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1917年3月底，俄共（布）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向流亡瑞士的列宁转来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当立即出发！”由于当时的法国和英国禁止通行，在瑞士、瑞典、波兰、法国、德国、挪威等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安排见证下，列宁等40余人从瑞士取道德国，乘坐被打上铅印的密闭车厢，于4月16日回到俄罗斯。

　　列宁回国之后，致力于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工作，改变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将俄国革命的性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七月事变后，反革命势力开始反扑，政权完全被资产阶级掌握，布尔什维克只能暂时转入地下。列宁则秘密躲藏在拉兹里夫湖畔，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光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

　　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俄国即将成为现实，使得革命者对于国家的态度问题浮上水面，“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书的核心就是对革命与国家问题的理论阐释，全书共分六章，按照历史顺序，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848年欧洲革命之前的一般性表述；1848-1851年革命经验之后，明确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实践经验基础上，发现了用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在此基础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还原经典学说的真相。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主张一切真理的论断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无论审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还是审视一个人命运的变幻曲折，都好比巴斯德在显微镜里观察细菌，充满了冷峻、冷静甚至冷酷，承认科学的逻辑，并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世界。列宁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科学理解，认为“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但是正像所有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遭遇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资产阶级就开始试图将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赋予他们的名字以某种荣誉，同时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添加上民族主义乃至社会沙文主义的面纱，磨去革命锋芒，将其庸俗化。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有革命性的内容，也因此面临着最为严重的修正危机。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却被篡改为阶级调和的机关；马克思认为旧的国家政权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却被鼓吹可以实现和平过渡；马克思认为新的国家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形式，却被认为可以对旧政权的一切照单全收。《国家与革命》充满论战性质，不动声色而又笔走龙蛇，辛辣尖锐却又饱含热情，体现了列宁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新阐释和还原，澄清并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歪理邪说，确立了正确思想的指导地位，继而把学说转变为革命，让理论变成现实。

　　——承认阶级学说在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发明了阶级学说，发现了阶级矛盾在人类社会千百年运动变化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撕下了道德外衣和温情面纱后，还原了历史最残酷的真实。阶级学说对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至关重要，意味着国家代表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国家都是一种暴力专政的机器，是在人压迫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时候诞生的，在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只是选举压迫自己的人的权利”，权利、自由、民主、平等的字眼都是虚伪的，表面上最人道的国家，却可以进行最不人道的剥削与压迫。列宁在本书中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提出要先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辩证看待国家的未来。只有国家本身的消亡，才能让国家带来的矛盾迎刃而解。恩格斯用“共同体”或者“公社”代替国家，那时候的国家，不再需要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因为人民习惯于正确，便不用外在的约束与服从；国家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成为管理和服务；联邦和统一的界限、民主与集权的界限、贵族与共和的界限，都不再重要。但是只有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共同体才会出现，而面对现实中仍在不断发展进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列宁以辩证法填补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最民主的形式，也就开启了自身消亡的过程。教育的普及，工人纪律意识的形成，孕育了旧国家的掘墓人也就是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可以取代既有的国家，继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形式，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成本上大为降低，但专政本身仍然是需要的。关键在于，打破对旧国家形式的迷恋，消除历史的惯性，就像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列宁这一思想影响深远，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从西方到东方，每一代共产党人所从事社会革命，都包含着挣脱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政党选举、代议民主等观念桎梏的努力，开辟一条新路，尝试建立新的国家形式。

　　——明确政权建设中的人民监督思想。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教育普及识字，形成了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工人“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这就意味着可以在推翻旧的国家之后，由人民进行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以计算和监督维系新国家正常地运转。这种监督是“极严格的监督”，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的监督，全体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和雇员，监督成为简单的工作，成为“真正包罗万象、普遍的和全面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不需要监督，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不需要管理，当社会成为了一个管理处，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管理社会，就会彻底肃清因剥削造成的一切卑鄙丑恶现象，不再需要暴力下的服从，对于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将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

　　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没有来得及把这本书继续写完，他所拟定的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对此列宁开玩笑说：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自己，对于这种“妨碍”却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实践取代文字完成了本书，时至今日国家与革命问题依旧在继续，崭新的篇章仍然在书写，列宁的思想也从来没有缺席。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但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列宁是第一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付诸实践，有成功的武装夺权和政权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部厚厚的《列宁全集》，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神遗产和政治遗产。最能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寻章摘句的理论家，不是僵化的形而上学者，也不是躺在书斋里的学院派，而是列宁这样充满活力和斗志、把科学真理变成现实的革命者。革命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也只有革命才能让学说活起来，让概念动起来，让世界亮起来。（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