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勇将”留给我们的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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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武装暴动，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八路军第1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鲁中区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0军政治委员、军长等职。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奇功，素有“旋风勇将”的美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主持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集团一些人想借历史上罗舜初曾在四野工作的关系把他拉扯进林彪集团中来，令罗交代问题并让他停职。

直到1975年4月，罗舜初才接到正式命令，前往沈阳军区出任副司令员。行前，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将罗舜初等一批人召集到一起，作了一次集体谈话，算是对几年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作了一个了结。

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国防科委机关的不少领导、专家、处长、参谋、干事、战士甚至打字员，都去车站为罗舜初送行。彼此依依不舍，在场的人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啊，他的将士们不愿让他离去，他又何尝愿意离去，但他又不得不离去……

是什么原因让罗舜初与将士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友情？罗舜初将军究竟有怎样的人格魅力让将士们如此留恋？为此，我们采访了罗舜初将军之子罗小明，听他讲述父亲罗舜初将军鲜为人知的关于家庭、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故事。

子女

为人之父，谁不疼爱自己的子女？谁不想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好一点呢？公与私是人生中谁都无法逾越的两道门槛，但不同的思想境界自然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罗舜初将军是怎样做的呢？

1968年三四月份，一个礼拜天下午，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到我们家去了。当时，父亲每周的礼拜天都加班，从不休息。在科委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科学家去了我家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我姐姐在家，他坐了坐就走了。父亲下班回来，我姐姐告诉他，下午某某科学家过来了。我父亲就问：“那他来都说了些什么？”姐姐说：“他就随便问了一下家里的事儿，当说到罗小明的时候，我说他出去当兵了。当时科学家说他女儿也十八岁了，也想当兵，之后的话，他也就没往下说。”父亲听我姐姐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可能是为了他女儿当兵的事情来的。父亲对这位科学家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就他本人来说是没任何问题，但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极左，又要政审，这一政审，他夫人那边就通不过了，因为他夫人是个中日混血儿，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交，还属于敌对状态。另外，他夫人的父亲又是国民党的一个上将。那怎么行呢。就因这些，没人敢让他女儿当兵。我父亲觉得这种情况不处理好，会影响到他之后的工作情绪，他这个特殊情况应该采取特殊的办法，我父亲当时又没这个权力。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大了，超过了我父亲的权限了，只有向周总理报告，建议总理是不是能够具体地考虑一下这个特殊情况，作为特殊的例子解决一下。我父亲马上就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明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很快就同意了。而且，周总理还特别说：“你安排他这个女儿，第一距离北京不要太远；第二就在你科委系统内。”父亲就马上通知了军务部门，办了个最近的单位。办完了这个事情就给这位科学家打电话说明，这位科学家非常感动。（以上为罗小明语，下同）

罗舜初将军的做法体现了国家对顶尖科学家的关照，体现了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关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国防科技事业中去。但同样也说明，罗舜初将军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解决一个人当兵的问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全部解决了。说明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那他会不会用这个权力给自己的子女谋点私利呢？

我姐姐在北京理工大学上学，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这个学校当时归国防科委管辖，从课程到招生、分配都由国防科委管。当时上这个学的时候，我父亲还没到国防科委，还在第十研究院工作，但是十院的业务和理工大的业务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院校院长抗战的时候与我父亲也是战友。所以上学的时候，父亲给我姐姐说：“你到学校填入学登记的时候，不要提我，免得他们给你特殊照顾。”院长对我姐姐这个情况就根本不知道，有一次到科委开会，他知道了我姐姐和父亲的关系就问我父亲：“你怎么对我还保密啊？”父亲说：“就怕你给搞特殊，要照顾，坚决不能那样做。”到毕业的时候，我姐姐想到一个属于部队编制的单位工作，父亲说：“你这个专业和同学们一样，他们分到哪里，你就去哪里，你不能挑，我也不给你安排。”最后我姐姐分到了石家庄十三所，那个单位是不穿军装的，等于我姐姐这辈子都没穿上军装，参军梦就没能实现。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公私分明、公而忘私。

