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的战斗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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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王世英（后排左）和董维屏、吴成开在广东虎门香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时合影留念。

以明朝大槐树下移民运动声名远播的山西洪洞，名人辈出，震古烁今。王世英就是其中一位。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还是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无论是在险象环生的敌巢还是风云变幻的解放战场，他始终赤胆忠心，执着革命，卓有贡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肯定和赞誉。

白区斗争

王世英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奉命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任三中队二分队队长和党支部委员。

1927年3月初，为扩大党的影响，党组织派他到粤北韶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陈嘉佑的新编第三教导师任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不久又被派往卫戍武汉的叶挺师当连长。旋即再被调到河南新编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任第六师三团七营政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是年冬，随部队转驻皖北，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1928 年春，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他身染疟疾，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贫病交加，只好暂回洪洞老家养病。

一心想着革命和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身体稍有好转即告别亲人，再次背井离乡踏上征程。7 月，在北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任科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了解阎军的内部情报，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并向阎军和其他部队派遣人员。同年秋因敌怀疑而被关入西交民巷的监狱 3 个月，后经营救出狱，但与党失去了联系。

在寻找党组织期间，王世英先在阎军中任副营长和山西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反蒋作战。他看到了阎军的腐败，对阎的反蒋战争感到失望，毅然离开。1931 年春，他东奔西走，饥寒交迫，艰难地寻找党组织。他听说南汉宸当了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即赶往西安接头，令人失望的是没能接上关系。他由同学介绍到杨虎城西北军任副营长。为人正直、同情共产党的团长十分欣赏和爱惜他的才华和能力，有意提拔他为营长。但王世英一想起这几年同党失去联系，像孤儿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痛苦，他对团长说：“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然后，挂冠而去，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10月，王世英抵达上海并顺利同中共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党组织于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网络，收集情报，在隐蔽战线开展秘密斗争。离沪前，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郑重地说：“世英同志，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现在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以后，我们在南京原建情报网已完全暴露，幸亏伍豪同志及时安排，我们打入敌人上层的几个主要同志安全撤离了，可对他们下属网线的同志敌人一天也未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几个联络点被破坏，原来唯一的无线电台最近也失去联系。你要自己想办法先立住脚，再开展工作。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

王世英肩负着党的使命和陈赓的嘱托，只身来到南京“虎穴”。此时南京黑云笼罩，军警密布，敌特猖獗，一片恐怖。他秘密到几个联络点接头，但它们均被破坏未联系上。后经仔细探察费尽周折才与地下党的同志接上关系。恰在此时，党的一个联络点被敌特严密监控，几位同志难以脱身，危在旦夕。而南京地下党经敌屡次破坏，力量极薄弱已无力组织大的活动。如何救助遇险的同志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王世英缜密思考，大胆决策，严密组织，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抽调了一些同志配合行动，以出殡队伍为掩护，使被监控的数位同志乘机脱险，机智巧妙取得与敌第一次交手的胜利。

紧接着，王世英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对下一步革命斗争作了精心部署。他胸有成竹地说：“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建立了许多功勋。现在南京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但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组织决定，已在敌特面前暴露身份的同志今晚就乘船东去，护送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其余同志和我继续留下开展工作。我们搞了这次行动，敌人必将千方百计寻找我们新的线索。这一段要格外谨慎，暂停组织一切群众活动，要注意用合法身份保护自己，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组织上考虑到王世英独身一人工作不方便，单身租房容易引起敌特怀疑，便从湖南浏阳调来女党员李果毅给他当秘书和报务员，假扮夫妻配合工作。1931 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原籍病逝。他和李果毅经过一年多并肩战斗心心相印，1932 年结为伉俪。并将儿子王敏清从老家接来一起生活战斗。

王世英以商人为掩护，以“鸿昌南货店”为招牌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国民党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后他及时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有的还到了重要岗位。有了深藏不露的“卧底”，对蓝衣社的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了如指掌。这一阶段，在王世英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的力量得到保护且发展很快。他睿智运筹，精心布局，通过同学、熟人等多种渠道，派得力同志深入虎穴，一步步渗入和潜伏到敌人军政“心脏”部门，对敌动向能够础润知雨，及时了解，工作很有起色。敌人重兵进犯根据地时，他提前为上级提供了可靠情报，使党和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

1933 年2月，王世英奉命调回上海。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梦想，他携妻带子投入了新的战斗。而此时上海形势十分复杂险恶。“左”倾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连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难以立足，于 1933 年初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

坚持领导白区工作。王世英被分配在军委情报部门工作。1935 年 3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后曾代理军委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等工作。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他顽强地坚持开展秘密斗争，保存和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和情报网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虽已离沪迁往苏区，但上海的敌特机关并不知情，仍疯狂集中各系统特务数千人，广布眼线，严密侦查，不择手段地欲将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面对日益严酷的形势和血的教训，临危受命的王世英深感白区斗争的艰辛险恶，一点也马虎不得。为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开展地下斗争，他

认真审视研究敌特组织的狡诈手段和活动规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白区工作纪律。他严格要求同志们认真执行纪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以应对白区地下斗争复杂多变的挑战。这一防范措施，堵塞了漏洞，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使狡猾的敌人无隙可寻，上海党的队伍得到有效保护。

