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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的风雨人生

毛峥嵘

2018年01月22日08: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周立波,1908年8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资江畔邓石桥清溪村。1928年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文化战士、杰出作家、学者,也是新中国诞生初期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

1926年,在长沙省立中学读书的周立波在“五四”革命思潮熏陶下,开始接触和学习新文学,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周立波也离开书斋,走向社会,积极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

1928年二、三月,周立波离开故乡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地下党组织当作培养对象,并吸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1931年,周立波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后,神州国光社爆发了工人的自发罢工,要求年关发双薪。周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汤福彪抓住,扭送到戈登路捕房拘留,3天后转至上海提篮桥(西牢)监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理,4月以“煽动工潮”罪,判处周立波2年半徒刑。直到1934年7月中旬才交保获释。出狱后,周立波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由周扬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1934年秋到1937年夏,周立波在参加“左联”活动的两年半中,一方面积极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介我国左翼作家及作品,论述苏联进步作家及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情况,探讨艺术规律的理论文章60余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近百万字,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他又写下了一批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在《可是我的中华》一诗中,他反复吟诵“我的中华,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我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他向祖国发出誓言:

我知道,

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侯。

向苍天,我默默的誓言:

“用我所有一切的血和精力,

献给她,

去医治她的伤体,

去消灭她的仇敌!”

同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实下,周立波适时参加了倡导“国防文学”的运动,为宣传“国防文学”、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强调了“国防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勤劳大众却是他们的主体”。

上海10年,是周立波从事革命和文学活动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不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在向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作战的左翼作家队伍中,他又是前哨战士。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周立波参加了郭沫若等发起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与左翼文艺界人士一起到街头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周立波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与舒群转赴华北抗日前线任战地记者,并先后为来我国采访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参赞卡尔逊作翻译。

其间,周立波走访了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吸引了他,他在西安给周扬的信中,激情满怀地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

虽然周立波的这一愿望后来没有能实现,但却充分表现了他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赤诚之心。同年10月中旬,周立波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和史沫特莱全面讲述了抗战以来的斗争形势。他又陪同史沫特莱一行抵达山西五台山地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军政首长亲切地给他们讲解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及平型关大捷的辉煌战绩,同时,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彭德怀又在万安单独接见了他们,再一次向他介绍了抗战的敌我斗争形势。周立波曾据此写成《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一文,发表在汉口《新学识》杂志上。

12月,周立波再次受任弼时派遣,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上尉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在50多天里,他们多次冲破敌人封锁线,几经辗转,先后走访了晋察冀边区的广阔战场,拜会了正率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我八路军著名将领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徐海东、陈赓等,亲眼看见了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动人场景,广泛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次年春,周立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洪洞县八路军前方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鼓励他写文章,向大后方的国统区人民介绍、宣传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周立波到汉口写作。抗日军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给他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被一种昂扬的革命激情驱使着的周立波,挥笔疾书,很快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歌颂了英勇的八路军前方将士和不屈的边区人民。

1938年夏秋之际,周立波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委派,陪同苏联塔斯社军事记者瓦里耶夫到了江西国民党军顾祝同司令部,后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项英。11月,周立波调至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长沙大火后,他受周恩来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区担任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并和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一起编辑《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在沅陵复刊后,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转载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在国统区读者中及时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这段日子,他还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山区,对湘西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写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作品。

1939年5月,周立波接周恩来电,调他到桂林《救亡日报》任编辑。到桂林后,他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委会委员。

1939年11月,洛甫、周扬电召周立波赴延安。12月,周立波到达延安桥儿沟,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时周扬为鲁艺院长),并担任世界名著选读课程的教学。从此,开始了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又一个成就卓著的新阶段。

在这段时期里,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把美的感受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诸多中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进行了全面、精辟而又生动的分析和讲解。他不但给学员们讲解《红楼梦》、《水浒》、《阿Q正传》,还给大家讲解高尔基、法捷耶夫、歌德、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绥拉菲摩维奇、果戈理、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帮助大家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以广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热忱,以缜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以炽热的感情和幽默的语调,赢得了广大学员的爱戴和欢迎,不仅文学系的学员交口称赞,而且也受到其他各系学员的普遍好评。每当周立波在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一些学员也纷纷前来听课。洒满阳光的教堂院子里,常常坐满了听众。

在鲁艺任教期间,周立波还参加了延安文化界的各种活动。1940年1月,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补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1年5月15日,他出席了延安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撰写论文《论阿Q》。同年,他还和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他写了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牛》。后又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监狱的斗争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发表后极获何其芳等的好评,初露了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

