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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风

李春发

2018年02月12日08:0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编者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亲情血脉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高度重视家风。”他们诸多有口皆碑的优良家风,是当代中国社会和家庭建设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本栏目从2017年12期的《毛泽东家风》开始,将陆续推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系列文章,以倡导社会新风,推助构建和谐新时代!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济如何发展,世人仍需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将家庭建设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牢固基石,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起点。

毛泽东的家庭有着同亿万普通家庭一样美好的情感操守,也因其独特的身份、经历和地位,而有着不同于普通家庭的风雨坎坷、悲欢离合及更为人瞩目的治家压力,他严以持家、立守规矩,用真心经营着家庭,用真情维系着与韶山故土的亲情,更用言传身教,将廉洁的党风、政风融入到家风之中,彰显了独特的家庭韵味与教子风格:以爱为本,平等交流;激励为主,严格要求;立志立德,循循善诱。其家风,是教育家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勇于奉献、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的良好作风,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民众所称道的平民作风。

言传身教严以教子

毛泽东对子女在“三观”和为人品德上一向高要求。他一贯将自己视为普通一员,教育子女也要以普通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用普通人的眼光对待他人。

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先是让岸英脱下那身苏军制服和大皮靴,换上自己穿过的旧棉衣棉裤和江青用边区纺的粗毛线织的毛背心、毛袜子。不多久,他又让儿子从自己的住地搬到中央机关去住。他还问岸英:“你吃什么灶?”岸英如实地回答:“中灶。”毛泽东一听便有些生气,责问道:“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岸英肠胃虽有毛病但仍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意见。毛泽东又开始教儿子如何待人接物:“你回到了国内,要按照国内的习惯方式来生活,不论吃饭还是穿着,都应该按中国的传统方式和人们交往。”稍微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你先去探望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细(小)的。年纪大些的,你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差不多大的,或者喊哥,或者称同志,不要随便喊人家的名字。”停了停,他又说:“都是参加革命好多年的,他们对革命有贡献,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要多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儿媳刘思齐、小女儿李讷合影。

不久,毛泽东还让岸英深入社会这个大课堂,拜工农为师,上“劳动大学”,向实践求真知。毛泽东把岸英带到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跟前说: “这位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哩。”随后指着岸英对劳模诙谐地说: “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上过外国的大学,没上过中国的大学。我拜托给你,请你带他上咱们中国本土的‘ 劳动大学’。”劳模惶恐地说:“咱这叫什么大学啊,咱啥也不懂。”毛泽东谦虚地进一步点明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能多打粮食。”劳模这才信心十足地说:“这些我行。”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岸英: “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岸英痛快地答应着并换上父亲送他的打补丁的衣服和鞋子,背上一斗半小米和几斤菜籽,来到南泥湾开始上劳动大学。期间,毛泽东利用去南泥湾视察间隙特地看望岸英。当发现儿子的手依然白胖少茧时,严肃地说: “你还不能毕业呢!”并指着那位劳模手上的血泡老茧说: “他是你的教授,你要好好向他学习。”岸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从此,岸英牢记父亲的谆谆告诫,有意识地加强锻炼,吃苦耐劳,用心学习。他起早贪黑地同老乡们一起抡大镢头、起圈装粪、施肥犁地,学着干各种农活儿。每次从山上劳动归来,他总要捎回一捆柴禾,送给烈军属。1946 年下半年,由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形势紧张,加之要学的农活基本学会了,学了 50 多天农活的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晒黑的皮肤,摸到手上结满厚茧,十分满意地说: “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你学习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1947年10月8日,在给岸英的信中,毛泽东教育儿子:“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岸英十分珍视父亲在这封信中关于人生、事业的那段教诲,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严格约束及规范自己的言行。

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重任。这是一项危险系数很高的工作,但毛泽东却没有阻止,因为他明白:岸英必须要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让儿子到工厂学习管理生产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

随后,毛泽东又支持与鼓励并满足了岸英要参加志愿军的请求。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他家已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 5 位亲人。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岸英的牺牲让毛泽东万分悲痛。当彭德怀就岸英牺牲经过详细作汇报时,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同普通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他经常教导子女: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1956年的一天,毛泽东在院里散步,问身边卫士:“依你看,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卫士爽快地回答:“都挺好,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上进心;对我们都很尊重,身上没有高干子女的那种优越感。”毛泽东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卫士说:“主席,您还想叫她们怎么吃苦?比起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她们吃的苦只多不少。”毛泽东不同意,摇头说:“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路不对头,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给她们定下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食堂嘛,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不是这样吗?”卫士争辩道:“主席。您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大多数城里人家的伙食,未必比学校食堂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毛泽东收起笑容,严肃地说:“你为革命做了贡献么,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勤俭节约,是毛泽东严以持家家风的重要表现。他生活上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还注意言传身教给子女们。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生活管理员非常为难。

后来,卫士李银桥制定了一份 《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看后认为每天 3 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 3 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毛泽东的生活用品总要用到彻底,即使破旧不堪了也不允许随便丢掉。他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因此其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开国伊始他做了一件睡衣,一穿就是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下了73个补丁。

谈起父亲的家教,长女李敏最深有体会。她曾经回忆说: “父亲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她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求他们要艰苦朴素。解放后生活好些了就让他们穿得不要太奢侈,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好了。父亲还要求他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尊重,要对他们友好。

