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的重要“思想原料”

　　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据史料可知，毛泽东这里所读的“经济学”，具体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毛泽东在写这封信的前20天，即于当年12月10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他带领这个“读书小组”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这本苏联教科书。其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下了一些批注，由此形成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本文根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中的有关材料，对这个谈话中的若干见解略作辑录和评述。
　　关于“权利观”。教科书说：1936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对此，毛泽东批注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评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于前者是为大多数劳动者服务的，使广大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根本权利。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劳动者权利的观点，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权利观和民主观的理解，特别是他明确地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本质内涵的深刻认识和揭示，这些权利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教科书中引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这句话，十分认同，他评价说：“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与权利相统一的认识。
　　关于“利益观”。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成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指出：“‘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并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怎样正确对待“利益”？这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对此问题做出了提纲挈领的回答，集中体现了他的“利益观”，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物质利益是重要原则，但不是决定性动力；二是强调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三是教育人民树立为集体、为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思想觉悟。
　　关于“革命观”。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阶级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样的冲突地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紧接着，他对“革命”做出了一番深刻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在比较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又进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观”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他心目中的“革命”，不仅有政治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还有非政治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回事。历史地看，毛泽东的“革命观”，为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等重大论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关于“摆架子”。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合作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他还不无忧心地指出：“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可以说，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谋取利益、争取平等权利，是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忠贞不渝的价值追求，因此担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权、摆架子、脱离群众，成为他难以放下的一大心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郑重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警示。然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党内果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特权思想、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和警惕。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逐渐滋生和蔓延开来，严重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有着高度的政治清醒和行动自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严厉整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使党得到了革命性锻造、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今天，重温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可以发现，类似上述的深邃见解和思想火花随处可见。可以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蕴涵着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深刻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来说，要完成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有必要重视和发掘这笔“思想原料”中蕴藏的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