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汉奸、日本间谍吉思恭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把魔掌伸向延安，不断派遣汉奸、特务混进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展开谍报活动。他们到处侦探消息，窃取文件、摄影测绘、暗杀行刺、施放毒药，甚至刺探中共中央领导的行踪，图谋行刺。日伪还在边区内收买地富分子以及土匪兵痞，指使他们杀人越货，进行武装破坏。延安形势极为复杂，安全环境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巩固，中央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具体落实到陕甘宁边区，名字叫边区保卫处。在延安市成立了公安局展开锄奸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公安局。最初是从八路军中抽调精干人员去当警察，这支延安的警察部队，以后发展成为人民警察的前身。为了真正发挥群众锄奸的政治优势，使之成为民众所关心的工作，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相继实行锄奸工作作风的转变，打破锄奸工作的孤立化和神秘化，发动群众，编织锄奸的天罗地网，“政府与民众协力扑灭汉奸”，让日伪特务间谍无处躲藏。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于1937年7月9日成立，由董必武兼任院长，雷经天任法庭庭长。不久，董必武调往重庆，由雷经天代理院长并兼法庭庭长。雷经天提出，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抗战胜利，保卫民主政权，保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利益”。据此，边区法院和公安部门密切配合，每当捕捉到汉奸后，并不是简单地军法从事，而是进行锄奸教育，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汉奸，然后再作处理，有力打击了日伪破坏边区的罪恶活动。公审汉奸、日本间谍吉思恭便是一例。

吉思恭，又名吉尔悌，别号云僧，1935年华业于杭州药学讲习所，到陕西防疫所当实习生，因品行不端和贪污被开除。之后，他冒充防疫所技师招摇撞骗，于1936年又被开除。1936年9月，吉思恭被日本情报机关看上，被送到设在张家口的间谍训练班参加特训，学会了测绘地形、使用化学品等。在多处收集情报、绘制地图，并秘密地报告给日本特务机关，每月领取日本津贴300元。

10月绥远抗战爆发后，日本特务机关就把他派到绥远，当时一共有8个人，其中7人都被傅作义部捕获，吉思恭因伪装高明，傅作义部一时找不到证据，就释放了他，使之漏网。西安事变后，吉思恭受日本间谍机关委派，打入国民党27路军医务处任司药。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西安为日军四处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日本特务机关为获取延安共产党的情报，便命令吉思恭设法进入延安。

1937年12月15日，吉思恭化名马克志，谎称自己是抗大政训处处长，在西安“八办”门前骗取了两名前来报名参加陕北公学的青年女性的信任。28日，他将其中一名女性“介绍到耀县做联络工作”，而带领另一名女性前往陕北，游荡在渭北、华阴等处，一路上绘制地形图、打探驻军番号，遇到有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他便拿出白纱布做成识别信号，为敌人指引轰炸目标。他还四处造谣，散布抗战失利、前线崩溃的谣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经过侦查，掌握了吉思恭的罪证，于1938年1月27日将其逮捕，解送延安讯办。

1938年3月27日傍晚，在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了公审汉奸、日本间谍吉思恭的大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学生以及延安机关团体的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等七八千人参加。担任此次审判的审判长是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成仿吾、莫文骅、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代表担任陪审官。公审法庭把汉奸吉思恭用以化装的衣服、替敌机打信号用的白纱布、白旗等罪证加以示众，吉思恭认罪，最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边区保安处负责同志也讲了话，号召军民以此为例，广泛开展反汉奸宣传，严拿汉奸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