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破晓 同心向前

民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民盟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在香港主持盟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以协商的口气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对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作了进一步补充，并提议由民盟、民革、中共在当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真诚意愿。

收到毛泽东的信，沈钧儒非常高兴，他当即和李济深商量，表示要积极响应。

5月2日，民盟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连发两电，一电致毛泽东，一电致全国同胞。电文指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窃权卖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伪装民主，欺蒙世界。民盟认为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号召全国人民“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留在上海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致函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对民盟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的途径”。

5月8日，《华商报》举行“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会上，沈钧儒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召开新政协的政治主张：

“这一号召证明了中共不要实行一党专政，中共决无包办国是的意思，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所有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都应该起来响应中共这一号召。”

会上，时任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说：“中共的‘五一口号’对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坚决接受党的领导，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

此后，民盟在香港召开数次会议，讨论新政协的性质、意义以及响应召开新政协的步骤和方法。5月16日，民盟总部机关刊物《光明报》发表社论《新的政治协商与我们的工作》。社论指出：“我们同意毛泽东在‘五一’文告上所讲的再来一次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侵略主义者的无情打击，这是对反动派统治下的人民的一种希望，这是对广大的中间层的一种鼓励，这是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取得胜利的最初的步骤，这是揭穿国民党伪民主的有力武器。”

6月16日，《光明报》刊登《本盟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呼吁“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民盟“一贯的政治主张”，民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参加并推动新政协运动

1948年夏到1949年秋，中共中央通过香港分局联络各民主党派，开展了一场以筹备新政协为核心的新政协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国民党独裁政权的覆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准备。新政协运动得到了民盟的积极响应和推动。

6月16日，《光明报》刊发《展开新政协运动》一文，说明了召开新政协的根本依据、为什么要开展新政协运动、怎样开展新政协运动。文章呼吁：“到现在为止，这一响应新政协的运动，显然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它主要的似乎还停留在文字响应的阶段上，而没有普遍地展开成为一个运动。而且，这也不光是一个响应的问题，而是当前每一个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团体、党派、个人等均应一致努力的重大战斗任务。”

7月16日，邓初民在《光明报》发表《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明确提出中共的领导权：“新政协的召开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事，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应该由中共来召集。”“统一战线问题，根本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整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我们只有这样来理解统一战线问题，才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加速到来，新政协任务的顺利完成，有无比的推动力量。”“毛泽东先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正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袖的人最负责任的表示。”

8月1日，毛泽东复电沈钧儒等人，提出关于召集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为响应毛泽东复电，当日，沈钧儒接受了香港《华商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旧政协和新政协的区别何在？

沈钧儒：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绝不允许有反民主的成分。不论党派、团体、个人，必须完全站在民主的一方面。

记者：召开新政协的意义？

沈钧儒：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经济危机也到了必崩溃的阶段，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讲，我们既反对这样一个和人民对立的坏政府，就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不可。

中共不愿意以一个党的力量，来单独负责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他们愿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共同来负责，解决国是。这也就是各民主党派多年来所渴望实现之共同鹄的。因此，中共今年在五一节时发出号召，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大家当然完全同意，热烈响应此项号召。

记者：新政协会议应讨论什么内容？

沈钧儒：第一，既称协商，自然应该从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个人代表间的不同之点上，求出一个共同之点来。例如，规定共同纲领之类，以作各方共同努力之准绳。第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目的，在求建设国家永久的基础，必须大家共同拟定一份宪草，以作建设新中国的一定方向及根据。第三，最主要的，是要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向，及程序，经过此会，产生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

“光明自有擎天柱”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在解放区外，尤其是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代表送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当时香港局势动荡，社会复杂，国民党特务、密探对民主人士跟踪盯梢，而且陆路交通很不便，只能走海路。为了保证安全，中共直接部署，由周恩来亲自指挥，派高级干部钱之光专程到港，会同在港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潘汉年、章汉夫等人，组织和接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此时民盟盟员陈侨昌买了一艘“华中轮”，专走香港天津航线，为运送民主人士北上提供了极大方便。

1948年9月12日晚，第一批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和章伯钧，经过化装打扮，在章汉夫等人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离开香港，经过十几天的艰难航程，在9月27日到达朝鲜罗津港口，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专程到码头迎接。28日，沈钧儒和章伯钧乘火车继续北行，29日抵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等的热烈欢迎。

沈钧儒、章伯钧首先到达东北解放区，充分显示了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决心。沈钧儒、章伯钧连同随后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与中共中央的代表高岗、李富春、李立三等举行多次座谈会，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

沈钧儒在东北解放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及各种建设设施，他亲眼看到解放区的人民当家作主，到处是一派欢声笑语，充满了生机，随即写诗数首。在《除夕纵饮狂欢》一诗中写道：

一串秧歌扭上楼，神灯枉为日皇留。光明自有擎天柱，照澈千秋与五洲。

1948年，民盟盟员胡愈之从南洋赶赴西柏坡，楚图南从上海辗转天津到达李家庄，费孝通从北京清华园来到西柏坡，都是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楚图南是这样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的氛围的：“我一到李家庄，立即感到这里的热烈紧张充满了希望的气氛。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召集我们就新政协的召开时间、地点、参加单位等问题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初到解放区的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力量的强大，并对人民的新中国充满希望和信心。胡愈之热情洋溢地向海外的华侨们报告：“我到解放区以后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人民很快就要得到最后胜利。人民的新中国将显出万丈光芒，永远矗立在亚洲大陆之上。”