1942年春,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开始。为了深入调查和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专门约请周立波等鲁艺党员教师在杨家岭窑洞座谈,这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5月初,毛泽东、凯丰联名发函,邀请延安100多位文化工作者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举行座谈会。会议前后共举行3次。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立波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使他得到启示,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多次盛赞毛泽东《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他在《后悔与前瞻》 一文中说:“自从这个文件发表后,中国文学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作者从这文献中获得了珍贵的启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这些作者中间的一个。”他在6月12日发表的《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还运用《讲话》的基本观点,全面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指导作用。总之,《讲话》在周立波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里程碑。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专门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何其芳任主任,周立波、严文井、葛洛为委员。在整风中,周立波检查和回顾了自己以前关门教学,脱离群众,不深入实际的倾向,表示要“在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丰富自己和提高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

1944年2月,整风审干告一段落后,周立波离开鲁艺,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长。在《解放日报》社,周立波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为宣传、推动新秧歌艺术,为训练、扶持工农兵创作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编稿、撰文外,还到三五九旅参谋训练队兼课,辅导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和写作。

1944年整风运动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从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中,抽调部分兵力南下开创抗日根据地。周立波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深入工农兵群众,经受实际斗争锻炼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投笔从戎,参加这次南征。他的这一要求,受到了三五九旅军政首长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的热烈欢迎,安排他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司令部任秘书。

11月初,周立波随队出发,离开陕甘宁根据地,突破日、伪、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远征到湖南、广东一带。其间,部队历尽艰险,战斗频繁,冲破100多条封锁线,往返7省战场,行程计15000余里。南征中,他虽然是司令部秘书,但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始终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背着背包,走在战士的行列中。夜行军时,为了不致掉队,他让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缝块白布。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扶拐杖,一跛一拐地迈动着裂满血口的双脚,硬是和战士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

有一天,他只吃到一片生南瓜和一个生辣椒。战斗的间隙中,连年轻的战士都精疲力尽,不禁酣然入睡的时候,周立波仍然在工作着。他常在闪烁跳动的灯光下,以膝为桌,作战斗日记。在鄂南樊湖,他一个人起草记录电文,写稿、编辑、刻印《解放》小报,担负了《解放》小报的全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形势多么紧张,部队打到哪里,他就把真理的声音传到哪里。小报不但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而且还向敌占区群众散发,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小报内容丰富,形式短小活泼,出版快速及时,深得指战员们的欢迎。每当指战员们接到小报,总是赞不绝口,大家由衷地夸口说:“这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家!这才是我们八路军的作家。”王恩茂回忆周立波当年随军南下时,说:“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像熔炉一样在锻造着每个革命者。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中,周立波也增长了不少战斗知识和斗争才干。一次,在东渡湘江的途中,部队遇上了敌人。周立波和另一位秘书萧林达因掉队被困在一座石桥前。桥下,水急浪涌,不能泅渡;桥上,敌人机关枪疯狂扫射,无法通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和萧林达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抢在机关枪扫射的间隙中飞奔过桥,迅速转弯,进入了安全地带。当他俩追上部队时,周立波十分风趣地说:“原来子弹拐不得弯,我居然掌握了这个作战的基本知识,这一年的仗没有白打!”

1946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事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时期。10月,周立波来到了东北哈尔滨。为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时,东北局正动员干部下乡。周立波积极响应东北局的号召,带头报名,作为一名土改工作队员到松江省珠河县(不久改为尚志县)元宝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不久,中共珠河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副书记。

当时,经过日寇和伪满洲国的多年轮番统治和残酷压迫,东北农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仍然盘踞在大城市的国民党军和乡下的土匪武装的骚扰,又给工作队发动群众的工作制造了重重障碍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周立波和工作队员一起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亲切地找贫雇农谈心,很快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47年5月,奉中共松江省委调令,周立波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主办《松江农民报》。周立波在办《松江农民报》期间,一面编报,一面回味在元宝区参加土改的那段斗争生活,在夫人林蓝协助下,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动笔前,他打算借东北土地改革的材料,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表现我党20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欢,共四部,80多万字。起笔后,用50天时间,写出上卷初稿,后根据省委意见,于7月携初稿前往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在周家岗历时4个月,他一边工作,一边对《暴风骤雨》上卷初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他根据发生在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真实素材,加工提炼,演化为小说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情节。同时,他把这里农民英雄温凤山为追捕逃亡地主而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添加在书中艺术典型赵玉林的故事里,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加闪烁出艺术光彩。

上卷完成后,周立波一有机会就继续深入生活,先后到过拉林和苇河的村屯,访问过呼兰县的长岭区。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开始写作下卷。中共中央东北局十分关心周立波的创作,专门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专心写作。40天后,《暴风骤雨》下卷写完,次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改斗争的最初一部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问世后,引起轰动,堪称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之典范,是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作为土改工作必备参考书。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文协专门召开《暴风骤雨》座谈会。1949年6月,《暴风骤雨》被作为东北地区的优秀作品之一,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1年年底《暴风骤雨》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随后,《暴风骤雨》又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1959年,林蓝将《暴风骤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1961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影片。

在《暴风骤雨》下卷写作的同时,周立波调到东北文协,主编《文学战线》(先后在哈尔滨、沈阳两地出版)。次年又被任命为鲁迅文艺学院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曾热情鼓励、支持并指导作家管桦进行《小英雄雨来》的中篇小说创作。6月,周立波离开东北。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第一次会议,为东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团9人团委之一。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立波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并和郑振铎一起担任全国文协研究部负责人。第一次文代会后,周立波调文化部编审处工作。

