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查禁“黄赌毒”

树立社会新风

早在苏区创建之前，“黄赌毒”现象在赣南闽西盛行。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争斗，好吸鸦片”。“种鸦片都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罂粟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寻乌县城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00多人。瑞金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查禁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嫖娼和偷盗等等，领导军民开展了一场以禁绝“黄赌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运动。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无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不吃鸦片，不赌博”还被列为入党的5个必备条件之一。1930年2月，赣西南颁布的《土地法》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二号训令《春耕计划》中强调：“要铲尽烟苗……一定要宣传发动群众立刻铲除干净。”“对于煽动群众种鸦片，有意破坏革命的富农，应当严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

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中央苏区一方面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的综合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各地普遍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的工农烟馆，使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比如，红四军采取“偷梁换柱”法在鸦片中掺入黄烟叶，逐渐取而代之。登贤县畚岭乡有一个吸食鸦片近十年的“烟民”谢克昌，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成功戒烟，而且成为禁烟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自己现身说法，鼓励其他“烟民”重新做人。

苏区的各种报刊纷纷开辟专栏，揭露“黄赌毒”行为。如，1932年3月25日，《青年实话》发表的《“特别区”的“特别”》，讽刺“于都梓山区团区委以前的书记，对一切工作非常消极，但好像又很忙的样子。后来调查出来，原来他与区政府、区党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别的工作——赌博”。1933年8月13日，《红色中华》发表的《样样来得的贪污分子》，揭露永丰县七都工委书记刘彦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妇女、赌钱”。1934年2月18日，《红色中华》发表的《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揭露中央总务厅事物股长管永才“生活腐化，嫖老婆至八个之多”。儿童团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瑞金县儿童团自备竹刀下农田，见烟苗就劈铲。兴国县永丰区“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可以说，中央苏区基本上杜绝了“黄赌毒”现象。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盖一经捉获，认为流氓，立即处死，无稍容情，其谁不惧？”

总之，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的移风易俗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倾力支持，社会风气、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陈安 刘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