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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女兵: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刘颖

2018年10月12日10:09    来源:黑龙江日报

原标题: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东北,英勇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十四年间,东北抗日战争惊天泣地。历史转折处,东北人民爱祖国,守故土,妇孺皆兵,不畏牺牲。抗联女战士的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历时5年完成了《东北抗联女兵》一书,记录了124名抗联女兵的事迹。今日,本报节选中国第一代女伞兵、抗联之母梁树林、金玉坤和她的女儿、传奇女子田仲樵、为了国家舍小家的庄凤的故事。身为女人,在国难当头之时,她们有的人和自己的孩子一生分别,有的人和孩子分开半生才得以重聚,把自己的热血青春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她们的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梁树林“东北抗联吕老妈妈”

在一张1951年的照片中,右边是位慈眉善目,穿着偏襟土布上衣的老人,普通得就像农家妇女,但她同宋庆龄站在一起,留下了这张传世之影。

老人名叫梁树林,在1951年国庆节,被邀请赴京参加国庆庆典,毛主席接见了她。梁树林被授予“中国革命八大妈妈”称号,是全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战斗的东北老百姓的最高嘉奖。而在东北抗联中她还有一个称呼——“抗联之母”。

梁树林生于1895年,辽宁省开原县人。十七岁嫁给吕庭元,从此有了一个随夫家的名字——吕梁氏,也就有了后人尊称她为吕老妈妈的这一称呼。1926年,梁树林和丈夫吕庭元带着两儿三女来到黑龙江省珠河一面坡的大青川(现黑龙江省尚志市老街基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树林在其父亲和几位革命同志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道路。

1933年10月,赵尚志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梁树林的家成了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落脚点,她也担任了游击根据地珠河、苇河、延寿、方正、宾县五区的游击区区长、反日救国会会长。因她家是抗联的联络点,抗联将领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李秋岳等人都曾在她家落脚、开会、吃住,赵一曼烈士不止住在她家,还认梁树林为“干妈”。

在梁树林积极抗日的同时,她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参加了珠河抗日游击队,大儿媳做了交通员,两个小女儿参加了儿童团。

梁树林的二儿子,珠河游击队战士吕文真在黑龙宫秋皮囤的战斗中殉难,文真的牺牲,让赵尚志和游击队的战士们悲痛不已,他们排队来到梁树林家,战士们泣不成声,赵尚志对梁树林说:“今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我们来养您,为你送终……”他带头喊了一声:“妈——”战士们紧随其后齐声呼喊:“妈——”

1935年,又一个噩耗传来,梁树林的大儿子吕文才在战斗中也牺牲了,当地老百姓已把他就地安葬,当妈妈的连儿子的尸首都没看见。1935年3月6日,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是传统的节日“龙抬头”。早晨,人们刚从炕上爬起,日寇就进屯了,日伪军烧毁了抗日联军根据地,一个山沟一个山沟“清剿”,将房屋烧毁或拆掉,制造“无人区”。

知道敌人进屯了,梁树林赶忙去通知老百姓,她的大儿媳吕管氏也急着走罗圈场奔太平沟去给游击队的医院和被服厂送信。敌人进村后烧毁了村庄,等他们撤走后,乡亲们陆续回到被毁的家,独独不见大儿媳。天傍黑,罗圈场来人报信说:“你家大儿媳被打死在罗圈场了。”两年的时间,梁树林挚爱的三位亲人相继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之下,作为母亲实难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梁树林患上了间歇性的精神失常。在家人和乡亲们的照料下,经过好多时日,她的精神才见好转。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梁树林协助赵一曼将游击区的医院、被服厂转移安置后隐居下来。1936年,为使留守游击区的战士们更好地战斗,梁树林积极地给部队运送弹药,领取野战医院急需的黄碘和紫酒,在此过程中,不幸被珠河县的大特务头子徐子轩逮捕入狱。被捕后的梁树林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敌人要她的口供,逼她说出游击队的去向。皮鞭子抽、木棍夹手指、用臭水灌肠,最后把她吊上房梁,她昏死过去数次,肋骨被打断了两根,门牙被敲掉了四颗,可她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梁树林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全家四口人登上了回辽宁的火车,梁树林把两个儿子永远留在了这片黑土地。

