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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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出生入死、光明磊落的黄克诚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永可借鉴的宝贵财富。仅从他注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识才爱才护才、深入调查研究、抓党风建设，清廉正派铁面无私等方面的表现，就足见他优秀共产党员令人钦佩的可贵风范。1985年9月，黄克诚感到身体状况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主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赞誉他“具有坚强的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病逝。他的夫人唐棣华写了一副挽联：“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中称他：“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勤俭节约不忘本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黄克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虽然功勋卓著，身居高位，但却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到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都一以贯之地始终保持着公仆的本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黄克诚带领抗日部队活动在盐阜区5年时间。其间，由于日伪军的重兵封锁和频繁的“扫荡”、“清乡”，部队的生活供给十分困难。他带领大家节衣缩食，渡过难关。刘少奇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各师供给部长会议上曾多次讲：“全军7个师，三师人最多，花钱却最少，应当学习他们的经验。”由于他在增产节约方面处处以身作则，1942年被评为全军的“节约标兵”。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在经济上严密封锁，不准任何物资运进根据地，妄图把我军困死饿死。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此时正逢苏北荒年，粮食歉收，加上敌人下乡抢粮，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困难，形势非常严峻。三师指战员经常只能吃埋在地下的霉玉米、霉黄豆和霉山芋干，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面对困境，黄克诚提出：自己开点荒，种些蔬菜，不就可以改善改善生活了！很快全师上下掀起了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热潮。黄克诚自己亲自带头，和师参谋长洪学智合开了一块地，种上了番茄、青菜等蔬菜。

在师首长的带动下，干部、战士一齐动手，开荒种菜，省下的菜金可以买点荤菜，几个月时间，连队伙食就得到了改善。黄克诚和洪学智还将不少自己在菜地里种的番茄，送给村里的群众。群众吃了，都高兴地说：“吃了番茄甜在心，黄师长和我们一条心。”

盐阜区种植棉花，却没有纺织厂。老百姓穿衣，全靠自己手工纺织，一年织的土布还不够自己穿衣用，干部战士军装用布就更困难了。为此，细心、爱琢磨的黄克诚，从拆帽箍到去掉军装上装的翻领、衣兜盖，再到将宽大的串式肥裤腰改成西式裤腰??他这样想出了一连串省不少布的办法来。但是当他同几位师领导商量此法时，有人不赞成，说：去掉帽折圈还好说，衣兜盖、翻领都去掉，就不像军服了，这也省不了多少布呀。黄克诚却不这样认为，他很深沉地说：“我也考虑过，一套军装省不了多少布，可全师官兵的服装加起来，节省的数目就可观了，能减轻群众的多少负担啊！”经过讨论，一致决定采用黄克诚的办法。

在漫长的戎马生活中，黄克诚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是军中节俭带头人。

抗战时期，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每月每人发3两油、4两黄烟和2盒火柴。黄克诚吸烟很厉害，每天晚上还要点灯熬夜，发的2盒火柴，个把星期就用光了。没火柴吸烟时，他就到群众家的灶膛里点火。后来，黄克诚干脆买来火刀、火石，打火抽烟。

发给他的洗脸毛巾他总剪成两半，一半自己用，一半给别人用。他说剪开来用就可以节省一半。5000条毛巾剪断，够1万人用。为了节省烧洗澡水的柴草，黄克诚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冬天穿的棉袄，他好几年都不舍得换新的，总是补丁摞补丁。对于指战员的好心劝告提醒，他总是笑嘻嘻地回答说：“破了，再补一补，还能穿嘛！”他总会又语重心长地说：“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还很紧张，能节约的要尽量节约，好积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啊！”说完黄克诚就把旧棉袄接过来，拿出针线包，缝补了起来。一天，张兴旗看到黄克诚躬着腰到灶膛里点火，既不方便，又影响工作，就悄悄替他多领了两盒火柴。黄克诚发现后，立即又退给张兴旗。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条件逐渐好起来了，黄克诚的生活该理所当然地有点改善了吧？但他依旧一如既往地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老传统，本色不变。