我弟弟大概是1970年初中毕业以后，由学校统一分配到中铁二局，修铁路去了。当时要修北京到沙城这条线，都是在山里工作，后来出了一次工程事故，石头下来把他腿脚给砸坏了，之后就截掉了一小脚指头。当时我弟弟才十七岁，那么小那么苦，秘书们看了就心疼，他们就想给我弟弟改换一个工作环境。正好，70年代开始大学恢复招生，1971年的时候就和八局管院校的人商量了一下，安排我弟弟上学，到清华大学学习核武器专业。又是科委管的，管招生、管课程、管分配，他们都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以后，当时那个局长在一次饭桌上给我父亲说：“罗副主任，你那个小儿子，我们已经把他安排上清华了。”我父亲听后一愣，就问：“怎么回事儿？”秘书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说了一下。我父亲听了以后就批评秘书：你们为什么之前不给我说，自己做主就去办了？现在招生都是有条件的。因为每年开这个计划工作会议，父亲都是会议领导小组的，他涉及一个交接口，整个招生计划标准，我父亲都是非常清楚的。我父亲说：第一，必须在基层工作两年以上，而我儿子才一年；第二，“文革”前上过初三以上的，而我儿子“文革”前是小学五年级；第三，群众推荐、单位推荐等等。这些条件他都不符合。你们根本不经过群众，不经过单位，自己就办，这些都不符合规定，把他退回原单位。秘书们很为难，他们都开了欢送会了，关系都转过来了。我父亲说那也不行，你们先去做检讨，不应该这么办，然后你们再把他退回去。秘书说，那他回去以后怎么工作？我父亲就说，那有什么不好工作的，错了就是错了，在工作中好好工作，然后争取大家的谅解，就这样把我弟弟又送回了原单位。我父亲就是这样对待自家的子女的。

住房

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尺度体现在公私二字上。处理好公私关系不仅考验着党性，也考验人性。公私关系是任何公职人员都难以逃避、回避的人生课题和政治命题。比如如何正确对待住房问题就是一个重要考验。“居者有其所”，住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住房供不应求的问题严重存在，以至于像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住房都成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有房还要多占房，一些人到一个单位占一套住房，人走家不搬，长期占用多套住房不退。可是罗舜初将军对待这一问题的做法却截然不同。他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进的北京，算是比较早的。那个时候一开始住房条件还是不错的，刚开始四合院、小楼都有，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海军班子调整，让我父亲去政治学院学习，当时的供给关系都在海军，后来一看新调来的几个领导干部没地方住，父亲给有关方面说：“我把房子让给他们住，我走。”几个海军领导在过去十年都在一起工作，关系都是很不错的，就对我父亲说：“别着急啊，等你学习完了，工作定下来了再说，现在你要到哪里去啊。”我父亲就说：“我不在其位，还占着这个房子，影响人家工作不行。我一定要把房子让出来。”就这样房子就给让了出去。

当时父亲还找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萧向荣还说我父亲：“你搬什么家啊，你现在在政治学院也只是学习，供给关系都在海军，政治学院也不能安排你。”我父亲就说：“你随便帮我找个能住的地方就行。”之后，萧向荣只好找了个地方。对我父亲讲，只有一个地方了，可那个条件不怎么样，就是个周转房，志愿军回国到北京以后，待分配的人住在那儿的，分配完了就去新单位了。很旧的一个小院，在广安门那边。我父亲就说，那也可以啊。最后我们就住到那里去了。