1946年这一家人又回到了一面坡,临走的那天梁树林兴奋地和女儿说:“我们出了沟到街上没准能和组织接上线。”就在这一年,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冯仲云担任了松江省主席。他的心里时刻挂念着老区的人民,更没忘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出生入死支援抗联部队的乡亲们。他派人查访,在一面坡终于找到了梁树林。至此,人们知道了这位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老妈妈,知道了她有三位亲人牺牲于抗日战争,知道了她曾经是女英雄赵一曼的干妈,知道了赵尚志、李兆麟和众多的抗联将士都喊过她“妈妈”。

1951年春,梁树林出席了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的烈军属模范代表大会,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中央人民政府还授予她一面锦旗。

1983年7月20日,这位革命妈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八岁。

金玉坤和她的女儿

金玉坤,1918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县。五岁时随家人逃荒至依兰三道岗镇苇子沟村,十六岁那年,日寇的铁蹄又踏进了金玉坤的家乡,村民的生活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依兰县是抗日老区,活跃在山里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下山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各村屯也都成立了“反日同盟会”“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打狗队”等抗日组织。国难当头,金玉坤毅然离家参加了抗联部队。到了队伍以后,她被分配到后方第九军被服厂做军服。1940年夏天,经支队长高继贤介绍,金玉坤和大队长隋德胜结婚了。曾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誉为十一军虎将的隋德胜,骁勇善战,英俊挺拔,有一手好枪法。

金玉坤和隋德胜结婚后在一起生活仅几天时间,就奔赴各自的战场,只有在军部几个月开一次组织生活会时才能见上一面。可喜的是,金玉坤和隋德胜婚后有了爱情的结晶,金玉坤怀孕了,她要做妈妈了。

金玉坤怀孕后和常人一样的工作。冬天到了,敌人调动了大批兵力,派出骑兵和飞机疯狂地向山里根据地进攻,由于敌人多次“清剿”,山里被服厂和地方组织失掉了联系,已经好多天没有吃到粮食了,饥饿和疲劳使同志们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大家决定到八十里地外的二道河子白家窑弄些粮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

1941年4月13日清晨,天才蒙蒙亮,一支六人组成的队伍上路了,金玉坤是六个人里面唯一的女同志。一行人沿着山路踏着薄雪,走了八十里的路程,他们要在天黑前赶到。交通员小龙看见金玉坤吃力地跟在队伍后面,怕她跌倒,特意用树枝给她做了个拐杖。14日一大早,天还没放亮,害怕暴露目标而连累百姓,大家就离开了白家窑,急三火四地往回赶。回来的路更难走了,金玉坤毕竟是即将临产的孕妇,身上又背上了三十多斤苞米,在离驻地还有二十多里路的光景,金玉坤开始产前阵痛了,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汗水湿透了棉衣。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自己要生孩子了,说了声:“我出去解手。”便急忙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一棵大松树下边,动手划拉了一些干草落叶铺到身下,头顶着大树旁的一棵倒木,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经过一阵阵剧烈的分娩阵痛,一个女婴出生了。

“哎,咱们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呀!”战友们看到这个小生命,都高兴地直嚷嚷,这时,抗联三军的才子,被同志们称为“侯大林”的侯启刚说,孩子生在蓝天下,应当成为展翅高飞的凤凰,就叫“凤兰”吧。

小凤兰在一天天地长大,越来越可爱,可这时部队要去外地进行休整,不能带孩子,必须要送山下老乡家寄养。经侯院长与伪庆城县山林警察队副大队长冯有商量,决定先将孩子送到他家,然后再选个好人家抚养。冯有是爱国的伪警察,在暗中支援抗联打日本关东军。

农历八月的一天,冯有派同乐乡王升河村的霍显山和王忠甲两位老乡来接孩子。金玉坤把孩子放在桦皮篓里,身上缝个白布条,上写:“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1年4月14日生,小名凤兰。”小凤兰就这样送走了。就在这年的冬天,孩子的父亲,隋德胜团长在一次突围撤退中为了掩护同志,在铁力县凌云山一带与另外两名机枪射手一起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

再说小凤兰,自打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后,她在冯有家待了不到一个月,又到了一撮毛村杨青林、孙德珍夫妇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小凤兰长成大姑娘了。望着漂亮的养女,孙德珍心里甜滋滋的。她想如果孩子的父母都在,使他们得以骨肉团聚,也算尽了自己最后一番心思。于是,她四次进县城,三次到省城寻访凤兰的亲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东北抗联第三军的陈雷和爱人第六军的李敏为凤兰接上了中断十七年的母女情。

