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

1948年中共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

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1948年5月中旬，马叙伦撰文《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

1948年8月起，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徐伯昕、柯灵等民进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香港，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全神贯注地收听广播。收音机里传来的，是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与此同时，上海，民进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和其他几位爱国民主人士也趴在收音机旁，边听边记。当听到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大家非常高兴。

“五一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有关团体的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盛赞“五一口号”，并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远离中共中央所在地，没有传达和宣讲，媒体资源稀缺，但民进人对“五一口号”的精神却领会得十分准确。“五一口号”一发表，民进就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日他们还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指出共产党的“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呼吁全国人民响应这一号召，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派，实现民主。

“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

据《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记载，民进在与其他党派联名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同时，还在香港单独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下称《宣言》）。指出：“五一口号”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

这一《宣言》，是民进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它标志了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宣言》指出：

正在中国反动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廿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五一”（口号）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

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

《宣言》还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因此，新政协必须产生各阶级各党派的政纲，以为互相尊重的契约，以为实现独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先决步骤。”“新政协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须有神圣的约束，必须有诚心诚意给中国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务精神。”

《宣言》最后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马叙伦：中共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马叙伦在《群众》杂志发表文章《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他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制定了“先要生产”的政策；盛情称颂共产党的“土地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但仍给地主有同样的一份”，这就是“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关于“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归国家所有，但同时并不主张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换句话说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这符合“节制资本”的政策。因此，共产党的“农工两大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救国的经济政策”。马叙伦称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和“五一口号”，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

时局发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国人（包括反动派）都晓得独裁政权虽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虽能有美帝不断地援助，都是“无济于事”，注定了他的末日快到了，换句话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任何人对这，已经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说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

马叙伦认为“五一口号”更重要的启示，还在第五项：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一面对遵从美帝的命令，正披民主外衣、想骗取更合法的国际地位的反动的独裁政权下了另一个方式的讨伐令，意思是说你这种欺骗不了人民的伪装民主，只是小灯里的一点残火，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一面对人民大众是象这样地说，我们的全面胜利快到面前了，我们该准备我们的新中国和世界见面了；另一面又告诉了美帝和世界：美帝制造成的伪装民主中国，不但是扶助了一个阿斗，也是象在热带地上装了一座冰山，一下子就变化了。所以，这次口号，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新中国将出现的姿态。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讨论了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马叙伦等提出新政协的召开地点应在解放区，以关内有安全保障处为适宜；关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认为“当然由中共担任”，同时提出“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主张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施政纲要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协商和讨论。

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临时性的)。”

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

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力、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

在总则中，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总则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

在其他各章中，民进提出，人民应该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请愿、示威等自由，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各级政治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的产生采用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又是国家的武装，民主联合政府应以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组织军队；金融机构应实行国家管理，经济建设以增加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为原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铲除封建残余为目的外，还应积极发展合作经营以期实现农业机械化、集体化，准备社会主义农业之基础；工业政策以促进生产现代化、高度机械化为目的，主张国营、合作经营、民营并力迈进；各国家、民族之间关系应以平等、自由、和平相处为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切军事扩张、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政策；对于美帝国主义自中国内战以来与反动政府所订之一切条约及借款概不承认；国家应本为人民服务之原则，实施各种适合社会需要之社会政策；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应得到国家平等待遇；彻底消灭封建传统，建立新的道德标准，等等。

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宣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前往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8月，周建人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转抵东北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由高岗、李富春召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一次座谈会。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949年1日中旬，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他们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对于这次接见，雷洁琼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表5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说：

我们到达的当天傍晚,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邀我们共进晚餐。

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愉快,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同志的拘谨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晚餐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围坐在他的书桌旁,亲切地交谈至凌晨二时。

毛主席讲到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他说，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主席的话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清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更坚定了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在50年来的民主党派工作中，我始终铭记这番话，实践着这番话。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2月14日

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会北平。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马叙伦以民进常务理事身份在欢迎会上讲话。他代表全体民进会员向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主席致敬，同时表示：

一、中共领导了各个民主阶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并经过他们自身的觉悟，已经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去进行共同的斗争，所以必然会得到完全的胜利；

二、我们到了解放区以后，更相信革命必然成功和革命进展这样迅速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时时只有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

三、革命要彻底，解放全中国人民，而且还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3月14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座谈会，座谈北平解放后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25日，马叙伦、周建人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住北平。

4月3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各民主党派领袖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蔡廷楷、陈其尤等，对国共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

“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21日马叙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言，反映的是民进人的信念和期待。

新中国成立后，民进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为纲领，制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宪法为准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民进中央带领全会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本文作者为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