政治学院毕业以后，父亲被分到第十研究院，到了十院以后，就等于到了机关了，是院长，他职务最高，军衔最高，资历最老。别人也是从外面调来的，都住的是原单位的房子，就他住这个周转房，所以管理部门一看觉得不行，得赶紧给院长解决。管理部门人员在阜成门看中了一个小四合院带车库，质量也不错，交通也挺好，价格也不贵，不到两万块钱，小院内大概有十来间房子，挺合适的，谈好之后，还得他点头才行，如果他不满意，他们那些人还不能办。一切都谈妥了，向他报告，说我们给您看中了一处房子，也不贵也挺好，请您去看一看，如果您没意见，我们就签约买下来了。我父亲一听，就说：“谁让你们搞的？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不许你们这么弄！我们院这么多人都没有住处，你让我先来住，我怎么能安心呢！不许办。”就把那边的房子给退了。所以在十院工作期间，我们家人就住在周转房那里，一直到1965年。

父亲调国防工办工作后，国防工办先下的命令，父亲才搬到了工办那个院。这个院原来是苏联专家招待所，有一座苏式的小院，也就是大院套小院的那种院子，给当时请的苏联总顾问住的。后来因为工办机关健全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就把这个院拆了盖了几栋楼，也就是现在十号院那几栋红色的小楼，还有一栋是后盖的，那是把食堂给拆了。正好大家都搬到了新楼，那个旧的给腾了出来一些房子，然后有关部门就打算把中间那个门，一共是三层楼六个单元都安排给我父亲住。这六个单元，有关部门他们计划我父亲母亲住一层，包括办公之类的，孩子们住一层，加在一起就符合他的标准了。还有最底下一层，计划让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炊事员）住，这正好门一把就行，也很安全。后来我父亲一听，说你们这个安排不合理，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口，给我占三层怎么行呢，用不着。管理部门就说，你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我父亲就说，标准是死的，要根据实际需要办就好，我们家人少，有一层就够了，剩下的安排给别人住就好。二层是不潮也不晒，可是当时二层已经住了两户了，他们就说让那两户搬出来。我父亲说，人家住得好好的，让人家搬什么，打搅人家干什么，不要动了，哪层是空的，我就住哪层。最后，我们就住在一层了，具体安排是这样的，除了我们家以外，还有司机、警卫员都和他住在一起，在安排房子的时候，把最小的十平方米左右那间让我跟我弟弟住。我和我弟弟住的那个房子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小三屉桌、小衣柜就没地方了，空间非常挤。大的十五六平方米那间给司机和警卫员住，他们两个看了以后，过意不去就给我父亲讲，让兄弟俩住大的，我们住那个小的。我父亲说：“不行，就让他们住小的，你们这个房子除了你们住，还有别的任务，比如说客人，你们还有接待任务，所以你们要住大一点的。”我父亲考虑得非常周到。我们就这样住了进来。住进来以后一看，工办考虑得细致，所有的房间都铺的地毯，我父亲看了就说，把地毯全部撤掉。然后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好多老同志被打倒的打倒，抄家的抄家，关起来的关起来，空出来了很多房子。后来管理部门有些人说，现在的房子宽裕了，你是不是可以搬家了。我父亲说：“我不能去，‘文化大革命’这么对待老干部是不对的，这些人有些是我的老战友，有些虽然我不认识，跟我也没任何关系，也没任何来往，但都是革命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帮助他们，反而去住他们的房子，尽管是公家的，可我心里不忍。我相信他们将来出来还会为党工作的，到了那个时候，我怎么有脸见他们，我坚决不同意。”所以我家在这里一住就住了十年。到1975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最后把这个房子退还给国防工办。

“我不能去，我心里不忍，我怎么有脸见他们，我坚决不同意！”这些话语说得是何等好啊！是多么的感人，充满了对战友的情谊及对当时做法的批评和对未来的期望。

后来，父亲调到沈阳军区，我们要搬走了，把那个屋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钥匙交还给他们。管理处的人说，这房子就别交了，您以后到北京开个会，还有个地方住，像孩子们路过北京也好有个地方。我父亲说：现在房子这么紧张，还占个房子，利用率还那么低不合适。你们就分给其他人员住。