1957年正月初的一天,孙德珍领着凤兰来到依兰县的金玉坤家,母女在悲喜交加中相见。在母亲金玉坤的提议下,原名杨凤兰的小凤兰改名为隋杨兰,以感激杨青林、孙德珍夫妇的养育之恩。

中国第一代女伞兵的故事

1941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周保中旅长曾带领北野营的部分男同志,去苏联伯力木格店机场学习空降。8月下旬,一个突然的通知令全体女兵兴奋不已,上级决定让女兵们去学习跳伞了。

北野营的十二名女同志来到伯力城东北方向的木格店训练场。紧张的训练开始了,教练都是苏联人,按照教练的要求女兵们先要从一米高的跳台往下蹦,蹦下来以后要站稳,姿势还要正确。空降兵有句口头禅:“三肿三消,方上云霄”,意思是说,训练中双腿只有经受了从肿到消、从消到肿、再从肿到消的历练,才可能领取登机跳伞的“通行证”。

木格店的这家机场比较简陋,空旷的训练场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物,木头制成的跳台约有五十米高,初秋的风在旷野中肆无忌惮地穿行,那木头的跳台在风里直摇晃,仿佛都能听到“嘎嘎”的响声。女兵们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心在突突地跳,双腿都在打战,尽管害怕但是没有退却的。她们爬上去,跳下来,跳下来,爬上去,胆子越来越大,就这样反复地练习了五天,大家都基本及格。到了第八天,女兵们开始登机跳伞,这可能是跳伞历史上最快速的训练了,算算前后只有八天。

全体女兵们在教官的带领下,登上了一架不大的运输机。飞机在一千多米的上空盘旋,巨大的引擎轰鸣着,震得耳朵发麻。当机舱门被打开时,女兵们按着顺序逐一迎风跃出舱门,扑向大地。跳下后,得自己拉开引线,引线拉开后空中瞬间开出一朵朵伞花。通过十来天的训练,全体女兵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返回了北野营,这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女兵们第一次学习跳伞。

1942年春至1942年夏,鉴于苏德战争形势的严峻,八十八旅的官兵们投入到更加刻苦的训练当中,他们随时有参战的可能。1942年的9月份,部队进行第二次空降训练。1942年9月21日,全体战士由副旅长石林斯基指挥,全副武装,晚上八时从雅斯克登船。到达的第二天,紧张的训练就开始了,根据教导旅的课程安排,地面训练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用六小时学习降落伞的结构、性能和使用方法,主要学习怎样开伞、怎样叠伞、怎样使用备用伞。这个环节十分重要,在实际跳伞当中,如果有一点操作不规范,都可能导致开伞不正常,所以这就要求每名跳伞员做到心如细发,把风险降到最低。如果在高空降落伞不能有效地打开,那是十分危险的。第二步是跳板凳,主要学习跳伞的姿势和动作,就像在岸上练习游泳姿势那样。训练中女兵们即使跳得浑身酸痛,仍不停歇。第三步是在跳伞塔上进行的。从准备姿势开始到收伞,每个程序都一丝不苟。

学习完折叠降落伞,开始跳塔了,女兵们先从五十米高的跳伞塔上往下跳,跳到地上能站稳,不摔跟头就能得个五分(满分)。这次空降训练,从1942年9月26日至10月8日,共进行了十三天。

正式跳伞的那一天,天气晴好,天空格外的蓝,进行跳伞时,大家都很兴奋。当飞机盘旋在约二千米的高空时,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女兵们彼此都听不到说话声,只能看教官的手势。机舱门被打开了,巨大的气浪吹得她们站立不稳,教官打着手势,学员们一个挨着一个跳了下去。就在第一次跳伞训练结束的那天晚上,营里召开了大会,周保中对全体女同志提出了表扬,他说:“八十八旅的女同志都是好样的,作战勇敢,训练认真,没有掉队的。”周保中的表扬极大地鼓舞了女兵们,这些抗联女战士经受了十分艰苦的训练和面对生命危险的考验,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女子空降兵。

光荣永远属于八十八旅的女兵们。中国第一代女伞兵的诞生,将永远定格在1941年—1942年的苏联远东,而第一代女伞兵的名字也必将像那璀璨的星光,永远闪烁在历史的天空。

