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烽火邮路

　　2014年9月9日，福建老报人赵家欣在福州辞世，享年100岁。笔者在参与新闻采访时，曾搜集赵老一些个人资料，印象较深的是，2007年11月3日，赵老获赠1938年4月18日《星光日报》复制件，内有他写于69年前的《台儿庄血战记（二）》。老人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篇报道被刊发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件能否寄到？想来赵家欣这代人或多或少曾在心中有此一问。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是1923年生人，他在自传《八十逆旅》中写道，“抗战八年之中，沦陷区与后方能够通信”“我不知道两边的邮局特别边界接壤地区的邮局是怎样处理邮件往来的”。

　　赵家欣战地行踪

　　赵老生前口述：1938年4月5日，“没有月亮的夜晚”，一辆大卡车载着记者们从徐州出发。7日，“我们赶到了台儿庄最前沿阵地采访”，“连夜写了《台儿庄血战记》，并把这篇报道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回《星光日报》”。

　　离开硝烟未散的台儿庄，“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写下了第二篇报道”，“当时的邮路毫无保障”，“标题为《台儿庄血战记（二）》的报道寄出后，只能祈祷上苍，让这篇报道能顺利抵达报社，鼓舞厦门人民奋勇抗敌”。

　　赵老另在《忆采访台儿庄战役见闻》中写道，“回到徐州，我写了长篇通讯《台儿庄血战记》，寄回厦门《星光日报》”。可能指的就是“之二”这篇，当在8日离开台儿庄，经过一天多的路程重返徐州，于10日或稍后完稿并寄出。

　　旧报馆讲究“抢新闻”，“之二”既见报于4月18日，则应于17日送至日报编辑手中，邮寄全程不过8天。稿件是怎样“奇迹般”到达厦门的？

　　1933年11月，福州、厦门邮局开通航空邮路。鉴于“价值昂贵，坐客载邮不多”“抗战爆发后，班机停航，邮线取消”等原因，赵老稿件空运的可能性不大，在此不考。

　　福建的战时邮路

　　《福建省志·邮电志》记载：1938年1月，福建首次开辟南平-江山（属浙江衢州）、南平-光泽（时属江西区管辖）隔日班省际自办汽车邮路。1950年，开辟南平-福州水道邮路与南平-江山自办汽车邮路衔接，福州-上海邮程由七八天缩短为四五天。

　　笔者在网上查到两篇文章，均以呈现信封邮戳的形式，为旧时的邮路传递提供佐证，较为直观地解决了时间、地理上的概念问题。

　　博文《抗战时期温州至福建间邮路的变迁》，由浙江瑞安一位集邮爱好者撰写。文中出示的一枚实寄封邮戳显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30日，由浙江永嘉（温州）寄往福建惠安峰尾。8月13日经江山，经闽侯（福州）日期不清，8月17日经莆田，8月18日到惠安，8月19日抵峰尾。

　　由此反推，上世纪30年代末，福州至上海的陆上邮程至少在“七八天”以上，仅江山至福州尚需4天。光是陆运的话，《台儿庄血战记（二）》能赶上已知的见报日期吗？

　　从徐州运抵厦门

　　大众网《信封上的枣庄》之《老信封承载峄城邮路历史》，所示的一封国际平信函件邮戳显示：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19日从峄县（今与台儿庄均属山东省

　　枣庄市）寄出，6月20日经徐州，6月22日到上海中转，走太平洋航线抵美国，无寄达地落地戳。

　　《厦门交通志》则提及，上世纪40年代，航行沪厦线的元培轮（招商局厦门分局所属）“时速16海里，35小时可走完全程”。

　　1936年，仅厦沪线这条海航专线，有英商太古、招商局、三北等公司经营。《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记录，太古每周两班，三北等每周一二班，招商局每月一班。而航次更为频繁密集的，则是沪厦汕、沪厦港粤等中转航班。可见当时厦沪之间，“轮船周期较长”应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转候时不计，徐州至上海两三日邮程，沪厦海运两天未满，其快捷虽说超乎今人之想象，却应是赵家欣寄件所走较为合理，且接近事实的邮路。