房子交了以后，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有一个干部提议，这个房子咱们谁都不住，也不要分，还给罗副主任留着，这么好的干部，我相信将来一定还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做邻居，大家同意不同意？之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后来外来的干部知道这个空房子的来历以后，谁都不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一直到1981年我父亲去世了，他们知道不可能再回来了，这才把房子给分了，而且还特别叮嘱住这个房子的人，一定要爱惜这个房子，罗主任在这里住了十年，保护得这么好，一定别毁了。

“这个房子……给罗副主任留着……等他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做邻居。”多么朴实的群众语言，真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专车

“行”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问题，由于公共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小汽车还远远没有进入家庭，各家各户基本上没有私家车，因此，谁家拥有“专车”是一种荣耀，是一种标志。专车是出于工作考虑为高级领导干部配置的，按一般思维，专车应该也会给首长家人带来一些方便。可是，罗舜初将军是怎么做的呢？他真正做到了“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父亲的专车也当公车用，除我们家人不许用以外，其他人都可以用。为什么其他人可以用呢？“因为他们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所以他们可以用。你们不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所以不能用。”我母亲就用过一次。那是我父亲生病住院，他的一个战友去看望他，那天，他战友回去的当天晚上就心梗去世了。我父亲知道以后，马上让我母亲代表他，到这个战友家去慰问。因为天色已经很晚了，那个战友家又住得很远，在香山那边，坐公交车回不来了，所以就破例用了一次。记得当时我母亲用完以后，就给司机说：“根据跑的公里数交油钱。”司机说：“这点不算什么。”我母亲说：“不行，必须交。”结果交了钱，回来看到收据才算数。

其他人都可以用他的专车，还表现在：谁上下班耽误了，没有赶上班车，都可以坐他的车，一开始大家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又没办法，就跟司机试探，司机就说，没关系，首长说了可以的。久而久之，大家就习以为常了，谁没有赶上班车就都坐他的车。坐到车上，父亲就跟他们聊天，问一些工作情况、家里情况等等，所以父亲和下面干部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融洽的。大家有什么想法也都找他说，遇到什么问题也都来跟他讲。父亲当时是工办副主任兼科委副主任，两头都有职务，说话办事儿也方便，除了大事协调，小事也协调。有一些干部生孩子，也是用他的车去送。冬天生完孩子出院，也是用他的车接回来。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典型要求，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领导干部是公众人物，要处理好公私关系，做到公私分明，以此律己立行，彰显品行，方是本色。

聂荣臻元帅在西山军委办公地住的时候，碰上礼拜天，让我父亲过去，聂帅就说，你来的时候拐个弯到我家，把我孙女带过来，我想她了；带去谈完之后，你再替我把她送回去。一个元帅把家里的孙女送过来，在现在看来，算什么事。可是那个时候就不一样，如果没有便车，他就不派专车了。就是有人来，顺带把他孙女带过来。那个时候，元帅级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风气在那个时期真是好得很啊。

上班

科学家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宝，发挥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热情是行政线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尊重科学家，实际上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体现，而“九三八首长”外号则是罗舜初将军在工作中尊重科学家的具体体现。

国防科委当时的代号是九三八部队，因为出差得有个军人通行证。那个时候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都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布。我父亲参加外面活动，对外都是以总参谋部的身份参加各类活动。外人问他，你是军队哪个部门的，他就说我是总参谋部的。我看过很多香港的刊物，对他离开海军以后的职务都不清楚，搞不准。后来，机关有的人就给父亲起了个外号叫“九三八首长”。就把这个九三八部队代号扣在他头上，实际上是在说父亲上班时间太特殊了。“九”指的是：早上九点开会，甚至十点才开会。“三”指的是：下午三点才下班。“八”指的是：晚上八点了，你又召集一批人加班，还要工作。就这样，大家给起了这么个外号。

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说：“人家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九三八首长，说你安排工作时间不合理，弄得人家中午吃不上饭，晚上下班又下得晚，吃不上晚饭还得跟你加班，太疲劳了。”

父亲说：“这个我也知道。”

我说：“那你干吗不改？”

父亲说：“改不了，不好改。”