黄克诚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期间，大力提倡勤俭办事，勤俭建军，并严格掌握着行政和军费开支，不该花的钱，他一分都不许花。尽管当时国家拨给军队的费用很有限，但就是这有限的钱，他仍要千方百计地节余出一些费用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国家钱的现象，他斥之为败家子作风，认为这不像共产党人所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76年早春，北京南池子大街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邻居：戴着一副黑墨镜，拄着拐杖，身体很瘦弱，那件中山式的黑棉袄，在庄稼院里的老农身上经常能看到。谁会想到这个像庄稼汉的老头就是战功卓著、举世闻名的黄克诚大将！被解除了20年的“监护”，黄克诚搬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家呢？房子是新中国成立前造的老式住宅，在建国后这漫长的岁月里已维修过多次。屋顶椽朽瓦碎，四壁斑驳，整个房子倒很像是一个走进垂暮之年的老人。漏雨、漏雪、暖气不热、地面阴潮??黄克诚却很满足，早晚脸上都挂着笑，在电话里张口闭口都对老战友们说“我有家了，得空来瞧瞧吧！”

一场连阴雨迎接黄老的“乔迁之喜”。屋外下大雨，屋内落小雨。对着床头的屋顶有个不小的洞，几乎是吊线线似的淌着雨水，工作人员不得不放个脸盆接水。叮叮咚咚的水声蛮悦耳。黄克诚的思绪被牵动。他想起了一件事，忙喊警卫员：“小刘，快，把脸盆放到院里接水去吧，给我量量这场雨能下多少！”这是黄克诚的老习惯了，从战争年代开始他就用这种接水的方法测量降水量，与田间望岁之心同享欢乐。现在有的是现代化预测天气测量风雨冰雪的设备，可他因双目失明，还得沿用这古老的方法。雨停了，警卫员把足以使庄稼人喜悦的降雨量告诉了黄克诚，他一听，下巴上的几支稀疏的胡子都乐颤了：“太好了，天旱了这么长日子！这回庄稼有救了，农民不会受罪了！”

后来，传来风声，黄克诚要到中纪委工作了。冷冷清清的黄家门前突然变得宾客盈门了，甚至在他到医院检查身体时，有人还追到病房去探望。也是在这时候，有关部门考虑给他换房子了。可是，黄克诚不同意，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还得换！有关同志想得很周到，让一个年迈多病的首长住这样的房子太不合适了。再有，这房子旁边就是一个消防站，警报器经常出其不意地叫起来，壮实的年轻人也能被吓一大跳呢！

不用换了！黄克诚就是不松口。他对好心的人们陈述了下列的理由：“你们看看南池子大街上，再看看北京市，能住上我这样独门独院的人家有几户？跟谁比嘛！黄克诚现在住的比那些一般人家住的阔气多了。退一步说，我嫌房子破、嫌吵搬走了，别人来还不照样是破是吵吗？”

“那就把房子维修一下吧！”人们说。由于黄克诚所住的房子实在是太破旧了，一次，腐烂的顶板竟然掉下来一块，这块顶板正好落在他的床边。万幸的是，他没有被伤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翻修屋顶。但是，当黄克诚一打听维修费要10来万元、少说也要七八万时，心疼得直吐舌头，想变卦了。他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的钱去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修哪里，不要全部翻修，能节省一点是一点。”30年前他当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时是这样，现在他的官衔都没了仍然是这样。国家的每一分钱都串在黄克诚的肋骨上！最后以工程连几个战士爬上房顶把瓦倒腾了一遍为结局。

就这样，黄克诚大将直到他1986年逝世，一直都在南池子这栋新中国成立遗留下来的旧房子里住着——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也始终没有接通热力管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住宅。

