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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一封少女的血书

张昌华

2018年03月29日09:15    来源:解放日报

于有声处听炸雷。

电影《无问西东》犹如丁酉隆冬的一声炸雷,响彻在影迷的耳畔,闪现在观众的眼帘,澎湃在你我的心中。观影者点赞最多的莫过于沈光耀了。众口一词称他是有勇有为有思想敢担当的男子汉,真正的民族脊梁。

在祖国遭受蹂躏之时,甘于为国捐躯者甚众,本文中一位14岁的少女就是其中之一。她有着与沈光耀相似的家世背景,她的父母是文坛耀眼的作家陈西滢、凌叔华,但这个在大后方求学的小姑娘一心想要冲向前线——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

一封不让须眉的女子血书

近日,圈内的一位朋友给我传来文字图片,全文如下:

西历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农历六月十六日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晚十二时半对月空宣誓:

从此日起我已与中国(中华民族以及全体人民)结褵,合而为一,永远尽忠事他,竭我最大的精力,防止一切罪恶不正,污垢他的面目,将我腕力身体灵魂交付于他,决不将心力分在任何别的人事物事上,为他生为他死,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此誓。

天地日月星辰以及亡故之诸伟大魂灵共鉴

陈铁云谨誓(印)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这是一篇效忠祖国、民族的誓言。用毛笔书在大白纸上,其纸已泛黄发脆,折印重重,蚀迹斑斑,用指血写的“我祖国万岁”几个字依稀可辨,至今已七十三年矣。从字面上看,气概凛然,文意畅达,国家情怀跃然纸上,有硝烟疆场绝笔之慨。字迹一笔一划,有铁画银钩之形,有点民国文艺范儿。尽管在遣词造句上或有可斟酌之处,仍不失为掷地有声。

读罢,我心为之震撼良久,旋问上传的朋友:“陈铁云是谁?”手机上跳出两个字:“我呀!”我,陈铁云者,陈源(陈西滢,字通伯)、凌叔华之女陈小滢也,刻下已是八十有六的耄耋老人矣。可谓沈光耀第二——陈小滢的家境与沈光耀类似,其父陈源博士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为国民政府委派到英国任中英文化协会主任,赴英宣传抗战,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其母是“家世胜过张爱玲,才情不输林徽因”的凌叔华。不同的是沈是西南联大的莘莘学子,五尺男儿,陈是乐山武大附中初中部的小女生。巾帼不让须眉。

一颗从军救国的少女心

小滢是与我有25年过从的老朋友,她的儿时玩伴杨静远、吴令华等与我都有交往。她的这篇誓词引起我莫大的兴趣,遂作电话采访,搜罗相关资料,梳理出她童年、少年时的形象。

小滢儿时父母忙于教学、写作、编刊物,无暇管她,她便成了十分任性的野孩子,爬树摘果,下河摸鱼,在草地上打滚,“疯得很”。她聪明、勇敢、活泼、调皮,大家都宠她,她无形中成了小伙伴们的“魔头”。小学、中学同学吴令华(吴其昌女)说:“小滢爱出花点子,小学四年级时我画了一只鹰,老师说画得不错,让我把背景修改一下留作成绩。小滢非要我把背景涂成黑色,结果面目全非,我懊悔死了。”小滢说:“你画的是我,我是勇鹰,在夜里翱翔。”吴令华辩白坚说画的是自己:“我是山鹰在山顶上飞。”两人吵了起来,吵哭了。

吴令华回忆,小滢每干一件事总要鼓动大家一起干。有一次,她要我们女生每人以一种水果给自己起个新名字。有叫“樱桃”的,有叫“葡萄”的,小滢别出花样说她叫“梅苹”,梅子加苹果。高人一招。更有趣的是她胆大,敢出老师洋相。教英语的老师是四川人,走路喜欢摇摇摆摆,英语单词“美丽”beautiful,发音如同“冰铁壶(读扶)”。一次上课,那老师迟到,小滢便在教室前扭动身子学他一摇一摆地走路,嘴里念着“冰铁扶,冰铁扶”。后来“冰铁扶”便成了那老师的绰号,在学校喊开了……小滢与班上女生郭玉瑛、杨衍枝搞“桃园三结义”,还不过瘾,又与男生李勇直、方克强结拜把兄弟。抗战时,她给自己起个名字叫陈铁云,说自己是女孩身男儿心;说“铁”,意坚如铁,“云”,柔情万丈,以致小伙伴们跟在她屁股后叫“铁兄”“铁姐”“铁弟”“铁妹”。

抗战的日子,同学们在她的纪念册上的题词都很震撼:“铁哥,我不出力谁出力?”(方克强)“铁弟,我不流血,谁来流血?”(李永直)“要做大事,须立大志,要立大志,须在小时!”(方克定)这些少男少女血管里流动的爱国情怀,与西南联大的学子沈光耀们一脉相承。

