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吕振羽长达四十余年的师生情

李达（1890年-1966年），湖南零陵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先父吕振羽（1900年-1980年），湖南邵阳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如果从1924年二人初识算起，他们之间有着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师生之谊。

经夏明翰介绍，吕振羽到湖南法政学校旁听李达“新社会学”课，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蒙教育

1922年11月，李达应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函邀，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任校董。该校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之长，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培养具有革新意识的优秀人才。1923年11月该校被军阀赵恒惕封闭，李达改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任学监兼教授，讲授社会学。

1921年，吕振羽考取长沙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电机工程系（1926年2月改为湖南大学工科）。1923年下半学期，湖南工专掀起反对学阀、校长宾步程的学生运动（游行、贴标语、请愿、罢课等）。吕振羽积极投入进去，被推选为大学“驱宾大会”副主席。在驱宾运动中，吕振羽与湖南学联秘书长夏明翰相识。1924年上学期驱宾运动结束后（宾被迫离校），经夏明翰介绍，从下学期开始，吕振羽每周到湖南法政学校旁听李达“新社会学”课（1926年《现代社会学》首次出版），从此与李达相识，建立师生之谊，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蒙教育。后来他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

在中国大学期间，李达、吕振羽等被称为“红色教授”

1928年后，吕振羽自上海来到北平，先后主编过刊物、办过进步社团及在大学兼课，出版过《中国外交问题》《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中日问题批判》等专著及不少政治、经济论文。1932年秋，李达自广东来到北平，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等课，以后又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师生在北平重逢，两人过从甚密。李达对吕振羽谆谆教诲，对他一生的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春，李达推荐吕振羽到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初为讲师，同年秋升为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计划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其时在历史哲学战线正开展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也影响到对当时国情的认识。吕振羽毅然决定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到上述论战中去。李达对此给予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他说：“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的真相。”在李达激励下，吕振羽除教学、培养学生之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社会史论战中，相继有不少论文发表。

在中国大学期间，李达、黄松龄、吕振羽等被进步师生和报刊称为“红色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因时局原因，李达、吕振羽这对师生再度分手，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回顾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尽管面临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但他们共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仰和实践，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也是他们学术事业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

每当看到李老生前的亲书信函，吕振羽总是热泪盈眶，感叹李老对他的培养，也因自己身体欠佳不能为李老写传而深深抱憾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7月，李达听说大连大学（吕振羽时任校长）要分成三所院校一研究所，特地给吕振羽来信，邀请一同去办湖南大学，如果同意，他“可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去说。你近来把历史研究工作停顿了，是可惜的”。1955年后，吕振羽因患脑病来京离职休养，此后李达每逢来京开会公出，总要来家看望，探讨理论学术研究。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亦不少。如1958年李达看了吕振羽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论文后，来信说：“写得很好，有两处提了一点意见”，并决定在《理论战线》上发表。

1963年1月初，吕振羽因所谓“历史问题”突遭隔离审查，被关在京城一四合院内接受调查。组织上通知说，对外要严格保密，如有人问起吕振羽情况只说是在外休养。因此李老以后几次来京开会，母亲只能如此告知。我也听李达夫人石老说过，李老始终不相信吕振羽有问题。1967年1月，吕振羽因受刘少奇冤案株连，被投入秦城监狱。而李老已于1966年8月在“文革”中受迫害含冤去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吕振羽的多年沉冤获得平反，所有藏书等都得到归还，其中还包括李达及友人、名流的几百封书信。每当看到李老生前的亲书信函，吕振羽总是热泪盈眶，感叹李老对他的培养，也因自己身体欠佳不能为李老写传而深深抱憾。1980年春，李达传记编辑组李其驹、熊崇善来访。吕振羽除肯定编写李达传记的重要意义外，对自己的老师作了高度而又饱含深情的评价：“李达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他不仅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著述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广的。他的品德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对我影响最深。他勤勤恳恳地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次访谈之后不到半年，吕振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他对李老的评价，既是他对老师的全面、客观认识，也是他与李达四十余年师生情谊的最好见证。

（作者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