黄克诚早年患有支气管炎，晚年病情愈发严重。尤其是冬季，经常发作。发作起来，咳嗽不断，有时竟能咳上几十分钟。对此，家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心疼，也很着急。知道他病情的同志都劝他到南方去过冬，以避免支气管炎发作，减少一些痛苦。一些在南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探望他，也邀请他去南方疗养休息，但每次都被他谢绝了。他说：“我已经是80岁的人了，眼睛又不好，出去就得带工作人员，需要花很多钱。而我出去又干不了什么工作，只能给国家浪费钱财，给地方上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黄克诚因病住过几次医院。在住院时，他曾对医护人员讲：“等将来有一天，我的病重了，你们不要抢救，打一针让我过去就行了。因为抢救过来也是个废人，干不了什么工作，还不如把国家的钱省下来，抢救那些需要抢救的人。”

1986年10月，黄克诚的病情加重了。在住院期间，一生讲求实际的他自感病已难治，便拒绝治疗，并劝说医生们道：“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为例，拒绝用药和抢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可是他一旦清醒就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

黄克诚的一生，真正是俭朴的一生，清廉的一生。他虽然自己花钱精打细算，但是在帮助他人解决困难时，却非常慷慨。从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00元钱，帮助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家属。

护才爱才有胆识

表现黄克诚爱才护才的一件事，是黄克诚冒险搭救所谓的“AB团”分子。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没作多想，便向师里交待了工作，从前线撤了下来。

黄克诚喘息未定，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就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面容严峻地对他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久经战斗、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来到第三师后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凭他对部下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黄克诚十分清楚，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肃反方针之下，所谓押送审查，实际上等同于“置之于死地”。

黄克诚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会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然而，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据”。黄克诚自知再费唇舌已无济于事，便转身离开。

在赶回部队的途中，黄克诚已下定履险抗命的决心，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们被捕上送。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他已顾不得许多。过了几天，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一再向黄克诚催问，其言辞一次比一次严厉。

黄克诚暗自思忖，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也不是个办法。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等过了这阵风头之后，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名单上的那几名干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们二话不讲，老老实实地按照黄克诚的吩咐，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躲藏起来。黄克诚则每天秘密派人给他们送饭，并一再关照他们好自为之。

又过了些日子，肃反委员会亲自派人到第三师来捕人。但找遍第三师所有的部队，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找见。黄克诚则对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期间，战事频繁。到打仗时，黄克诚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兵参加战斗。一俟战斗结束，再马上上山躲藏起来。那几名干部明知自己凶多吉少。可没有一个人打算逃跑，作战中愈加勇敢顽强。黄克诚见到这种情景，愈加坚信这些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决心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好。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那几名干部见平安无事，以为风头已过，便有些放松警惕了，战斗结束后也不急于上山躲藏了。

但是，这件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所察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肃反委员会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

黄克诚得知后，不禁痛心疾首。他径直来到军团政治部，怒斥肃反委员会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黄克诚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肃反委员会的不满；现在他又来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自然更不为所容。肃反委员会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

正当肃反委员会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将黄克诚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由于彭德怀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却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使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的事，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肃反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没有讲明原委，包括彭德怀本人也从来没有对黄克诚谈过这件事。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批判时，有人说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黄克诚莫名其妙。经过有关人员在会上的“揭发”证实，黄克诚才总算得知当年之所以没有被肃反委员会杀头，原来是彭德怀干预的结果。黄克诚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表现识才爱才的一件事，则是黄克诚亲点张震担任作战参谋。