　　问题是，1937年11月5日，上海沦陷；10月底，与厦门唇齿相依的金门被占，日舰穿梭台海间，随时可游击拦截对华补给。后方邮件能否进入陷区？通过海上封锁？这些留待下文分解。

　　老邮人话当年事

　　1943年7月，陈桥驿雇了一只脚划船，告别已经沦陷的故乡绍兴。搭轮船到萧山，一早换乘火车，经杭州钱江大桥，于薄暮时分抵达终点站金华。在亲戚家逗留几天后，由当地农民带路，步行至奔赴内地的第一站游埠，再坐“上江船”去衢州常山。

　　常山一夜，陈桥驿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父亲，“因为他必然是急着想给我写信的”；另一封给贵阳的堂叔，“实是为了试探一下，他能否让我到贵阳去”；第三封给当时只是一般朋友、以后的妻子胡德芬，她还在绍兴念书，“希望她克服困难，到内地继续求学”。三封信都顺利到达，均在江西上饶收到复信，接到堂叔的回信不过半个月。

　　沦陷区与后方的邮运问题，令陈桥驿困惑不解，赵家欣也说过：“至于报道报馆是否收到，是否已经刊发，我无从得知。”然而，《民国经济》所述事实之“简单”，让人大跌眼镜。此书实则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搜集、编撰的访谈中辑录而成，有关“邮政”话题，口述者为刘承汉，1932年起任邮政总局法律秘书兼法规课主任，达十年之久，熟悉内情。

　　1937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7月16日，日军占据丰台，邮政总局于18日通知各地邮局不得撤退，“撤退时，亦应于可能范围内，在邻近安全地点暂避，并相机回局恢复业务，以便民众”。8月4日，中国守军被迫放弃北平，天津旋亦沦陷，其时两地邮政管理局均未移动，继续维持。

　　刘承汉认为，当时的决策有相当依据。东北沦陷后，我邮务依旧维持，几达一年之久，直至关外伪组织发行伪邮票并迫使邮局售用，“恐一经接受，即会承认伪组织”，故断然撤退。全面抗战后，邮局大有撤不胜撤、退无可退之势，“是此

　　一决策，固属事出无可奈何，亦当时情况下仅有之一途”。

　　“敌方亦觉欲使地方恢复正常，邮局必须首先恢复”，如于1938年春，派员与江苏邮政管理局谈判，达成“保障邮局人员生命安全”“负责维持粮食供应”“一般邮政公事不在检查之列”三项条件。

　　当时之奇特现象

　　1938年8月15日，伪华北“邮政总局”在北平成立，引起一时困扰。然“伪僭立以后，其辖区仅以平津鲁晋为限，原有管理局之人事及行政，并未多加干涉，仅邮政现款禁止解散后方”，实际干扰并不如初期想象严重。

　　汪伪“邮政总局”成立后，原以为“华中情势较难应付”，但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敌伪均采缓进政策，对华中一带邮务，未尝严格干扰”。

　　偷袭珍珠港之日，驻沪日军开入租界，情势逆转，人心慌恐。邮政方面，“接任上海管理局局长王伟生原系我方邮务长……当时敌伪方面除添用日籍人员五六人外，大抵调用邮政旧人”，刘承汉推测，或因“南京伪邮政总局筹备之主持人屠家骅，原系服务邮政多年之邮务长”，故做事留有退路。

　　在接战地区，正常邮路发生阻碍，则改道绕行，以求畅通。各邮区间及邮区与后方邮政总局间的联系，从无严重阻碍；另一方面，陷区邮政继续维持，一如以往成规，组织未变，制度未变，上层纵于抗战后期掺杂少数敌伪，而大多数仍为邮政旧人，且八年来经常与我邮政总局继续联系。

