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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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这一路途经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12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历时36天。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等197名学生大多住在邮船的最底层的统舱里。

这时，周恩来只有22岁，却已经是第三次远足了。行前，他将前两次远足的成果：一叠写满老师评语的南开作文册和一本整整一年的旅日日记本等，都包裹起来，委托他的一位要好同学保管。事隔30多年后，当这些翔实记录周恩来心路历程的珍贵材料再次回到周恩来手中时，他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了。

第一次远足：北上津门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着回乡探亲的三堂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先入辽宁铁岭的银岗书院，后入奉天（今沈阳市）第六两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读书。从私塾学习到新式学堂念书，他眼前的天地开阔许多：读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订阅了《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读报、关心时事的习惯；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作文尤为突出。

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把教育办好，学生应该成为“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校长和教师“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主张“教育美满，校风纯正”。这篇作文被评为甲等作文，第二年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唯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老师未听清，又追问了一句：“为了什么读书？”周恩来大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此，“为了中华之崛起”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1913年春，周恩来随四伯父周贻庚搬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编在一年级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天津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创建人是做过清朝翰林、学部侍郎的严修和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经过南开学校4年的学习，周恩来人生的变化就更大了。

入学之初，周恩来的国文成绩“早露头角”而“英文非佳”，经发奋苦读，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

他还是那么关心时事，读到了《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读到了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他经常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伙食费，减轻伯父的经济负担。

他是一个课外活动积极分子，学校也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1915年10月在南开学校成立11周年纪念会上，他参加了新剧《一圆钱》的演出，不仅从最初剧本到制作到剧务都亲力亲为，还扮演了剧中女主角孙慧娟。该剧后在京津两地演出，均引起轰动，特别是周恩来扮演的女主角孙慧娟形象，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称颂。在周恩来的作文《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圆钱〉记》后面，老师评价道：“前半叙事，用错综参伍法，笔不平沓。入后按时系言，激昂慷慨。”

《周恩来早期文集》收录了50多篇他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作文，篇篇有老师的评语，“笔酣墨饱，娓娓动人”“并能按切时局”“茹古涵今，闳中肆外”“青年有此文字的，是不可限量之才”。他“中外史事熟于胸中”，这里有“成汤之盛迹”“幽厉之骄淫”“群雄之割据”等中国典故，有老子与赫胥黎、项羽与拿破仑之中西比较，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阶级斗争学说等，还没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也鲜有提到，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状态一致。

校董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华，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校长张伯苓称赞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第二次远足：东渡扶桑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日本留学，他的四伯父周贻庚、校董严修等都给予了资助。

行前，他给同学写下了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还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救民出水火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旅日日记》记录下了周恩来这段珍贵的人生旅程。《周恩来旅日日记》始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918年12月23日。每篇日记的内容包括：气候、温度、修学、治事、通信等提要部分和日记的正文部分。这整整一年的日记，真实记录了周恩来旅日期间近一年中每日的学习、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绪的变化，特别是记录了他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1918年1月1日：“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

1月8日：“冷风刺骨。”“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异常，不知所以。”“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项了！”周恩来过继给十一叔，便是孤儿了。

1月11日：“……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周恩来一心想考个官费学校，便也可减轻四伯父的负担。

2月9日：“（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周恩来重新阅读夹在行李中的《新青年》3卷4号，继而找来全本。《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被这本杂志所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陈独秀刚给他来过一封信，他也刚回了一封信。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2月15日：“提要：（修学）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治事）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周恩来读的《新青年》第3卷第1至6号“全份”，出版日期是1917年3月1日至8月1日，尽管这是他南开毕业前后的旧杂志，但里面的文章深深地吸引着他。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所写的文章和“二十八画生”所写的《体育之研究》，都让他振奋。其中，陈独秀的《近代西洋教育》正是在周恩来南开毕业时陈独秀到南开的演讲稿，可当时周恩来只关注梁启超、蔡元培的演讲，而对陈独秀的演讲印象不深。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六：“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确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周恩来所要抛弃的，就包括他在日记中曾经记述的宗教迷信思想、错误的婚恋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的思想影响等。

