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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新闻记者顾执中

王凯

2018年09月03日15:03    来源:海南日报

原标题:抗战中的新闻记者顾执中

顾执中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徽。

顾执中手迹。

顾执中(左)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项英在云岭合影。

今年是报界耆宿顾执中先生诞辰120周年。

顾执中是我国著名报人和新闻教育家,早年曾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新中国时期的大批新闻专业人才都出自其门下。抗战爆发特别是汪伪政府成立后,顾执中在上海撰写文章声讨,并积极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消息,遭到日伪特务机关迫害。后来顾执中在朋友帮助下,秘密离开上海,辗转来到香港、重庆、印度等地,继续他的报人生涯。

西部考察

为抗战作舆论准备

顾执中出生于上海东南的南汇县周浦镇,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后因家庭原因辍学。1920年代初,顾执中到上海《新闻报》做事,期间足迹遍布全国,经常以通讯的形式为《新闻报》撰写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1932年下半年,陇海铁路管理局邀请国内各界人士到陕西一带考察、走访,顾执中作为《新闻报》代表参加了此次考察。考察团从西安启程,经咸阳、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富县、甘泉至延安,然后又经延安、宜川、壶口、义集、龙门、韩城、部阳、大荔,最终抵达淦关,行程一千余公里,实地考察了陕西十余个县的实业、教育、市政、交通、气象、矿业、农业、地质、宗教、风俗、古迹及古物。陕西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近代以来却逐渐落后于东部地区。顾执中通过考察、采访,找出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他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参考之处。

考察陕西后的第二年夏天,顾执中发起组织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组织人员赴青海考察。这次考察人员不多,经过协商,大家推举顾执中为团长,黄伯逵为交际主任,汪扬为文书主任,陆诒为宣传主任,舒永康为庶务主任。他们7月3日从上海出发,经南京、徐州、郑州、潼关、西安、兰州,8月初抵达青海西宁。顾执中一行在青海各地进行了10天考察,12日离开西宁踏上归途,8月22日回到上海。后来,顾执中还组织报界朋友到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一带采访、考察,并撰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陆续在《新闻报》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也使政府开发西部的战略计划广为国人所知。

当时的西部地区通讯、交通等还比较落后,军政大权控制在地方割据军阀手里,久罹兵戈,民生凋敝,匪患四起。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广袤的西部几乎没有近代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基本都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和手工作坊,生产力水平低下。考察期间,顾执中等人坐驴车,住马店,受尽了颠簸之苦。但每到一地,他们顾不上休息,就马上走访了解情况,一直忙到深夜才罢手。等大家休息后,顾执中还要记录当天的情况,整理成文,第二天找邮局将稿件寄回报社。后来,顾执中和同事将西部考察的通讯报道汇集成册,出版了《西行记》和《到青海去》两本小册子,以流畅生动的文笔和丰富翔实的资料,向人们介绍了西北民族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和风俗人情。

1930年代初的中国,东北沦陷,热河失守,一些国家还对我国的西藏、新疆虎视眈眈。在这种背景下,顾执中等知识分子已预感到中日必有一战,而一旦开战,东部沿海地区很有可能会成为主战场,因此开发西部大后方势在必行。顾执中在其通讯《不要再一块儿死在东南》中这样写道:“处于严重的现时代的我们,已不暇为目前的国难,作无益的呻吟和悲叹;我们只有紧紧地把握住现在,对于已失的领土,我们当以铁血去收回,对于尚未失去而已经危机四伏的边疆,尤其是广大富饶的西北,当奋全力以经营它、充实它,以免重蹈覆辙。”当时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正抓紧时间经营巩固西南和西北地区,以作为未来战时的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说,顾执中等人的西部考察活动,为抗战期间的战略大转移作了舆论上的引导和准备。

前线劳军

与史沫特莱相遇

全面抗战爆发后,顾执中与报界同仁再次赴西南采访、考察,期间顾执中以“西南行”为题,为《新闻报》撰写了多篇旅行通讯,客观、公正地介绍了大后方的实际情况,为当时铁蹄蹂躏下的上海民众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1938年冬,顾执中又组织一批新闻记者,到地处江南的第三战区采访、慰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作战地区划为几个战区,江南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为第三战区,顾祝同担任司令长官,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也属于第三战区作战序列。