他接着就给我讲了原因。他是个时间观念非常强的人，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有时候，我还在听他打电话，等我过来以后，人就不见了。只见屋顶上的那个烟雾还在那一圈一圈地转，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一开始也要求八点半开会，几次会议以后，发现不行，大家都到不齐，因为他一开会，参加的对象不是军人，都是科学家（钱学森、朱光亚、陈芳允、王淦昌等），经常迟到。他不爱发脾气，就问大家到底为什么总是迟到，挨个地私下聊。了解情况后，知道科学家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骑自行车来的、堵车、有的是夜间工作等等，聊完以后就把开会的时间推迟到九点到十点进行。

开会期间，秘书不准进会议室，秘书只负责向参会人员发通知，参会人员到齐之后，秘书就站在会场外把门，所有来找父亲的人不许进。除总理和聂帅的电话告诉父亲以外，任何电话都记录下来是什么事儿，谁来的，中间不要叫父亲。其他的秘书也都各有各的分工。这样一开会，十点才正式开始，十二点根本开不完，很多人因此吃不上饭，有的秘书就开始发牢骚。一次、两次还可以，一年到头都这样就有些受不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罗副主任开会。我就问过父亲：为什么到吃饭时间不让先吃饭，然后再接着开？他说他试过几次，不行。有一次，一个科学家说得眉飞色舞，结果喝口水的工夫，下午再去开会的时候，让这个科学家接着说，结果这个科学家抓耳挠腮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散会之后再问这个科学家：上午讲得不是挺好，为何下午就没话了？科学家说，上午因为某君提的一个问题把我那个灵感激发起来了，我要驳倒他就说出来了，后来中午一休息，灵感就都没有了，上午讲的，都是我平时没想到的，他一挑就把我挑起来了，我就把自己原来的东西都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想不起来了。父亲总结经验，在科学家们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如果一打断，非常宝贵的思路就没了。所以在会上任何人发言，就随他讲，他讲多长就是多长，绝对不打断，会开到几点就是几点。这个外号的“三”字就是这么给出来了。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为中国成功研制和试验第一颗原子弹，为推动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决策、领导和组织实施的核心作用。周恩来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已众所周知，但是，作为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日理万机，他的科技思想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工作时间，是罗舜初将军所熟知的，所以罗的上班时间必须要与总理时间相一致。

那个外号“八”是这样的，周恩来生活工作规律是凌晨四五点睡觉，睡到十点钟起来吃点东西，起来之后先大便，总理这个厕所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总理是便秘拉不出来，他秘书趁这个时候就把这五个小时收到的文件按照轻重缓急送给他处理。总理就坐在马桶上一边憋一边批改文件，临时有事儿就叫秘书让谁谁来一下，一般这个时候都是让比较熟悉的人叫到他的第二办公室办公。完了以后，到了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大约两点钟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他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他这个规律，等他把这些文件批了以后，送到科委机关，就基本上下班了。有些文件是需要急办的事儿，我父亲看了这些文件以后，就赶紧晚上加班来处理。那个时候，二局、五局是搞原子弹、导弹、卫星的，那几个参谋家里都装了电话，那时装电话是按照级别的，我父亲是随时找他们。其中有一个参谋是搞卫星的，他后来给我说：从科委成立以后到这里来，一直到我离休，跟着多少副主任工作，我发现在罗副主任主持工作那段时间，我最累，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随时都得准备醒。有时候，夜里一两点钟来个电话，赶紧醒一醒，派车去接你。这是总理交办的事情，必须马上处理。下班也晚，回到家简单吃点东西，八点钟的时候，有关的人员也就都到了，所以这“九三八首长”的外号就这样得出来了。

1981年2月24日，罗舜初将军因患肺心病在沈阳逝世，终年67岁。3月16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将军的品德》的长篇文章，并同时发表编者按语，讲述和赞扬罗舜初将军一息尚存想工作、一生廉洁为人民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以上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表现了罗舜初将军优秀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笔者此时想起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他的诗歌《有的人》中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罗舜初将军就是还活在人们心中的那种人。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