费孝通看到公路两旁行进着的解放军队伍，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老乡们送粮的车队，由衷地感慨：“这表明了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愿地、自发地在做一件事，这是一股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这个景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我被这股‘人民的力量’所折服。更加坚定了我同共产党合作的信念。”

“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

1948年底，国民党军事败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摆出下野姿态，动用各方力量期盼促成和谈，在中国实现南北分治。

对此，11月16日，民盟代表沈钧儒和章伯钧发表时局声明：“民盟为了明正视听，揭穿反动独裁集团和御用文人政客的阴谋，于此重申过去和现在对于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民盟的立场是：我们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下野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1月24、25日，李宗仁先后派甘介侯、邵力子拜访张澜，请求张澜重新出面调解国共关系，张澜断然拒绝：“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2月3日，张澜、黄炎培、罗隆基致函李宗仁，再次明确表示拒绝充当调解人。

李宗仁还曾在1月22日致电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并转民盟诸先生，希望他们出面调解，支持其和谈活动。此时沈钧儒、章伯钧已到达东北解放区。沈钧儒代表民盟在一次讲话中说：“假如即将被人民摧毁的反动政权想借和平谈判来缓和革命进攻，分散革命阵营的团结，以图保存其残余的反动力量，我们全国人民必以加倍力量粉碎这种阴谋诡计。”

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沈钧儒、章伯钧等抵达北平。3月5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民盟致书毛泽东，明确表示民盟接受中共领导：“对于今后的工作进行本盟同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之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

3月10日，周恩来代拟毛泽东复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电：“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电文经毛泽东阅后发出。

4月初，中共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和谈期间，沈钧儒应毛泽东的邀请，多次到香山双清别墅交谈和平谈判方针，沈钧儒向毛泽东建议：“摆队送客，下令进攻。”4月20日谈判破裂。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宁死也不去台湾”

张澜等人坚决拒绝参与和谈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秘密策划谋害张澜等人，黄炎培在1949年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郭春涛夫人述某方将对我不利。我之外，还有表方、努生（罗隆基）等，其方法为绑票或暗杀。”

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准备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毛泽东邀请张澜赴京参会。当时张澜因年老体弱住进虹桥疗养院，接到邀请后本打算伺机前往北平，但国民党军警却包围了虹桥疗养院，软禁了张澜和罗隆基。5月10日，上海警察局下令将虹桥疗养院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任何来往的人包括医务人员，都要盘查。

情况危急，周恩来亲自安排营救行动。时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投向革命，通过地下党向周恩来表示，希望戴罪立功。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此时负责看守张澜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正好是杨虎的亲信，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就此展开。

5月26日19时，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命令阎锦文，21时之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停靠在黄浦江的一艘轮船上，将张澜和罗隆基劫持到台湾，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的最后一艘船。

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故意大声叫嚣着要将张澜带走。张澜不知其意，断然拒绝道：“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

阎锦文无法取得张澜信任，时间紧迫，他转而找到罗隆基说明缘由。罗隆基信不过他：“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凭据，急得在房间里打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再晚就来不及了！罗隆基认识杨虎太太，试着打了个电话过去询问，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疾步跑到张澜的房间说明情况，和阎锦文一起搀扶张澜下楼，坐进早就停在病房门口的小汽车里。

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停在街边，这是毛森派来增援的兵力。阎锦文亲自驾车，这辆卡车果然尾随而至。为了迷惑跟踪的卡车，阎锦文按原计划行驶到外滩码头，到达码头后突然加速向北，再猛打方向盘急速左拐，钻进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为保万无一失，阎锦文又向相反方向急速行驶一段路，确信已完全脱离危险后，才停靠在法童公学门口，掩护张澜和罗隆基通过预先备好的软梯翻越院墙，进入杨虎公馆地下室休息。张澜和罗隆基脱离险境。

毛森得知后拍案大骂，立即组织人马四处搜捕，但毫无结果。一直等到当夜12点，这艘最后撤离上海的船只好起锚。

张澜、罗隆基脱险后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张澜、罗隆基、史良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而中国各民主党派所共同参加的人民革命，这是中国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彻底翻身、彻底解放的革命。我们要切实遵行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张澜，对“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24日，张澜、罗隆基、史良抵达北平。

参与筹建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沈钧儒代表民盟出席会议并当选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当选为常务委员。

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华南挺近。1949年8月2日，《光明报》刊登了民盟广东省支部《为拥护新政协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广东告同胞书》，敬告三千万广东同胞：“正当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胜利进军，华南面临全面解放边缘的时候，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在北平成立了，它标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最后结束，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亲爱的三千万广东同胞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迎接新政协和新中国！”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民盟共有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

9月21日，张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张澜在此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在10月9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伯钧为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马叙伦为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罗隆基为政务委员，史良为司法部部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彭泽民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庄希泉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沙千里为贸易部副部长，李相符为林垦部副部长，萨空了为新闻总署副署长。楚图南在1952年被任命为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

（作者单位：民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