1930年5月，张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第二纵队直辖的特务大队当宣传员，经过攻打平江、大冶、岳州等战斗的考验，1930年8月，张震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0月，张震随部参加了江西临江镇战斗。他三进三出临江镇，在战斗中奋勇争先，休整时严守纪律，在火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震任红十团三营代理营长，防守蜡烛形阵地。敌我相距只有四五百米远，八连阵地与敌军只隔一道小山沟。张震派出联络员深入敌阵开展统战工作，在“穷苦人不打穷苦人”的口号下，双方商定互不射击，当敌督战队蓝衣社上来后，对方就朝天放枪；不仅如此，双方还在 山沟里开过一次不带枪的“联欢会”。有一天，对方阵地的白军喊道：“红军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们来接防喽！”同时还听到对方修路的声响。张震分析这是一种暗示，他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一面报告团部请求支援。团部立即调来两挺机关枪。果然，第二天拂晓，敌军两三个团向我十二团五连防守的阵地发起进攻。红五连打得很英勇，大部壮烈牺牲。随后，敌又向蜡烛形阵地疯狂攻击，先是派飞机狂轰滥炸，后用大口径重型山炮直接摧毁我方工事。营指挥所被打塌了，电话线也断了。张震爬出交通壕一看，只见敌军密密麻麻像潮水般涌向三营八连前沿阵地。张震指挥该连奋勇还击，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可敌军炮火越来越猛，以两个团的兵力蜂拥而上。张震决定调七连实施反冲击，八连指导员奋勇地从工事里冲出来，与七连密切配合，终于把爬上我阵地的敌人消灭了。张震奉命带一个连去支援友军时作战负伤，团部将张震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对于张震有勇有谋的突出表现，颇善体察下情的师政委黄克诚耳闻了许多，自然了然于胸。一天，黄克诚来到医院看望伤员。见到张震时不由得亲切地说：“你就是张震吗，你在前线打仗不但勇敢，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小伙子了不起呀。”随即，便点名要张震跟他回前方，任十团作战参谋。

铁面无私抓党风

黄克诚做事讲原则、办事讲纪律、追求事物的本质、不贪功而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是从革命年代就奉为其人生座右铭且一路锤炼出来的。

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转战苏北时，有一次，他在冬夜里率部进入阜宁县一个村子，老百姓黑夜中都不敢开门。黄克诚便命令部队在房前屋后草堆旁寻找避风处休息。当时，他的夫人、秘书唐棣华正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随队，警卫员说要给师长找间房子，也被严厉制止，他把妻儿安排在草堆里。

即便到了和平建设岁月，黄克诚依然保持这样的为官作风。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大兴结婚操办之风。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黄克诚态度坚决地不准许其动用公车，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最后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门，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由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所以在他大力查处违纪违法事件且铁面无情时，大家都心服口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早在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就请示过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也曾明确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为了落实抓党风建设这一任务，随后，黄克诚就参与组织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是针对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以权谋私、搞特殊化等问题而制定的。当时，干部特殊化，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必须严肃处理，认真解决。《规定》对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作出了10项规定。比如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等。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查了总参（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

总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这样一个军中“首脑”，如果不廉洁奉公、严于律己，还怎么教育别人？因此，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

黄克诚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黄克诚当时在处理此事件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共同承担责任。但黄克诚坚决不肯让步，他说：“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不然怎么服众。”可见，为了抓党风军风，黄克诚铁面无私。

黄克诚这种狠抓党风不怕拉下脸的做法，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起到的效用也是巨大的。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他刚调总参工作就碰到这件事，给了他极深的教育，从此以后他在总参工作就从未用公款请过客。

黄克诚晚年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经常有老部下或他们的子女到家去看望他，也有相识不相识的干部向他反映情况，求他帮助解决困难、落实政策，有的来时提点水果之类的礼品。黄克诚一再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来求我帮忙办事带东西来的一律拒收，当然按政策规定应该办又可以办的尽力办，不符合规定的决不能办。”

长春市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央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医院查清情况并报请上级批准，很快使这位医生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位普通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问题居然得到黄克诚如此的关注，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不必送礼。”他同时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一筐苹果要花掉几十元钱，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啊，况且，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工作人员十分为难，千里迢迢退回去，苹果会烂掉的，但他们知道黄克诚的脾气，不退又不行，于是将那筐苹果用手推车推到商店，请人家帮助卖掉，而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上述这些“小事”，反映出黄克诚大将的清廉风格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那就是身体力行，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严把“廉关”，筑牢拒腐防变的道道防线。 

来源：《中华魂》201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