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1867年冬，清末学者王韬根据自身见闻记录了普法战争的有关情况，连载于香港的报纸上，并于1873年以《普法战纪》之名出版，其中有涉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但这些文章大多被视为域外奇闻，没有引起关注。

1899年2月到4月，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名为《大同学》。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并节选翻译了一段《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

1903年2月，上海《新世界学报》著文介绍梳理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的详细内容，其中四次提到《共产党宣言》，称其为“一大雄篇”，文章中还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几乎同时，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发表了马君武的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列举26部著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的参考书，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次第刊发了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摘译的《共产党宣言》及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纲领”。

1907年12月30日出版的《天义报》13、14卷合册上，刊载了“震述”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附录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附录篇名为《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1908年3月15日，署名“民鸣”的留日学生根据日文译本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以及恩格斯写的英文版序言，刊于《天义报》。刘师培（署名申叔）在《天义报》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序》，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译序。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宣言》不断被报刊提及，但由于北洋政府和封建军阀的“文化围剿”，进步书刊的译介、出版和传播进展缓慢。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不同渠道涌进国门，这其中，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李大钊。1918年底，李大钊就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8个自然段。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载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标题为《共产党的宣言》，译文和按语均使用白话文，译文更加准确。

此后，李大钊在其主编的北京《晨报》分三期连载了渊泉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其译文中的语言表述已非常接近后来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文体。几乎同时，谭平山在《新潮》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德莫克拉西”之面面观》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十项革命措施”，登载在1919年8月19至21日的《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上。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标题为《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文前译者加了序，载于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第2卷第1号上。

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组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即马克思）学研究会”合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印发少量油印本供当时进步分子传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