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周立波担任了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的文学顾问。这是周立波首次步入影坛,参加电影创作和摄制工作。为了拍好影片,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动展现中国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新中国的锦绣山河,他和苏联导演一起走访了我国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他还同工作人员一起,从北京出发,历经上海、韶山、井冈山、瑞金、南昌、延安等革命纪念地,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创业道路上,拍摄了许多至可宝贵的镜头。

1950年6月,周立波和刘白羽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了苏联。在为期3个月的友好访问中,他广泛交接苏联文学艺术界朋友,在苏联人民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1951年,影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这样,连同年底获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起,周立波就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周立波把自己荣获的全部斯大林文学奖金捐献给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为此,《人民日报》专门报道和表彰了他的模范事迹。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大批干部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到工业战线上来。周立波是这批干部中的一个。1951年2月,他马不停蹄,征尘未洗,就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热情,来到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在这里,他一边参加工会的办报工作,一边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历时5个月,学到了许多工业生产知识,进一步熟悉了工人的生活。6月,他奉调回文化部,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职。这时,周立波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的创作,于次年2月写出初稿,并两次修改。

1953年,他再度回石景山钢铁厂,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改写《铁水奔流》。1954年,周立波带着创作中的问题,又一次深入工厂了解技师和工人生活,再次修改定稿。1955年5月,《铁水奔流》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首部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也是周立波继续沿着毛泽东《讲话》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不断扩大自己创作题材的尝试。

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的时期里,周立波依据对群众生活和创作状况的实际考察和认真思索,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正直作家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1961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对改善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扩大创作题材领域,恰当安排作家深入生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他痛感于文学创作中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倾向,和邵荃麟、赵树理一起,提出坚持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英雄人物、转变中的中间人物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以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画廊的正确主张。

1963年6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会上,周立波发言,明确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认为不能草木皆兵,把什么问题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可惜的是,这些正确主张,当时不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后来还受到不公平的批判和攻击。

1966年1月21日,周立波应广州《羊城晚报》约请,写作并发表著名散文《韶山的节日》。作品生动记叙了毛泽东1959年6月在罗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里访问的情景。周立波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敬仰之情,歌颂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但由于作品提到了杨开慧烈士,这就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刺痛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江青公然声称这篇散文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竟责成中宣部下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

2月,在林彪、江青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再次露出杀机,攻击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创作思想就是“好人最后要死”,“塑造起一个英雄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林彪、江青等人向周立波大兴问罪之师的一个信号。4月23日,《羊城晚报》根据读者要求,再次发表周立波修改后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这更使林彪、江青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先后6次公开点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并且祸及《羊城晚报》和中南局负责同志,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轰动一时的“韶山节日事件”。

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兴风作浪,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从此,周立波在湖南被扣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受到残酷迫害和批斗。在江青授意下,所谓“造反组织”还以“监护审查”为名,将周立波非法监禁长达5年之久,使周立波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备受摧残。

然而,就是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在那不见天日的黑暗岁月中,久经考验的周立波,也不曾对党、对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信念产生丝毫动摇。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他没有丝毫的怯懦。在那一场场恶作剧式的所谓批斗会上,周立波常常是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把“四人帮”的黑爪牙驳得哑口无言。

1973年10月,周立波解除“监护审查”;1975年初回北京治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过问下,周立波被正式“解放”。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立波闻讯后,欣喜若狂,感怀赋诗,抒发重见天日的情怀。1977年春,被“四人帮”打入地狱的一批优秀作品重见阳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集重新出版。

1978年1月,《湘江文艺》发表《“韶山的节日”的事实真相》。不久,《南方日报》应广大读者要求,重新发表散文《韶山的节日》。3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登《韶山的节日》和罗瑞卿的《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为“韶山节日事件”平反,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作者和受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

6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著名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是一篇以当年三五九旅旅长、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为模特儿的军事斗争题材小说,是一部计划中的反映1944年随军南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试笔。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评为全国1978年度短篇小说一等奖,展现了晚年周立波向新的艺术高峰迈进的势头。

但不幸的是,因在十年浩劫中备遭摧残,积劳成疾,周立波在发表了这篇小说之后竟重病不起。这篇小说成了他50年革命文学创作生活的终结之作。1979年8月29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期间,周立波在病床上吟诗一首《祝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是他一生的绝笔之作。

艺术群英集一堂,

放谈国庆好时光。

扬眉奋笔歌四化,

万里文园百艳香。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对“四化”大业必定成功的信念,对社会主义文艺美好未来的祝愿。

9月25日凌晨3时59分,周立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9月28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王震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扬、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遗体告别。11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穷、胡愈之、张平化、夏衍等领导同志和文学艺术界代表5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  

来源:《中华魂》2018年第1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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