　　地区虽已沦陷，而“邮政犹能行使主权，一切听命于中央”，刘承汉称之为“当时之奇特现象”。

　　日伪禁止陷区青年到内地读书，过关卡时常有人被抓。陈桥驿说，中学同学中没有亲友帮助而奔赴内地的，“有些人不知下落，他们很可能是蒙难了”，但“在我后来到内地后几年的经历中，信件丢失的事实在未曾遇到”。可见彼时邮件越界，反倒比人员往来较为安全。

　　赵家欣“惦念家乡，思归心切”，从徐州沿陇海路而行，经郑州南下，在武汉搭汽车从粤汉路入广州，绕道香港，乘荷兰轮拟返厦门，不料正值日军进犯，无法上岸，反倒不及所寄邮件走得便捷，亦见战争时期之种种荒诞。

　　闽地史料之佐证

　　“因敌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前，对美人员尚有相当顾忌。”刘承汉说，当时一大策略是，所有陷区邮政首长尽量派外籍人员充任。

　　林忠友，1898年生人，原福建邮政管理局高级邮务员。其《福建邮政五十年》附表“福建邮政员工人数增减”可资证明：从1937年至1944年，邮务长一职均系洋人，1945年始有华人出任。

　　据1936年5月的调查，当时出入厦门口岸的船只，以船舶吨位数计，英国轮船占最多，荷兰次之，日轮退到第三，其余分属中国、美国、挪威、法国、德国。

　　《厦门市邮电志》翔实记录：1938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厦门。11日，邮局将15袋邮件由太古汽船押送交轮运沪。12日，英、美派巡洋舰停泊鼓浪屿海面，掩护万福士、芝巴德等轮往来香港、南洋一带，邮局借华侨银行汽轮运送邮件交轮带运。其时，沪港等地仍有外国轮船行驶厦门带运邮件。

　　7月1日上午9时，全体员工齐集海后路邮局，将日旗卸下，升上邮旗，恢复局务。时日方曾由台湾派员40余名，拟在厦门开办邮务，见我已恢复，乃折返。

　　《福建省志·邮电志》则云，厦门沦陷后，福建邮政管理局为维持与之邮运，初派专差往来接送邮件，后开辟厦门鼓浪屿-海沧、福州-坑田水道邮路，以保持福州发闽南邮运的畅通。至1939年，日军封锁闽江口，外轮基本停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交通才完全断绝。

　　绿衣人痛苦牺牲

　　盛成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进入战后的台儿庄，眼前是一片焦土，“全城只有两间完整的房屋，左为邮局，右为峄县政府驻台办事处”。

　　邮差蔡润荣回忆说，台儿庄大战打响后，邮局员工仍冒着战火，往来城内外，收寄、投递邮件，因此被特许进出城门。他进城送信时，曾见“巷口用花生包堆砌的工事在战斗中遭受猛烈枪击，花生米四处遍撒”。

　　邮政人员“所受身体、精神及物资上之痛苦牺牲亦复不胜枚举”。刘承汉说，“其遭遇最惨者，则为接近双方战地之邮差”。邮差身穿制服带运邮件，敌我双方对之均甚信任，通过关隘绝少加以盘问，于是双方偶亦派人冒穿邮差制服刺探军情，致使正规邮差常被敌方误为间谍，或受严刑，或遭活埋，牺牲者不下数十人。

　　日军犯厦之际，邮差郑红毛因工作不及逃避，被日方误以为军人枪击毙命。《福建邮政五十年》还披露，时任厦门邮局长的杨文祥多方设法把厦门降为二等局，自愿“停薪留职”，其在陷区难以忍受的情形可以想见。

　　八年抗战，始终与陷区继续通邮，对于抗战军事上的益处不需多说。至于后方数百万军民，能与陷区之家属通信，以坚定其信心，更使陷区亿万黎庶增强其向心力，刘承汉认为，均是“无形中促成最后胜利之有利因素”。

　　胡德芬婚后才告诉陈桥驿，当年接到他发自常山一信的激动心情。陈桥驿说，“我十分佩服邮局的这种服务，在当年确实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对于在内地的流亡学生，与沦陷区家庭的通信，实在至关重要”。（谢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