第三战区司令部先后驻昆山、苏州和常州,后来随着战事变化,又迁至安徽屯溪。顾执中一行十余人从上海乘小火轮到温州,再从温州一路西行。浙东一带山水极佳,沿途江流夹山,山峦重叠,水流湍急,若至绝境,转眼之间,柳暗花明,又见一村。但大好河山却遭外敌入侵,顾执中等人无心赏玩。当时南京、上海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为了劳军团成员的安全,顾执中在路上嘱咐大家,途中尽量不要阅读政治报刊书籍,莫谈国事,只谈风花雪月;每到一处,不要探望亲朋好友,不要发布消息,也不要举行报告会,尽量封锁消息;不要脱离团体单独行动,每到一地,切勿逗留过久。

几天后,劳军团到达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屯溪。顾祝同对顾执中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对上海民众的支持表示感谢。顾执中作为代表致辞,他对包括第三战区在内的全体抗日将士表示尊敬,并预祝抗战早日胜利。致辞结束后,顾执中将一面绣着“抗战到底”字样的锦旗献给顾祝同,顾祝同起立鞠躬接受。

离开屯溪后,顾执中率众人前往皖南泾县新四军驻地慰问。这一带属于游击区域,情况复杂,劳军团一路上或跋山涉水,或安步当车,晚上就宿在山洞或者破庙里,但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新四军军部在泾县云岭,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风景如画的好地方。代理军长项英一直在家等候,劳军团抵达当晚就召开了盛大欢迎会。据顾执中回忆,台下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身穿整洁的军服,手持武器,齐齐整整席地而坐。顾执中代表全团向新四军指战员致辞,随后将一面绣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献给了项英。

劳军团在泾县逗留了一个多星期,期间顾执中和团员们与新四军指战员座谈交流,并作了政治形势报告;顾执中还与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在泾县相遇,并将自己常用的一支派克金笔送给她作为留念。

遭遇袭击

险中秘密离开上海

顾执中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断在报纸上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英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杀无辜百姓的罪行,他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注意。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后,全国上下一致声讨,上海租界内的报纸更是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揭露日伪罪行。日本人和汪精卫集团恼羞成怒,命令76号特工总部清理沪上新闻界,一系列针对新闻媒体的暗杀、爆炸和骚扰接连不断,许多正直的记者喋血街头,一些坚持正义的报馆也被日伪分子捣毁。

1940年8月17日,顾执中在去报馆途中遭歹徒袭击。刺耳的枪声在平静的街道上显得特别尖厉、剧烈。顾执中毫无思想准备,有些晕头转向,直到颈部挨了一枪才反应过来。他急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转来转去,特务紧追不舍,连开数枪,但都没有击中。

顾执中脱险后,躲进了一家医院养伤。家人和朋友都对他的安全担心,劝他离开上海出去躲一躲,在众人劝说下,顾执中决定去香港暂避。但上海去香港的船票很不好买,就在顾执中为这事为难时,一个老朋友突然上门造访。

来人是美联社驻沪记者贝尔登,贝尔登原来是一名美国水手,1930年代初期来中国,精通中国文化。抗战爆发后,贝尔登受聘于美联社,开始为《时代》杂志撰稿。贝尔登精通汉语,所以他的报道深受美国读者欢迎,他也由此一举成名。贝尔登与顾执中关系一直很好,当年顾执中率领劳军团慰问第三战区时,他就是团里唯一的一名外国记者。贝尔登听说顾执中被日伪特务袭击后,马上赶到医院探视。

顾执中知道贝尔登原来当过水手,和美国轮船公司一定有关系,于是委托他购买船票。贝尔登满口应承,几天后就送来了一张美国“总统号”客轮船票。当时76号特务在医院和码头等处日夜监视,如何逃离也是个难题。这时顾执中当神父的表弟丁兰亭来医院探望,看到表弟那身神父长袍,顾执中想出一个主意,表弟和贝尔登听后连声叫好。

8月27日下午,《新闻报》美籍总经理泼尔克与贝尔登一起开车来到医院,顾执中坐上汽车。贝尔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长袍让顾执中换上,下午4点左右到码头,泼尔克与贝尔登将顾执中夹在中间,登上渡轮,5点上了“总统号”轮船。两位外国朋友一直将顾执中送进船舱,顾执中在舱内脱下长袍,换上西装。不长时间,汽笛一声长鸣,“总统号”驶出吴淞口,顾执中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

不久,顾执中的身影又出现在重庆街头。

(责编:扶婧颖、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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