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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派员至刘大同家劝其出山,遭到当面呵斥。日本人恼羞成怒,派员刺杀。刘大同撰写了《被难自述》,记述了这次事件,并言:

“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

逄春阶

2018年03月08日09:49    来源:大众日报

原标题:“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

要不是新闻界前辈的提醒,对刘大同的了解,我还会等很长时间,也许永远无缘。缘结于2017年夏。刘大同是安丘市景芝镇芝泮(过去写作“盘、畔”,后统一写“泮”)村人,他别号“芝里老人”。小村在浯水岸畔,离我家不到五公里。惭愧惭愧,有眼不识乡贤。

2017年7月31日和8月17日,我两次来到刘大同故里,见到了刘大同的曾孙刘自力、曾外孙李经国,还有刘大同的远房亲属。第二次见面,恰逢夏雨过后,与刘大同后人同酌景芝老白干,就着正宗芝泮烧肉(“芝泮烧肉”是地方名吃),谈关于刘大同的逸闻趣事,遥想先辈把酒临风恒念桑梓的一个个细节。诚快哉事也!

刘大同长我一百岁,1865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生,享年88岁。以刘建封名行世46年,以刘大同名行世42年。如果剖析他的一生,前半生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辗转东北、日本、广东等地,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诸如踏勘长白山,寻找三江之源,以科学的论证维护了祖国疆域的完整;倡导移民殖边,建设东北边陲;成为安图县第一任知县,发动辛亥安图起义,首倡共和;投身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为国家和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后半生退居津门和泉城济南,成为书画家和古物鉴赏家,办过画展,出过诗集等。有人言,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刘大同“退居沽上,不谈时政,专以著録金石、研究书画以自娱”。其实这是误解,他并没有消沉隐退,而是仍然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有人向他索画,他题“墙外一枝梅,年年向我开,纵无人著眼,也自报春来”。这是其内心的写照。

西安事变前后,刘大同在天津法租界创办《渤海日报》,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进行抨击,天津国民党市政当局曾找到刘大同,命其停刊。遭拒绝后将报馆关闭。

天津学者曲振明著文说,1938年12月,刘大同在英租界孟买道义庆里40号的住宅,闯入三名持枪的蒙面人,将刘大同绑缚后击伤,还掠走一些物品。事后,英国工部局警务处介入调查,“然因限于英、法租界以外无法探问,故侦查工作势须中辍”。这起事件看似是一起盗抢行为,实际上是日寇实施的刺杀行动。

刘大同在津的生活十分清苦。1933年满洲国傀儡政府粉墨登场,为讨得中国知名人士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日本驻屯军曾派人找刘大同,以借款两千万为条件,要求登报承认,当场遭到拒绝。其诗云:“冰魂真果本天赋,玉骨从来喜雪培。秘语群芳花姊妹,人无气节是凡材。”日军侵占华北后,日军驻屯军司令几次派人到家,许以伪职,均被断然拒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本驻屯军又派员至刘家劝其出山,亦遭到当面呵斥,使日本人恼羞成怒。随之派员刺杀刘大同。刘大同虽年届古稀,但他的刚烈气节和傲骨,不为日寇恐怖活动所吓倒。事后刘大同撰写了《被难自述》,记述了这次事件,并言“头颅虽碎依然我,心地无他敢对天”。

曲振明先生认为,刘大同当时是被人用枪托击打的,事后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家人曾推测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但据1945年刘大同所书的条幅所记方知是日寇所为。条幅云:“独向孤山把酒樽,冰肌玉骨见香魂。任他风雪十分苦,不受东皇半点恩。九卉那堪于姊妹,群芳虽好乃儿孙。问谁能长梅花岭,唯有癯仙劲节存。”注云:“卢桥事变,余蛰居津沽。日军促我出山,余坚辞,曰:吾民国人,决不能受贵国天皇支配。旋被暗杀,未死。爰咏梅以明吾志。”

日本投降前,有日商返日前,以洛阳道花园洋房一处相赠,被刘大同拒绝。他说:“不要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仍住在老房子里。

刘大同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矢志不移。

刘自力听老奶奶回忆,一次大搜捕时,刘大同的同乡、革命人士李宇超被追捕,跑至刘大同家附近时决定上门避难。进门后李宇超说:“老师,我正遭追捕,无路可逃了,能否在您家躲一躲?”刘大同毫不犹豫地将李请进了客房,说:“就先住下吧,我这里没人敢来搜查。”遂派家人看看外面,街上正在挨门挨户地搜查。

李宇超在刘大同家一住就是一周,等到风平浪静了,李宇超才离开刘家。离开前李宇超连声说:“躲过此劫,全仗老师,感激不尽,终生难忘!”解放初,李宇超任中共华东局山东分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职,仍没忘记那次惊险避难的经历,经常去刘家做客,关系十分密切。

1947年后,刘大同来往于天津、济南之间,在济南大明湖畔百花洲定居,创办“明湖画社”,以卖字画糊口。刘大同对晚年居住的泉城充满好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实现了刘大同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携夫人专程到天津拜访刘大同,共庆国家新生。刘大同欣然写道:“人人盼共和,徒唤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

刘自力说:“我老爷爷对孙辈们再三叮嘱,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要有一技之长,方能立足于社会。无论是谁,也不准不劳而获。老爷爷在手书中写道:‘作农宜富不宜贫,作官宜贫不宜富。作农而贫是无才也,作官而富是无德也,无才无德之人乌(“乌”通“无”)足以言人。’老爷爷百年前的这些话,至今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

刘大同对子孙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子孙靠他的关系去谋职。所以,刘大同的后代中,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没有一个靠他的关系捞取一官半职,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学识立于社会。

刘大同的夫人王玉珍(刘自力的曾祖母)在津期间,虽生活条件较好,仍没放弃学习技术。刘大同鼓励她学习机器绣花。回济南后,在济南刺绣厂她创造了“长针绣针法”,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鲁绣针法的创始人。她的作品《虎啸》《鹿鹤同春》等有的选送人民大会堂,有的远销海外。

芝泮村见过刘大同的已经所剩无几。83岁的李经国是刘大同的曾外孙,退休前在青岛四方区商业局工作。他对我说:“我奶奶是刘大同的闺女刘月英,刘月英日文很棒,芝泮村叫日本鬼子围住了,刘月英就出村跟鬼子说了一通,说村里都是妇女孩子,日本鬼子很惊讶,在景芝竟然还有会说日语的。传说,日本鬼子一个当官的,还到我奶奶家吃了一个地瓜,就撤退了。1945年,我见过我老姥爷,当时我10岁,老人家有一米七多,非常清气,留着长发。他的右手不大好使唤,多用左手写字作画。”李经国的父亲跟随刘大同多年。李经国受曾外祖父影响,17岁习武,练了8年,写出《拳谱》一部。

68岁的芝泮村村民刘之春回忆,1966年刘大同的儿子刘平等从天津遣返回家劳动改造,“我当时在村里当保管,村里的技术队里有两间小屋,他住着。人很斯文,和善。村里人也没难为他,当庄当疃的,彼此都熟悉,平反后回去,小院子里种着无花果,他把一棵给我栽种。”

刘大同的名声在老家,特别是年轻人中,已经所知甚少。倒是在吉林,他的名气很大。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拨款20万元,复原了当年刘建封踏勘长白山时所立的石碑三通,并在长白山风景区广场中,为刘建封竖立了塑像和纪念碑,以示永远的纪念。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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