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缘何升华为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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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及“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并在此一年内连续五次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实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理论化转型。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载入党章，它才升华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惟一宗旨。

民主政权是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典型示范

事实上，仅就“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而言，并非某一人或某一政党所独有与专用。譬如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及三民主义理论，就蕴含“为人民服务”的理念；1937年5月，蒋介石在庐山办暑期训练团时所制定的《暑期训练要旨》，也提出过国民党干部要“为人民服务”的要求。

国民党建立之初，本是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动员型革命党，然而四一二政变后，迅速蜕变为以政治控制为主、一党专政的政党。由此，国民党远离民众运动，党员脱离工农大众，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质变。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理论，认为国民党是中国的动脉，三民主义是中国的灵魂，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人民是否服从国民党及自己的领导，以理论化的方式宣扬其独裁政治。可见，虽然国民党也使用过“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但仅是一张空头政治支票，其实质是以训政的方式实施独裁。

与之相反，毛泽东根据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现实，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抗日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努力扩大政权基础，广泛吸收各阶层代表，改变政权范式，真正实践了“为人民服务”。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中共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根据地政权机关的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由此确立了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政权建设模式。

此后，“三三制”在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广泛实施。当时，中共贯彻“三三制”的意志非常坚决，在选举过程中出现共产党人数超过三分之一时，被选人员会主动退出政府或参议会，以保证“三三制”得到具体实行，以致有的地方党员人数出现少于三分之一的情形。譬如，据林伯渠统计，1941年度在安塞、绥德、吴堡、米脂、合水、镇原、环县和新宁8个县里，中共党员在参议会中平均只占近20%的议席，乡政府委员会中的比例也差不多。因为中共对“三三制”的认真实施，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抗日根据地内外广大民众的普遍接受与好评。

当然，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并非不要或者削弱领导，而是通过这个制度形式，以更好确立中共在政权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事实上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中共中央通过不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已使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和强化。然而，党的一元化领导绝非“独揽”权力，更多是通过政治、政策上的领导来实现。因此，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尤其注重发挥政府机关的作用，且注意到党政分开的必要性和党政不分的危害性。

与此同时，就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一些党内高层已有较成熟的认识。譬如：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提出，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要民主”“能团结人”“要坚持政治立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有了这些规定与认识，当年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才有底气拒绝签发他认为不合理的文件。以致西北局书记高岗亲赴其家做工作，在听取意见、承诺修改后，李鼎铭才同意签发文件。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实践，已将宗旨意识自觉贯穿于政权建设模式的探索过程，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就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典型示范。

民主执政是检验中共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中共在延安不仅肩负着争取抗战胜利的历史重任，也面对着领导民众斗争、响应民众呼声、解决民生疾苦的具体问题。能否在具体执政方式上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疑是检验中共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抗战时期，为团结争取最广泛之民众，中共从局部执政的现实出发，在政策制定中尽可能顾及各阶层利益，以求实现统一战线的最大化。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要使各界人民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为此，当时实行的是“合理负担”的原则。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也要交租交息；一方面资方要适当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出工出力，保证资方合理利润。因此，在讨论《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时，当李鼎铭提出草案对出租人限制过苛的意见时，得到了中共的采纳，最终将减少对出租人限制的内容写入草案。

正因为土地政策兼顾了地主与农民双方的利益，不仅受到农民欢迎，开明地主与开明绅士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积极参与“三三制”政权，出钱出力支持抗战。如绥德的安子钦，不仅尽力购买救国公债，而且在1938年和霍子乐倡议并带头募捐抗日经费，至1939年共为八路军募捐2万元。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一度征粮较重，让人民难以承受，引起一些民众不满。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及时进行深入调研。经调查核实，1941年度边区政府征收20万石公粮的任务过重，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是造成民怨的主因。毛泽东立即督促政府，调整征粮政策，将1942年度征粮任务削减至16万石，同时向边区党政军部门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

历史证明，抗战时期中共在局部执政中，实行的民主制度绝非徒有虚名，而是有名有实，做到了为民执政、靠民执政。除“三三制”以外，这一时期民主政治最为后人称道的，当属中共在边区政权中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罢免程序，使边区民众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权利。这种选举制度比之苏维埃时期间接选举制度的最大进步，就是民众通过直接选举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

边区根据选民特点，还制定了灵活多样的选举方式。除进行选民登记、划分选举单位、公布候选人名单、向选民报告工作外，还针对文盲选民采用“红绿票法”和“豆选法”等选举方式，以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

据有关史料记载，1937年开始的边区乡级选举，民众参与度极高，许多乡村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多数都参与了选举，全边区民众参选率达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80%到90%。

此外，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执政，还体现在边区民众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对那些不称职的政府人员，民众有权予以罢免。这种体现在上至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下至每个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的民主权利的实行，在中国政治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创举。

抗战时期，中共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所进行的民主执政实践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示范效应，它是“为人民服务”在执政方式上的生动体现。

建设廉洁政治赢得了高度评价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整党整风和建设廉洁政治，彰显出强烈的宗旨意识，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良好执政形象，广泛地吸引了中外人士的目光。

早在1937年洛川会议期间，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的任务。10月，延安发生了红军将领黄克功枪杀女青年刘茜事件。鉴于黄克功对革命有功，不少人为其求情。为严肃法纪，毛泽东则坚持对其处以极刑且写公开信表明态度：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如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

黄克功案件之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从严治腐的要求，由司法部门判处了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

1941年，毛泽东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一条，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为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抗战时期，由于执法严明，惩治有力，教育得法，边区政府成为全国廉洁政治的模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毛泽东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他还评价陕甘宁边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实践及其廉洁的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和赞扬。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访问毛泽东后作出评价：“这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一向奉国民党为正统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后访问重庆和延安，亲自对比国统区腐败的社会现象和延安的勃勃气象，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民一致、团结统一、廉洁奉公后，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他对国民党大失所望之余，经过与毛泽东的交流，转而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就是共产党人延安时期的形象。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