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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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到1942年，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中共新四军分会书记，领导华中人民英勇抗战。刘少奇是踏入宿迁最早，也是次数最多的老一代中共主要领导。抗战期间，刘少奇亲临宿迁境内，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宿迁地区留下了一串串光辉足迹。

顶层设计，确定方向

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华北各地纷纷建立起抗日根据地。相比之下，中共在华中地区的敌后力量则较为薄弱。

1938年 9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会议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上决定成立中原局。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派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抗日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刘少奇勇敢挑起这副重任，奔赴华中，领导抗战。但怎样发展华中，如何开展抗日？当时有向南、向西、向东、向北发展四种观点，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全看刘少奇的智慧和创新了。

1939年1月，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一方面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等同志汇报，了解中原地区的形势，并于3月奉命返回延安。4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作了关于华中工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4日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

9月15日，刘少奇携徐海东等4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再赴中原。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竹沟向皖东进发。11月4日，他到达敌后的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不久，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依此，他分析形势，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重要一条就是“创造苏北（包括宿迁）根据地”。

在1939年12月召开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向东发展，“东进应该开辟苏北根据地。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苏北又靠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为此，他提出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意见：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由此可见，刘少奇数月来听取汇报、阅读文件、检阅部队、同干部战士亲切交谈，了解到豫皖苏地区敌我情况，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他改变了中央原先确定以皖东作为重点发展的意图, 进行顶层设计，明确建议以创建苏北根据地作为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战略突击方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刘少奇对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部署意见，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刘少奇从竹沟出发，一路上就苦苦思索“发展华中”这个重大课题，到此，终于有了答案。这是他多方深入调查研究，根据苏北实际情况，分析抗战形势，创造性地做出的重大部署，表现出了一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深谋远虑，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苏北固，则华中兴。此后，刘少奇致力于苏北根据地建设，相继开创了淮北、淮海根据地，对“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对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乃至取得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都具有重大意义。

求真务实，建“家”立业

开创苏北根据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实施起来困难重重。除了日伪不断地对根据地“扫荡”“清乡”之外，国民党顽军也反复与新四军摩擦。华中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他们吸取在华北敌后没有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的教训，在华中地区留下大量武装力量。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任命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率第八十九军进入苏北敌后。韩德勤以兴化为据点，利用合法地位，广罗苏北土杂武装，先后整编为10个保安旅，连同其他正规部队，号称10万人马(实约7万人)。此外还有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部约2万人，直属财政部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约3000人。他们视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为严重的是日、顽相互勾结，多次妄图剿灭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致使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十分艰难。

但刘少奇有着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精神，有着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他顶着重重困难和压力，求真务实，寻找对策。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讨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自己，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成功的。没有根据地，抗战不可能成功。因此，他精心谋划成“家”立业的大事，这就是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12月至翌年2月，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下，在淮南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大力向东发展，坚持反摩擦的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及战略方针。1940年3月，刘少奇亲自指挥战斗，集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的主力，向进攻定远县大桥地区的顽敌实行自卫还击，并乘胜攻占了定远县城。然后回师东进，在挺进纵队一部配合下，按照刘少奇制定的“坚守待援”战术，击退了围攻半塔集的韩德勤部队，取得了定远、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在此基础上，他委任了定远、来安、天长等12个县的县长，建立起华中敌后第一批抗日民主政权。

根据地的创建，更引起日、伪、顽的恐慌，他们相互勾结，妄图消灭新四军，铲除根据地。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刘少奇向中央提出八路军南下，陈毅等新四军北上的战略。在刘少奇指挥下，10月4日，黄克诚率部连克东沟、益林、阜宁等地， 10月10日，占领盐城。此时新四军陈毅部北上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进抵东台，两军的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这使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至此，刘少奇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任务。

为巩固苏北根据地，1940年4月下旬，刘少奇从淮南江北指挥部到淮北指导工作，在泗宿县（今泗洪县）朱湖镇召开干部会，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上提高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认识，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2年3月，刘少奇从盐阜地区赴延安，途经沭阳周集，接见了淮海区党政军领导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淮海区发展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军，扩大根据地。

宿迁是革命老区，积极响应刘少奇的号召。首先是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宿迁人民在积极参加主力部队的同时，踊跃参加地方武装和游击队。1941年7月，淮北区党委决定成立淮泗县民主政府和中共淮泗县委，建立“湖北大队”。1941年9月，在庄林场成立“宿北马陵大队”。宿迁县沂河大队初建时仅20余人，至1941年底已发展到280余人。1942年11月，沭河大队和新四军三师十旅二十八团一个连编入淮海军分区三支队八团。1943年12月，潼阳县成立民兵总队。这些地方武装，为坚持、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巩固政权。1940年5月，泗南县民主政府在罗岗成立，罗岗一度形成集市，成为泗南县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的中心。1940年10月，中共皖东北地委和专署在半城区成立。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主力由津浦路东进入洪泽湖地区半城一带，半城成为中共淮北区党委、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和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的驻地。