陈小滢告诉我,当时日寇进攻武汉,武大便迁到乐山,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小滢在此时写下的誓言。小滢为国献身的意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据她的同学郭玉瑛(时武汉大学机械系主任郭霖女)回忆,她俩与杨衍枝(时乐山仁济医院院长女)三人于1944年12月1日,刺破手指写血书,歃血为盟,要求弃学从军,后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小滢寻死觅活,痛苦极了。这段史实,她的干姐杨静远(时武大教务长杨端六、教授袁昌英之女)在《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载:

……晚饭前郭么姑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陈小滢、郭玉瑛、杨衍枝报名从军了。真想不到这三个热烈的孩子居然这样做,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他们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单纯的热情冲动使他们有所行动。但她们都只有十四岁,够不上兵役年龄。当然小滢的事我们家非负责不可。(时小滢父亲在英国,母亲在重庆,把小滢托付给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笔者注)晚上爹妈劝她:年龄太小,去从军是白牺牲。她难过极了,恳求妈妈不要阻止她。(1944年12月1日 星期五)

小滢一夜没睡好,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国家了。我惭愧,我就不能为国家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她比我起得还早,在灯下读《正气歌》。我五点多起来,我们在刺骨的风中生火,好容易才生燃,烧了水,我刚赶上上俄文。战事真是步步吃紧,今天广播说已打到六寨,是贵州边境,唯一可守的南丹险要早丢了,眼看就到贵阳了,大家心乱如麻。女同学们讨论着,觉得唯一出路是去从军……小滢这一回可怜极了。一个14岁的孩子,怀着满腔热忱要献身给国家,不料这样纯洁的行动却给她招来人间最丑恶的反应,她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都讽刺她们三个出风头。她心碎似地说:“中国人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有着美丽幻想的孩子,这该是多大的幻灭啊!我也不能安慰她。我的心像铅一般沉重。(1944年12月2日 星期六)

那年她只有14岁

夜深人静,小滢决定从军后,便铺纸挥毫给时在英国的父亲写信倾诉。陈源接到信后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而自豪。当时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加编者按刊发了这封信。摘要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经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反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靡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她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堂弟)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次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乐山全城沸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武大附中的师生们举着火把自发游行,绕着乐山游了一圈又一圈。游行归来,小滢忍不住内心的狂喜,又给父亲写信。信云:

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恩钊家大嚷,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来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地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耍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边街,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了的军民,遂很严肃地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

女儿小滢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英伦喜觅良缘

1946年,小滢随母亲去英国与父亲团聚。在伦敦大学和马德里大学学习中、英、西班牙、法、俄等联合国通用五国文字后,转入美联社驻香港分社和英国BBC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以后又考入BBC国际部,先后任记者、播音员,获永久职位。1964年,小滢听说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1924—2010)在指导伦敦大学汉语班的学生排练京剧折子戏 《打面缸》,便以BBC记者身份采访他,由此相识成为朋友,1970年结秦晋之好。天下何其之大又如此之小,且不说秦乃瑞与陈源20世纪50年代便认识,而秦乃瑞这个名字又是陈源的朋友萧乾为他起的。

秦乃瑞与中国渊源很深,1954年英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是翻译,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5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结识老舍。21世纪初,秦乃瑞联合英国其他文化名人,为老舍的伦敦故居获得官方命名做出很大的努力,最终得以实现。

国庆50周年,他与陈小滢都应邀出席天安门观礼。1989年退休后,秦乃瑞一如既往关注、研究中国文化,晚年抱病完成30万字的《鲁迅生命和创作》。逝世后,家属遵其遗愿,将一半骨灰带回中国葬于无锡陈氏墓园。因小滢关系,笔者有缘结识乃瑞先生,在苏州、北京两度访谒,留下挺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儒雅、和善、幽默的长者。我与小滢谈话,他只端茶倒水或在一侧含笑默默地听着,从不插言。在北京的那次,同往饭店的途中,我与他谈起其岳母凌叔华,问他对老人的印象。乃瑞笑着说:“好像是一位不大好说话的有个性的老太太。”

陈小滢虽常年侨居国外,但是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女性,不忘爱国初心。20世纪80年代她在北大教英语多年,也在英文版《中国时报》工作过,曾向北京现代文学馆、史家胡同凌叔华纪念馆捐赠了一批文物。秦乃瑞辞世后,她便落叶归根,移居京华,与儿子思源夫妇共同生活,颐养天年,还出版了回忆录《散落的珍珠》《乐山纪念册》等。她特别爱怀旧,70多年前写血书时,揩手止血的白手帕她还留着。我打趣地问,是“不忘历史”?她笑着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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