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延晚黛栉风沐雨

与书记论短长

在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北京支边干部来到了有北京知青的大队。他们是总理安排来延安的，延安也成了全国唯一派干部管理的知青点儿。北京干部的到来，确实为知青在陕北插队解决了建房和集体办灶以及招工招生的大事，县上对北京干部也是十分重用，有的成了县常委，同时也让他们参与全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

那时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是全县的重点任务，于是县上抽调了大批干部、教师，又抽选了一批北京知青。北京干部大部分投入到工作队中，我和北京干部茅雀鸣、郝健等分配到关家庄大队进行整顿工作。

关家庄大队在离公社十里的上川，是一个有着上千口人的大村，是全省有名的大队核算的生产大队。村里山平地缓，可耕种土地是全公社最好的，又有条件优越的两条大沟，自然条件好。可是多少年来，穷困使整个村子死气沉沉，地不长粮、人心涣散，形成了有名的懒人村、烂杆队。

进村不久，我们工作队觉得这个队的问题就出在村的核算体制上，本来不大的队，还分为四个小队，一共200多劳力。所有的劳作和分配统一由大队控制，可劳作又是分散在四个小队，人们干起活来，都看着别的队怎么干，比的是少干不干，生怕吃亏，而分配时是四队均分，哪个队收成好，干得好也是多分不了一升口粮。周围的队都是小队核算，只有关家庄因为是省上树起的样板队，没有人敢变动大队核算，全队人一直为此事向上反映，都没有结果，年复一年人们守着优越的条件，却无法摆脱贫困，所以就只能混日子。

为此事我们工作组内部也是争论不休，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就觉得应该化小核算单位，但当地的两个干部却坚持不能动，动静太大难办。好在当时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有了“适当化小核算单位”这样的提法，于是我就写信给有关领导，说明关家庄大队应化小核算单位，改大队核算为四个生产小队核算的建议。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建议立刻遭到了公社领导、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反对，有人说这是“拔红旗”“是拆人民公社的台”。县上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我和两个北京干部，想知道这是谁指使的。

申书记也来了，他专门把我叫到一处，劈头就问：“到底有没有上边人指使”。此时的我一时着急，竟然说“有”。申书记严厉地说：“荫贵咱们可别上了他人的当啊，这可是大是大非啊！”我说：“不管有没有，您让我全面汇报一下好吗？”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申书记认认真真地在听，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思索，他对我汇报的内容有认可，可是从他沉重的脸上我仍看不到有改变的样子。我说：“书记，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的提法，就是一个松口的办法，关家庄大队多少年因核算问题没有了积极性，划小了干活一定会不一样的，这跟‘拔红旗’根本是两码事。”申书记听了反而态度更严肃了，他说：“不许改，你们要听县上的。我们回去研究，可千万别在这儿犯错误，否则就是害了你，知道嘛。”申书记狠狠地指了我，转身走了。

借着要到县上开会，我们偷偷告诉生产队干部，你们分吧，拿个方案出来。等我们开会回来，关家庄已把队分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消息传到县上，申书记专门派人把我叫到县上，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小黑呀，你胆子太大了，这事已经让地委知道了，他们来电话叫我制止，你犯了大错误。”我当时也傻了，但仍坚持，嘴硬地说：“我没错，跟‘拔红旗’无关”。此时申书记却平静下来，告诉我：你不要回关家庄了，到齐家疙瘩整队去。我说：那拆队的事情怎么办，申书记说：我来处理。

没有几日，当我到公社时，我才知道关家庄化小核算单位的事成了，无人表态，也无人追究，事情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后来申书记跟我说：“后生年轻啊，那事我们也是同意的，但又怕你受牵连，所以我就跟地区讲，是我搞的试点，收放在县委一句话。”关家庄躲过了一场政治风波，老书记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敬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何以保全就看智慧，申书记的智慧让关家庄人得到了自己的权益，保全了基层干部。

申书记送我回关庄包队

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日子里，一个让我们最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广种薄收——缺肥少水，粮食产量低，人均每年只有不足200斤的口粮，但仍要承担公购粮的繁重任务，大约公粮人均50斤，购粮人均80斤。这样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一场国家公粮的必保，人口粮半年的无法接济，干部围着征收转，百姓围着一家人吃喝愁。加上那些年陕北干旱，无霜期短，所以人们为种粮，为多产粮，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边是必须完成的收购任务，一边是无力的疲于应付，整个陕北已经出现了弃家讨饭，人被饿死的情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来到延安，视察期间，总理目睹了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他落了泪，说出了“对不起老区人民”的话，并召开了座谈会，向陕北提出了中央一定帮助延安度过当前困难，作出了延安地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紧接着支援延安的解放军送粮队开来了，延川迎来了直升机送来的救济粮，一时间整个陕北人心大振。

那时我已成为延川正式干部，在拓家川公社当团委书记。当我在县上听传达时，延川县团委的焦玉海第一个站出来要求不要工资，返乡包队实现三变五翻，紧接着许多干部也提出申请。那时我想如果再回到关庄大队，按照周总理指示大干一场，关庄村的面貌一定会改变。于是向申书记送去了申请书。申书记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让我在会上发言，讲自己的想法，同时他在大会上说：“北京知青都站出来，我们延川人还能坐等嘛！”他号召所有干部都要下去，包一个队，下死决心，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会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去了一定不要心急，要从基本农田入手。又说不能放弃公职和工资。我给你保存下来，代职包队。这样才是最稳妥的方式。他送我回到原属队的关庄村，一路上，申书记指着沿路的山，不断地说着他的想法。川要平，要有水浇；坡要整，要成梯田；肥要沃，要大搞土肥。他向公社的白书记交代，荫贵在关庄村包队，你们可要随时关心，随时配合，北京知青都这样，咱们可要转变呀！人家凭什么？！

为修复从上川贺家庄到关庄的轱辘坝和沿路水渠，县上给拨了水泥；为修整村对面坪的30亩坡地，县上调来了8吨硝酸和部分雷管；为平整村前后坪的土地，县农机站开来了大型拖拉机。于是一场大干就这样开始了。旱坪变水浇地，坡地变梯田。那些日子我们拼命干，连腊月三十晚上也不休息，在冻土上干，多年不上山劳动的婆姨们也都参与了进来，学生娃娃放了学就跑到工地上来。不光关庄，村村户户突然间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陕北人民又盼来了新的希望。

申书记那时凭着北京支援的212吉普，上下川地跑，全身心地投入。全县在申书记的下死决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年就传来亩产过500斤，人均产粮上千斤的喜讯。陕北终于摆脱了饥饿，吃上了净粮。但是公购又加码了，于是评产估产就变成了一个需要运用智慧的决策。那时候，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县两本账，在其他县一起评定产量时，县委县革委要有自己的另一本账，否则第二年就得吃返销救济粮。我真切地知道延川县的领导们为了使百姓的收益可以增加，使国家的任务可以把控，承担了一定的个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