1940年8月下旬，八路军第五纵队按照刘少奇指示进入淮海区后，帮助苏皖区党委成立了泗阳、淮阴、沭阳、宿迁、灌云、涟水和东海各县政权。9月中旬，苏皖区党委在沭阳钱集召开士绅座谈会和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成立淮海区专员公署的决定。专署下辖涟水、淮阴、泗阳、沭阳、东海、灌云、宿迁、沐宿海、涟灌阜等9个县级行政单位，计33个区。至此，淮海区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淮海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遵照刘少奇关于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淮海区党委认真实行“三三制”，建设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大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刘少奇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注重加强党员教育。1940年上半年到皖北指导工作时，就常和党员干部谈党性修养和党内斗争问题。对个别同志存在的保守思想和宗派主义进行耐心教育，教导大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唯物辩证法，提高理论水平。宿迁地区许多党员干部都到刘少奇担任校长的华中党校培训过，聆听过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重要讲演。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加强党的建设重要意义，极大地提高了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

指挥数战，决胜千里

刘少奇多次亲自指挥、亲自参加宿迁地区的战斗、战役。

首先是胡桥战斗。1940年4月28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一行乘小船，从淮南经管镇来到淮北罗岗（泗洪县境内）视察、指导皖东北抗日工作。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苏支）一大队奉命由山东返回皖东北，担负保卫刘少奇的安全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刘少奇带领中原局积极部署当地抗日斗争，电台发报联络频繁，引起了日伪注意。6月初，刘少奇在水牛冲召开会议，苏支一大队队长胡炳云派特务连执行保卫任务，主力则部署在郑集、胡桥一带村庄，并提前派出侦察小分队，秘密监视泗县、五河敌伪动向。当时正值夏旱，皖东北久旱无雨，禾苗半枯。6月9日晨，200余名伪军化装成“求雨”的百姓，抬着内藏武器的土地爷、龙王爷神龛，吹吹打打向胡桥走来，吸引众多群众观看。当“求雨”队伍来到九连驻地胡桥时，被我军一排长发现，敌人立即从神龛中抽出武器，向我军开火，看热闹的群众惊慌四散。九连长令所属部队退守村庄紧急抵抗，同时向大队报告。敌情突然，刘少奇沉着冷静，决定由胡炳云大队在郑集、胡桥、江桥一线迎击来犯之敌。胡炳云接报，当即命令三营长组织十连进行反击。这时，侦察小分队报告，泗县、五河日军分三路包抄郑集，内有200多骑兵，形势十分严峻。胡炳云派员向刘少奇汇报，按照刘少奇的战斗部署，组织火力先打突进十一连阵地的左路日军，同时命二营长曹金奎在郑集北赶修工事，以阻止敌右路和中路进攻，并亲率一营进入十一连阵地。敌人每次冲锋均丢下几十具尸体。胡炳云令各营派小分队袭扰日伪军，敌人不得不退回泗县、五河据点。

6月13日晚，刘少奇正在苏皖纵队驻扎的江桥召开淮北党政军干部会议。此时，纵队获悉日军正从泗县、睢宁、宿迁同时出动向江桥扑来，会议立即终止。刘少奇立即做出战斗部署：命令驻江桥的特务营马上集合准备迎敌；命令通讯员火速通知驻扎在附近的陇海南进支队司令钟辉率部前来增援。次日拂晓，宿迁日军200余人分乘10辆汽车，携带着8挺机枪、6枚掷弹筒，突然包围纵队驻地江桥。江华立即指挥特务营奋勇迎战，与敌展开肉搏。危急关头，陇海南进支队赶到，迅速向敌展开反攻。日军在纵队夹击下，撤出江桥，退回宿迁县城。然而，正当陇海南进支队增援江桥时，睢宁、泗县两路日军500余人，趁机向陇海南进支队驻地归仁集猛攻。南进支队三团固守归仁集，与敌激战一日，击退敌十多次进攻。黄昏后，江华指挥其他部队增援三团，将日军一个中队包围在一座大庙里，激战一夜，日军伤亡惨重。此役共毙伤日军200余人。

