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莹:千里寻党,九死一生

刘仲莹

山东省工委旧址

5月初夏,在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踏上鹁鸽楼村一条曲折的石板路,沿着指示牌前行,一座典型的清末时期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映入眼帘。这里就是山东省工委的旧址。

1986年第七期的《支部生活》刊登了我省党的省级组织部分领导人名录(1922年-1945年),按时间排序,“刘仲莹,1935年冬初至1936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93年出版发行的《中共莱芜党史简编》记载:“1935年冬,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从济南来到莱芜鹁鸽楼村,与刘仲莹、鹿省三、黄仲华等商讨,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推选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

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危难时刻,山东省工委为什么会在鹁鸽楼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立,建立后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

退学投身革命,

由作家胡也频介绍入党

1911年,刘仲莹出生在莱芜鹁鸽楼村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里。刘仲莹的父亲在口镇经营钱庄,在老家鹁鸽楼村还有20多亩地,是个颇有正义感的生意人。他厌恶那些为富不仁之辈,一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曾被推举为口镇寨主,在当时的莱芜县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刘仲莹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刘仲莹在小学即将毕业时,偕同比他年长3岁的哥哥报考莱芜县立中学,结果其兄落榜,刘仲莹则名列榜首。但家人念他年幼,生活难以自理,即与学校打好招呼,暂不赴学就读。父亲对刘仲莹说:“等明年你哥哥考上,到时候我给你们立个存钱折子,你们兄弟两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刘仲莹的哥哥于翌年春天折,刘家就只剩刘仲莹一根独苗了。因其哥哥的不幸天折,便使其父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刘仲莹身上,故决定不再让他外出读书,而留在家中学做生意。但刘仲莹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对父亲的叮嘱、劝说不以为然。父亲逼他进店学生意,他逃出商店,跑回了老家鹁鸽楼,以示对父亲的抗议。母亲看犟不过他,也只好为他求情。他又托亲戚出面,终于说服了父亲。

1925年秋后,刘仲莹高高兴兴地背着书箱行李到县中就读。入校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此时,国民党还唱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等歌曲,这使刘仲莹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当他目睹当权者的丑恶面孔和社会的极端不公后,很快便发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初步认识到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为了团结更广泛的进步力量,他和好友徐干晨、毕指南等人组成了学生联合会,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抵制日货、掀神像、宣传妇女放足和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他一时成了组织、开展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还和国民党进步人士王某发动组建机关工友联合会。

在工联成立大会上,刘仲莹慷慨陈词:“工友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只有联合起来,咱们的话才有人听。国民党讲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在哪里?比如你们每月只有8块钱的工资,还要扣1块钱的制服费。当官的拿钱多……人家吃咱看着,人家坐着咱站着,怎么谈得上平等呢?拆庙掀神固然是好事,但压在我们头上的不光是神,更残忍的是人……事实告诉我们,靠贪官污吏打不倒贪官污吏,靠土豪劣绅打不倒土豪劣绅!工友们,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有咱们的出头之日!”

刘仲莹一席微言大义的讲话,给了工友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从此,刘仲莹经常到县党部石印局印“传单”“讲义”“告全县同学书”等,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刘仲莹聪慧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7岁那年,从县城考入济南省立高中。在省立高中,刘仲莹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和鲁讯的著作。当时,反动当局禁读马列书籍,但刘仲莹仍秘密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书,连放假时也带回家读。因他品学兼优,不仅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老师也很喜欢他。特别是当时著名的“左联”作家胡也频(作家丁玲的丈夫)对刘仲莹影响很大,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和研讨马列主义,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语言。

在刘仲莹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完成高中学业时,胡也频身份暴露,必须马上离开济南。在读书和革命之间,刘仲莹放弃了高中文凭,决定立即退学,追随胡也频到上海,投身革命。

刘仲莹到上海后,一边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旁听生,一边在闸北区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下半年,刘仲莹由胡也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鹁鸽楼村发展党组织,

任莱芜第一任县委书记

刘仲莹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反蒋罢课斗争。因当时莱芜县没有党组织,1930年底,刘仲莹听从组织安排回到老家鹁鸽楼村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仅一年,就在莱芜县建立了十余个基层党支部,并于1932年春节前,经省委批准,在鹁鸽楼村东南大峪和尚洞里召开了县委成立大会。这次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共莱芜县委,选举刘仲莹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莱芜县委成立后,刘仲莹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贫农团、雇工会、短工会、手工业会、妇女会等多个阶层的群众组织,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拓展了党的群众基础。1934年夏,刘仲莹亲自写了县委《告全县同胞书》,印刷后,一个晚上张贴和撒遍了全县,宣传了党的性质、方针和政策。