为配合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江西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向各地派遣了大批人员，遍及南方各省。每次都是王世英一对一和有关人员秘密谈话，布置任务，面授机宜。据张庆炎回忆：“受王世英指示，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和护送地下工作者。”王世英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建立关系并保持联系，精心领导组织地下工作者秘密战斗在敌巢心脏，及时获取并向中央提供了敌军的进攻计划、部队番号、行进路线、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主官姓名、电台呼号、波长密码、联络方式等详细而极有价值的可靠情报。此外，上海临时中央局加紧破坏国民党后方，决定炸毁一些桥梁、机场、油库等重要目标，他奉命组织实施，攻其不备，使敌首尾难顾，部署错乱。为加强上海同江西各地的通讯联系，他在南昌、九江和南京秘密建立了活动据点和联络机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插了特情人员并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渠道，努力支持党中央连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为配合支援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红军，王世英组织发动沿长江南岸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一面发动武装起义协助红军作战，一面控制一些船只以配合红军渡江。方志敏不幸被捕后，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营救，速派人员去鄱阳湖同地下党联系，计划采用木船前往劫狱，但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方志敏就被害了。他悲痛至极，自责说：“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敌人抢先了。”

在上海期间，王世英曾介绍许多著名人士参加和恢复党的组织，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 年春，他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中央局给其布置任务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

特科下属的红队也称“打狗队”。全由意志坚定武艺高强的地下党员组成，枪法颇准经验丰富，是党的一支强有力的便衣别动队和突击队。地下工作情况复杂，瞬息万变险象丛生，王世英领导红队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多次完成急、难、险的任务。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去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会场，由叛徒一一辨认。危急时刻，王世英带领红队火速赶往援救。他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武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们先大摇大摆进到里面，然后瞧准时机下手，事完后设法脱离此地。”瞬间，红队枪响，叛徒倒地。一连几个急射，照明灯刹时灭了，场内一片黑暗，人们乱作一团。武胡景顺利脱险，红队神速撤离。翌日，报纸报道此战斗，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更有甚者，把红队说得个个飞檐走壁、百步穿杨、来去无踪、神秘莫测，叛徒特务一听说红队就心惊胆颤。

统战抗日

1935 年 9 月起，王世英奉命组织上海中央局机关和数百名党员开始向天津转移。之后，他出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 （情报部）负责人，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同各方面加强联系，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拓宽视野，积极活动，稳妥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先后吸收了40 多名新党员，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董松、齐燕铭、吴晗等。他经常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坦诚交流，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学者后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王世英

王世英还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早在 1934 年秋根据时局主动派从川陕来到上海的武志平返回陕西，继续做国民党十七路军的工作。南汉宸对杨虎城的工作也很顺利。这时，南汉宸已从陕西调到北方局，在王世英领导下工作。南汉宸通过关系让杨虎城看了共产党的 《八一宣言》，杨将军完全赞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转达具体商讨的愿望。王世英正好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于 1935 年 12 月抵达西安。经晤谈协商，王世英代表共产党与杨虎城达成共同抗日的四项协定。杨虎城高兴地对王世英说：“你和南汉宸一样是位很了不起的人，希望我们今后加强合作。请代我向贵党的领袖们致意！”王世英说：“但愿国共两党早日实现合作。”王世英经瓦窑堡赶到山西，向东征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工作及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很满意，党中央也同意了所谈协定。红军与杨虎城部加强了沟通和联络。此后，王世英在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交爱国进步人士，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并搜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如《国民党抗日战争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 等秘密反共文件，受到中共中央的书面表扬。

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事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为恢复两广的党组织关系，做好统战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王世英经香港到两广联系。在香港一条游艇上他会见叶挺并畅谈。叶挺叙说了几年来隐居澳门的苦闷生活，王世英讲了华北抗日形势和延安的情况。叶挺高兴地说：“南昌起义至今才 8 年，想不到红军的势力发展如此之快，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得民心者啊！”他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见到叶挺的情况。他还会晤了李宗仁并坦率交流，各自发表了对全国抗日的见解，他重点谈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1937年春夏，为了鼓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抗日决心，王世英受刘少奇指示向其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他还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军官学校执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激励基层军官的抗日热情。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抗日建议，经刘少奇修改后呈送，建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促其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准备。

1938年8月至1943年，王世英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负责对阎锡山第二战区抗日统战工作。临行前朱德说：“世英，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你去办事处，是在阎锡山的老窝里扎下的一颗钉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在与老谋深算的阎打交道五六年中，他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智大勇锲而不舍地做好统战工作。抓住各种机会多种渠道诸多方式向阎及其高、中、下层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阎

紧紧拖拽住坚持“守土抗战”。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加强了与第二战区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有力地支持和稳住了阎，缓解了蒋给他造成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为边区引进了大量物资，为打破蒋和日军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重要贡献。1944 年，毛泽东和朱德在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等。他参加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停战监督工作。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卓有成效，在太原战役中积极参与了策动黄樵松军长起义的工作，解放天津中派特工进城里应外合配合攻城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来源：《党史文汇》201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