让李敏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了一桶咖啡和牛奶等,要给毛泽东的孩子们改善伙食。大师傅就给孩子们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面包、黄油,孩子们则兴高采烈美滋美味地享用了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平时,他们的早饭都是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蒸出来吃,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标准饮食。这件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他马上召开家庭会议,对孩子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会上,毛泽东让大师傅报告了每月伙食标准。他严肃地告诉孩子们今年国家财政收入是多少,要他们的生活不能超标。并批评说不许他们这么吃,还是要吃中国饭,要喝稀饭,吃馒头片。他说馒头是中国的面包,香得很。

孩子们有的觉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黄油都要受批评,有点过分。李敏还能够接受这种批评,因为她毕竟吃苦多些,曾在苏联挨过饿,就吃馒头喝稀饭,觉得也挺不错。而幺女李讷当时还小,认为这又不是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委屈得哭了。平时对她疼爱最多的爸爸未因她掉眼泪就表露出心疼。可见毛泽东管教子女很讲原则,严宽有度。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后来一直也影响了李敏对孩子们的态度。她说: “我儿子也穿他爸爸穿过的衣服,妹妹穿哥哥的衣服。”

其实,并非他们没条件过得好一些,当年一些国家元首送给毛泽东的贵重礼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他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就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就送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东西从未落到过自家人或孩子们的手中。李敏说:“我们这些孩子大都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看到。”

毛泽东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后毛泽东就不再补贴他们家用,理由是: “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李敏说自己参加工作后就再没向父亲要过钱,父亲也说到做到,未再给过她钱花。

在具体的饮食安排上,毛泽东始终奉行简单适度的原则。他很少按照保健医生的安排吃所谓的营养餐。每日三餐,他吃得很普通。只有在生日时才同意多加几个菜,叫上家人和工作人员一起吃。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算是儿女们享有的“特殊待遇”了。要知道,毛泽东还有一条家规,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儿女们与他同桌共餐,儿女们平时都是去机关食堂就餐。当然,毛泽东的生日餐并不算是生日宴会。他非常反感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

毛泽东对幺女李讷疼爱有加,但也一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努力过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李讷。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

李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因为从小上干部子弟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学习了《庄子·秋水篇》 后,认识到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父亲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兴。1963 年 1 月 4 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指教: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一月十五日

因为毛泽东相信,干部子女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培养自主自理能力,是增长社会能力的必要途径。这让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

立守“亲友规矩”三原则

毛泽东的家风,除了至亲的夫人子女之外,还需拓延到他如何对待亲朋好友上。对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他总是给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可是这种关怀总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从不离开某个度。

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寄钱寄物,并接他们上京。但是,当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提出请他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到北京工作的要求时,毛泽东都未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他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他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

为此,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甚至他给亲友回信直接就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关照发妻杨开慧的家人。开国伊始,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区要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恢复生产,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慧哥哥杨开智曾很抱希望地给毛泽东写信,想靠他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在谋私方面开方便之门。他为此还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去电报,并另有一封给杨开智的电报,请王首道转送。毛泽东给王首道的电报中称: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能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那封电报中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可见,毛泽东对待亲友的思想和做法既感人又不失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戚也常上京看望他,有些人回去后很神气,不把当地政府干部放在眼里。他知情后给乡政府写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其表兄文运昌曾给田家英写信开列了 14 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予相应照顾安排。名单转到毛泽东手里,他毫不犹豫当即批示:“不能办……”

那么,毛泽东对待其他故旧、好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照样一贯秉持这样一个好传统:公事是公事、原则是原则,感情归感情、私谊归私谊,绝不因私谊而废公事,因感情而弃原则。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批示信,内容是这样的: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 (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原来,是有人请求毛泽东推荐李淑一去国家文史馆当馆员。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柳直荀是我党的先驱者,早年与意气奋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同为新民学会成员,是毛泽东的挚友。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先后任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红八师政委,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过巨大贡献。他既有大功于革命,又遗厚谊于领袖。如今,烈士的遗孀“年长课繁,难乎为继,给这样一个人推荐一份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应不是什么为难事。而且以李淑一能诗善文的才气,加上与杨开慧夫妇的深厚友谊,于情于理毛泽东举荐其为文史馆馆员,实属当然。

但毛泽东犹豫半天、考虑再三后最终毫不含糊决定:“未便再荐”,愿以自己稿费相助。他之所以为难是因对如此有功、有谊、有才之人,自己竟然不能为其推荐一份工作,保障其有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最根本原因在于:他心中时刻牢记并恪守着“规矩”二字。

从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看出:他曾向文史馆推荐过馆员,结果竟“没有录取”。他明白了“文史馆资格颇严”,这就是文史馆选人的“规矩”。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就是合乎“规矩”;否则是不守规矩。 因此,尽管他凭借当时的崇高威望和地位,向文史馆举荐一名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烈士遗孀,也许并非难事。但他恰恰考虑到了举荐人才应遵循的“规矩”,最终才“未便再荐”。

比以上“规矩”更进一步范围广泛、内容明确、要求严格的“三不原则”,则是毛泽东曾说过的自己的“亲情规矩”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父亲不徇私情、严于律己,言传身教中自然给了岸英很深的影响。岸英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亲属中违反原则的事情。他外婆的本家亲戚向三立托他帮助安排一个好工作岗位,捎信人也讲:“帮帮忙,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当他了解到这是外婆家里不少亲人们的思想状况后,当即写了封长信: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 (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封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

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 — 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 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 — 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岸英在信中本着对亲戚、对长辈负责的态度,直截了当、毫不留情、苦口婆心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非常精彩地阐述、非常深入地剖析了某些人想搞“裙带关系”“跑官要官”的严重危害和整治不正之风的极端重要性。

来源:《党史文汇》2017年12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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