在白色恐怖下,刘仲莹领导的莱芜共产党人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秘密发展党员的原则:一是发展对象由专人负责,不得多头；二是个别教育培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三是与发展对象不得频繁接触,以免引起敌人怀疑；四是不得过早暴露政治面貌,以免培养不成熟,泄露党的秘密。秘密发展党员原则也正是莱芜党组织创造性开展“隐蔽斗争”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莱芜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独立开展斗争的原则,当1933年山东各地党组织迭遭破坏的时候,莱芜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还得到了快速发展,一年间发展党团员200多名,并建立了4个分区委,成为全省党组织最活跃的地区,为山东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仲莹、赵健民、鹿省三

苦苦寻党,山东省工委诞生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破坏,山东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极为艰难的一段时期。1928年11月,山东省委成立仅一年半时间,曾在省委工作过的王复元和王天生叛变投敌,带领敌人逮捕了包括邓恩铭在内的10余名省委干部和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省委机关遭到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

根据统计,山东省委从1927年成立至1933年,主要领导就更迭了19次。王进仁和卢一之担任省委书记仅仅3个月即被捕,另有9位主要领导先后被捕,4任惨遭杀害。其中,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大开杀戒,一次就枪杀了邓恩铭等22名中共山东省委的高级干部。

随着敌人的持续破坏,革命进入低潮。特别是1933年,省委内部出现叛徒,导致3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捕,省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全省的党组织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以刘仲莹为代表的莱芜共产党人,在坚持独立斗争的同时,对山东的革命形势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他们深深体会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迷茫和无助,渴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明确前进的方向。于是,满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担当,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外出找党。

1934年3月16日夜,莱芜县委在汶河滩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外出找党问题。会议最后决定,刘仲莹、鹿省三等人分头到济南、北京、上海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会上有的同志说:“外出找党无异于大海捞针,非常艰难,弄不好还会暴露自己、丢掉性命,而且出去以后需要很多活动经费,我们从哪里筹集这笔钱?”

面对大家的疑虑,身为县委书记的刘仲莹坚定地说:“当前山东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我们就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这种局面长期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没有钱,就先把我的房子和地卖了吧。”

会后,刘仲莹毅然决然地把他家在口镇的钱庄、店铺和地全卖了。一个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就在口镇没有了立足之地,一家人最后只好迁回鹁鸽楼村的老家。粮食吃没了,只好去挖野菜；衣服破的没法缝补了,只好系上疙瘩……

1934年4月,刘仲莹外出找党的时候,经在济南乡师上学的刘莱夫介绍,与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在济南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各自介绍了党组织的情况。赵健民听到莱芜已建立县委,有百余名共产党员、百余名贫农团员,正外出找党的事情后,深受启发和触动。两人商定,各自独立发展,分头寻找党的领导关系,互相联系。于是,刘仲莹去了上海,赵健民去了河北。

外出寻找党组织,作出巨大牺牲和付出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员本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就在刘仲莹、鹿省三等人外出苦苦找党的时候,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搜捕。特务化装成小商小贩,四处打听刘仲莹他们的下落。从上海回来后,刘仲莹白天不敢回家,只能偶尔晚上偷偷地回来。有一次,刘仲莹和鹿省三正在家里谈工作,特务找上了门,情急之下,从后窗户分头逃了出去。凶残的特务们三天两头来到村里搜捕刘仲莹,威胁恐吓盘问刘家人。因为长期受惊吓,刘仲莹妻子的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她白天不敢出门、不敢见陌生人,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和鞋子,吃喝拉撒都在屋里,直至去世都如此。

刘仲莹的坚定支持者鹿省三,为到北平寻找党组织,向父亲要钱,父亲不理他,他就牵走一匹骡子去卖,父亲无奈,只好叫人带上20块大洋,撵到鲁西河口将骡子换回来。后来,他又折腾着和父亲分家。分家后,他一次就将土地卖了一半。他将得来的钱,一部分作为寻找党组织的经费,一部分接济了一些在外地隐蔽的党员。