1941年8月，趁日伪军向新四军“扫荡”之际，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调集保安第三纵队，先后侵占了江苏省泗阳县西北的程道口、史集、仰化集一带，并在程道口建造了坚固工事；国民党一一七师三四九旅六九七、六九八两个团，侵占了淮阴、涟水的新渡口、张官荡、大兴庄一带，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构成一道横贯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西走廊，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并接应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东进苏北制造摩擦，妄图一举吃掉根据地。刘少奇指出，如不急令淮海全体军民以极大的决心来挽救这种危险形势，就“有使华中全局受严重之危险之可能”。为此，刘少奇领导华中局和军分会共同研究，确定以陈毅为首组织一个前方指挥部，抗击来犯之敌。9月27日，刘少奇带领司令部等人与陈毅商定作战事宜，安排配足作战人员、侦察人员、机要人员和电台。刘少奇还电告皖东、皖东北各地：军长此行将代表华中局指挥各地党政工作；军长在淮海区时期，一切军事行动部署及举动由军长决定，并完全执行军长的统一指挥。即是说，将政治委员的附属权交给了军长一人全权掌握。陈毅当然掂出此重量，也不负众望，抽调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各一部和独立旅共7个团，于10月14日完成了对程道口的包围。15日至18日，攻克史集、张庄、大兴庄等外围据点。20日下午5时开始总攻，各部密切配合，至21日下午8时半攻占程道口。程道口战斗的胜利，对巩固整个苏北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领袖风范，心系群众

刘少奇在宿迁期间，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与宿迁人民结下深情厚谊。刘少奇和杜大娘的交往，就充分显示了他和宿迁人民的深厚情谊。

1940年4月下旬，刘少奇来到皖东北指导工作，中原局领导机关设在与孙园乡相邻的张塘乡。时任村地下行政小组长的许朝银与刘少奇经常在一起开会。刘少奇来到皖东北后，一天晚上，日军集结重兵开往张塘乡，妄图一举摧毁中原局领导机关。正在驻地研究工作的刘少奇和其他同志获此情报后，立即分头转移。许朝银迅速将刘少奇领往离驻地三里的孙园乡，藏在自家刚刚砌好的灶屋里。天快亮时，许朝银不顾个人安危，将刘少奇护送到了30里外的安全地带——朱湖乡（张爱萍所率新四军驻地）。

不久，刘少奇在洪泽湖西岸的小吴庄召开减租减息工作座谈会。许朝银冒着滂沱大雨前往会场。会上，刘少奇仔细听取了各地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汇报。当他听到许朝银介绍减租减息工作经验时，两眼迅速看向这位曾经掩护过自己的大娘身上。当时许朝银虽然年龄未过50，却已满头白发。刘少奇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位大娘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革命精神。”从此，杜巷村“杜大娘”的名字便在当地广为流传。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杜大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孙园乡党支部委员兼农救会主任。

刘少奇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杜大娘”牢记在心，化为革命生涯中永不枯竭的力量。经过她的宣传和发动，群众自愿献粮献款。开明地主许老太太一家就捐献出良田300亩、房屋数十间。“杜大娘”积极响应刘少奇关于“抓武装，抓政权，抓财政经济”的号召，组织全区妇女开荒种植，纺纱织布，进行生产自救。1947年8月，“杜大娘”担任孙园乡乡长。在淮北解放区开展的扩军运动中，她带头把大儿子杜正金送上前线。在她的带动下，全乡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55岁的“杜大娘”兼任地方支前大队长，率领担架队、毛驴队，迎弹雨、钻枪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

领袖与人民群众共患难，也与人民群众同甘苦。根据地初建，筹粮困难，加上日伪“扫荡”进攻，战士每天只能吃两餐杂粮稀饭。刘少奇一面指导筹集粮食，一面安排秘书将照顾他和中原局的米面送到前方。从此，刘少奇每天也只吃两顿杂粮稀饭，有时候还掺些野菜。在沭阳，当地老百姓没好饭菜，粗粮、红薯煎饼是当地人们的主食，因为要用力咬嚼，俗称摇头饼，刘少奇管它叫“日本国旗饼”。当时，有些伤病员不习惯吃这种饼，刘少奇同志就风趣地鼓励他们：“吃呀!吃一张煎饼，就吃掉一面日本旗。”许多伤病员听他这么一说，再吃起煎饼就觉得有滋有味。

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单家港起程回延安，途径淮海军区所在地——沭阳县周集乡小胡庄，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一天，刘少奇和一个前来军区送粮草的农民唐兆林促膝谈心。他是小胡庄的村农会会长。刘少奇向他询问了老百姓生活、群众的抗战情绪、减租减息、新四军与老百姓的关系等问题。刘少奇看到唐兆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估计他家生活有困难。第二天早上，刘少奇来到唐兆林家，见唐父双目失明，一家7口人挤在两间破漏的屋子里。他当即从身上掏出40块钱，给唐兆林修理房屋，全家感激得说不出话来。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消息传到唐兆林家，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他让儿子唐伟华给刘主席写了一封信，并想要一张他的相片，留做纪念。在国事繁忙中，刘少奇指示中央办公厅把相片寄给沭阳县委，委托县委了解情况后转交，表达了他对农民兄弟深深的惦念。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