4月23日：“今天晚上，我到‘东京堂’去买书，抽个空儿看一看新出来的杂志。见着一本新近出版的《露西亚研究》……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偶然中有必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首先给身处日本的周恩来等人最先“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经过《新青年》的阅读、探求，周恩来在日本“初识”马克思主义：他读到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读到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他利用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便利条件，阅读了大量涌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流派的杂志、书籍等，潜心研究、认真思考和比较，思想上越来越多地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10月20日：“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周恩来在日本“初识”马克思主义那时，国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

1919年1月，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杂志创刊，连载他本人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等，周恩来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

周恩来东渡日本两次考学失败，这时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原是为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而来到日本，可现在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他下决心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出国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的那首诗，抄赠给已经考入日本一学校的同学，表示要“返国图他兴”。

3月，周恩来离开东京，行囊中夹着河上肇等人的书籍和杂志。4月5日途经京都时，周恩来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燃起了他探求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地欣喜。

第三次远足：西赴欧洲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他谢绝了哈尔滨东华学校校长留他当教员的邀请，于5月中旬返回天津。此时，五四运动烈火正旺。

席卷神州大地的五四运动，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也为他施展人生抱负提供了一个崭新大舞台。他“天天到南开去”，以校友的身份，致函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被推举为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他组织学生上北京请愿，组织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他邀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等。

9月25日，周恩来参加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10月1日，他参加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7省市学生代表第二次上北京新华门总统府门前请愿活动，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在全部代表被捕后的“双十节”游行大示威中，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起草停课宣言书。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当晚，包括周恩来在内共24人被拘捕，重伤50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被捕同学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读书团，由周恩来等3人组织，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据周恩来事后撰写的《警厅拘留记》记载，周恩来前后作了多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5月28日“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5月31日“唯物史观”；6月2日“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6月4日“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6月7日，“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了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经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7月17日，在著名律师刘崇佑的有力辩护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全部“期满释放”。半年多被羁押的日子里，周恩来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回顾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历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应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警语：“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周恩来出狱后，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他在积极准备到欧洲求学，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一番。那时候国内赴法勤工俭学正掀起热潮，他的同学在他入狱时就已经成行了。

1920年底，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行前他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特约通讯员，经常给他们撰写通信，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严修仍然在经济上给予周恩来资助，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严修字范孙）。他的亲友们也给了他诸多帮助。

12月中旬，周恩来在马赛上岸，1921年1月5日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打算投考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宽广了。

1月30日，周恩来致信表哥陈式周：“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2月1日，周恩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劈头就这样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列宁领导的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日益高涨。中国先进知识界曾长期羡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对亲身来到欧洲目睹此情此景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来说，这个信念已经动摇，转向了学习苏俄。

2月中旬，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伦敦生活费用昂贵，周恩来从伦敦回到巴黎，在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又同另4名天津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语。

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对当时欧洲也十分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广泛涉猎。

他在这里进行社会考察，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动态，经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写稿，有时还翻译一些稿子。他与刚从国内到法国的张申府、刘清扬夫妇见面了，并时常去他们的住处讨论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筹建，张申府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筹建国外组织。周恩来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前也有联系和交往，故而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3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了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叫瓦尔姆村的地方，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36岁的朱德，也在这里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同仁，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感想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里，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短时间的感情激动所致，而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艰辛探索的理智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经过考察欧洲社会现实和对各种主义进行细致的推求比较，承接旅日、五四运动直至旅欧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思考，周恩来自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还普遍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情况下，实为中国共产党之大幸，中国革命事业之大幸！

周恩来在信的末尾，抄录了他刚刚写就的一首白话诗：

生别死离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那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人生之初最紧要处就一二步，走对了，一马平川；走错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地基打得越实越深，上面的房子就能盖得越牢越高。青年周恩来人生最初的三次远足，从不谙到初识到认定，牢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长为“全党楷模”的基石。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