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义》报的马克思主义亮色

　　《天义》报于1907年6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是在20世纪初中国兴起赴日留学热潮的大背景下，由一部分旅居日本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该刊起初作为何震等人发起成立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而出版，后很快成为刘师培、张继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天义》报在其刊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出版19期，刊发文章200余篇，在译介西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同时，积极译介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的译介与传播，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理论价值的推崇和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接受和认同，为《天义》报染上了一抹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亮色。
　　《天义》报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最值得称道的是“两个第一次”。
　　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1月15日，《天义》报第15卷“学理”栏刊登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译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署名“因格尔斯作，民鸣译”。译文开篇说：“此《宣言》者，乃发表共产主义同盟之纲领者也”，与今天的译文“《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在意义上异曲同工。译文最后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因格尔斯序于伦敦”处理原文的署名和落款，是很中国化的表达，也很忠实于原文。需要指出的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成了《共产党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而这个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在《天义》报刊发的译文中，对这段文字是这样翻译的：
　　其提案非他，即谓古今各时代，其关系生产、分配者，必有经济上特殊之方法。社会组织因之而生，其政治及文明之历史，亦建设于此基础之上。又依此基础说明，则人类之全历史者，自土地共有之种族社会消灭后，常为阶级斗争之历史，即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对抗之历史也。
　　《天义》报在刊发这篇译文的时候，在结尾处加编者按予以评介，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一方面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建议把《共产党宣言》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入门之书，可见《天义》报对《共产党宣言》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原文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也就是《共产党宣言》7篇序言中的第一篇。1872年德文版序言阐明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强调对于《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时还提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一篇内涵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该序言完整中译文的发表，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译介《共产党宣言》引言和第一章全文。1908年3月，《天义》报第16—19卷合刊（春季增刊）“译书”栏发表了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引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同时刊发了“申叔”（即刘师培）专门为译文发表所作的《〈共产党宣言〉序》。民鸣译文的标题是《〈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署名“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合著，民鸣译”。译文开篇第一句是“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幽灵”一词，在当时被译为“异物”。译文第一章的标题也不是“资产者与无产者”，而是译作“绅士与平民”，明显移植了日译文的译法。对于第一章的首句则译为：“自古以来，凡一切社会之历史，均阶级斗争之历史也。”而对于第一章末尾体现“两个必然”思想的一段文字则译为：“而其所产出者，即葬瘗己身之具，而授平民以胜利者也。然彼等则欲避无由矣”，虽然与今天的译文相比显得语义晦涩，但通过“葬瘗”“授平民以胜利”“欲避无由”等措辞，还是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思想。
　　刘师培在为译文所作的《序》中，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均为社会主义大师”，还提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译为“困贫之哲学”）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为“英国劳动阶级状态”）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起草并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过程，也述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历史。刘师培评价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他更进一步指出：“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篇；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篇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当然，刘师培在赞美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逻辑出发，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批评，称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但这样的批评恰好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实，一种新思想在传播之初，赞美之声固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批评之辞同样可能引发人们的研究兴趣，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以及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彰显自身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
　　《天义》报作为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一份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刊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不期然而然地在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方面创造了“两个第一次”，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一件很有意义、很值得玩味和研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