为寻找党组织,鹿省三赶到北平,以电车工人的身份,四处打听党的消息,却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又辗转到上海打算进入苏区寻找党组织,但仍没有成功。这时候,他带去的钱已经花得精光,在饥寒交迫和特务疯狂搜捕下,被迫踏上了返程的道路。由于没钱买车票,他偷偷爬上火车,却被检查员轰了下来。万般无奈,他只能边乞讨边沿着火车道从上海一步一步往回走,有时冒着瓢泼大雨走在泥泞中,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露宿在荒野。千余里的道路,一个人的孤独跋涉,鞋子磨烂了,脚掌磨破了……当他回到村里的时候,整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很多顽皮的小孩跟在他身后,像看怪物一样一直跟到他家门口。到了家门口,他的老母亲觉得眼前这个人很眼熟,却不敢相认。当鹿省三扑通跪倒在母亲面前,喊出一声“娘”的时候,老人家才敢认自己的孩子,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乡亲们很难理解鹿省三为什么折腾着分家、卖骡子卖地,最后却落了个穷困潦倒、腊月天还穿着单裤子的境地……为此都喊他“鹿疯子”,他从此也落下了一个“鹿疯子”的称号。

经过刘仲莹、赵健民、鹿省三等人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到1935年秋,济莱党组织与淄博、泰安、鲁西等地的党组织相继建立了联系。

与刘仲莹一样,以赵健民为首的济南共产党人,也对山东的革命形势非常担心,迫切希望在这时期,有人能够站出来,建立一个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的机构,扛起山东革命的大旗。

1935年11月,正值初冬,赵健民冒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自行车从济南来到莱芜县鹁鸽楼村,在刘仲莹家住了近20天,主要是讨论成立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的问题。赵健民与刘仲莹、黄仲华一起分析了当时山东革命的形势。赵健民说:“在全省党的工作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领导机构,把各地党的力量集中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刘仲莹提议:“当前与中央失去联系,没法建立省委,可以先成立‘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代行省委职责。”建在哪里合适呢?赵健民提议就在鹁鸽楼村建立,一是莱芜党组织比较健全,党员人数多,群众基础好；二是济南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省委在济南屡遭破坏,在这里可以避开敌人,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谁担任省工委书记呢?大家认为:刘仲莹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一切,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谁担任书记,就意味着谁被杀头的风险最大。刘仲莹没有推辞,毅然决然地担起了这份责任!

刘仲莹肩负书记重任,为恢复被破坏的山东党组织,为建立统一的省委领导,为寻找北方局和中央而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1998年,86岁的赵健民(曾任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再次来到了鹁鸽楼村,他动情地说:“50多年前,以刘仲莹同志为代表的莱芜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度危险的状态下,不仅冒死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还变卖家产,九死一生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这种壮举,真称得上是高风亮节、舍命担当!”

上海找党,

在工厂干苦力、码头背麻袋

1936年4月,刘仲莹怀着对家人的无限愧疚之情,再次踏上了外出找党的漫漫征程。

他先是到了济南,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冒着反动军警层层盘查的危险,苦苦地寻觅着党组织的线索。钱花完了,他就到工厂干苦力、在码头背麻袋,从小没干过重活的他,背上磨破了皮,手上磨起泡,一个清秀的书生,被折磨成了弓腰驼背的劳工模样。就这样,他白天下苦力维持生计,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寻师问友,走车间、进小巷,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却始终没有寻觅到上级党组织的踪迹。

饱受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之苦的刘仲莹寻找党组织无望,无奈之下只好返回济南,不幸又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在济南省立图书馆被捕入狱,在历经了20多天炼狱般的折磨后,被营救出狱。

1936年4月,赵健民和北方局的黎玉取得了联系,黎玉向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汇报了山东的情况,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重新建立,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

同年秋,省委考虑到刘仲莹在莱芜处境危险,决定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他到鲁西北特委工作。1937年11月,根据山东省委的决定,鲁西、鲁西北特委合并为鲁西北特委,刘仲莹任特委书记,领导莘、朝、观、范、濮等23个县的党的工作。

刘仲莹在特委工作期间,肝病逐渐加重,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一次,刘仲莹回到鹁鸽楼村老家,已经开始吐血,饮食也难进口。大家见了都很难过,纷纷劝他休息治疗,但他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住了不几天,又返回了鲁西北。

1938年2月,刘仲莹病危,组织上派专人把他送到济南,给他改名换姓送进了齐鲁医院,但终因病情过重已无法挽救,于1938年农历二月二十七日逝世,年仅27岁。

山东省工委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恢复了全省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间断过,在中共山东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李伟 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