田仲樵机敏应变的女县委书记

她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职务最高的妇女领导人,是东北地区唯一的女性中心县委书记,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委会委员、军委委员、中共吉东特委委员,吉东省委委员、巡视员。她的名字叫田仲樵。

1906年田仲樵出生,她是家里的长女,家中共有兄弟姊妹八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田仲樵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成为一名交通员。为完成各种凶险的任务,她常装扮成农妇在田间拔草、锄地、放猪、牧牛,有时还扮成蓬头垢面、赤足褴褛的乞丐出入于城镇关卡。1932年,在中共吉东特委的领导下,田仲樵开辟了由穆棱通往苏联的秘密交通线,利用这条交通线,她曾多次掩护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十数人,以及当时的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杨松、李范五等我党众多的高级干部秘密去往苏联。

1935年,经过斗争锻炼的田仲樵在李范五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3月,周保中派当时任宁安中心县委书记的田仲樵到牡丹江开展城市抗日工作,侦察敌情,组织工人反日会,并承担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和抗日各军的通讯联系、转达文件指示等地下交通任务。这一年正是日伪猖獗、疯狂“围剿”地下组织的一年。日本侵略军在牡丹江周围建立了军工厂,戒备森严。田仲樵到后,打入了日军仓库的被服厂做工,并吸收三十多名工人为反日会员,成立了中共牡丹江党支部。

1937年4月,田仲樵在充分掌握日军粮食仓库情况后,决定烧毁敌人的仓库。趁着夜色绕过了探照灯,把汽油洒到粮食草袋上,然后点燃火种,火势迅速蔓延。日军发现后,眼看着近千吨的粮食化为灰烬,这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接着,又连续有两起日本人的军火库和被服仓库被毁。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军组建为第二路军,田仲樵是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1938年,东北抗联进入极度困难时期,田仲樵在林口县后刁翎被捕。被捕的时候,田仲樵正化装成乞丐在宁安城边要饭。敌人把她抓去后,她一口咬定是敌人搞错了名字,“我是一个叫花子,哪里是什么县委书记?”她大声地争辩着。为了使她开口,敌人给她用尽了酷刑。老虎凳、滚钉筒、刺竹签……田仲樵以一个弱女子的血肉之躯去对抗着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在敌人的折磨下,她把泪水咽到肚子里去,把仇恨掩埋在心中,下决心要活下来。可活下来要比死去难。敌人给她灌辣椒水,又用烧红了的烙铁烫她的腿、腹部……敌人终于疲倦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放松了对田仲樵的看管,将她放在刁翎日军工作班监督。田仲樵的刑伤在慢慢好转,她可以在院子里自行走动了,还可以给日军洗洗衣服干些零活了,她在寻找逃走的机会。后来,田仲樵在百姓的帮助下,终于逃出了虎口。

1941年,刚刚出狱不久的田仲樵,正准备与延安中共中央派来的特派员倪景阳接头时,在牡丹江市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敌人变本加厉地动用大刑,辣椒水、老虎凳、往手指甲里钉竹签……在种种非人酷刑的摧残下,田仲樵准备以死殉国了。当日本人再次对她刑讯时,她找了一个空档,从刑讯室二楼的窗户上决然地跳了下去。这一跳使她多处骨折,敌人把重伤的她从牡丹江押送到哈尔滨伪警察厅,押解途中,还别有用心地给她套上日本和服。看到身穿和服的田仲樵,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她变节了。哈尔滨的日本兵更是凶残,他们企图从她的身上得到抗联部队和吉东省委的情报。在非人的酷刑中,田中樵“疯”了,面对这个疯女人,敌人也彻底失望了,就把她推进了监狱。从此,田仲樵在半疯癫状态中,在日伪监狱里艰难地熬过了四个年头。

日本投降后,经中共牡丹江省委组织审查和省委书记李大章批准,田仲樵同志恢复了党组织关系。2005年3月15日,饱经忧患和沧桑的一代抗联女杰田仲樵,在哈尔滨与世长辞,享年99岁。田仲樵一生没有子女,艰苦的抗战使她失去了作为女人应享有的一切,唯有一部传奇留给了历史,留给了岁月。

庄凤为国家舍小家

庄凤,1919年8月24日出生在山东省胶县何庄,原名庄凤仙。五岁那年随父母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的东宁县,七岁时又随家搬迁到饶河县大带河村。庄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但庄凤却是位聪颖灵秀的女孩,她家曾与一位私塾先生为邻,老先生见庄凤好学便免费教她读书。不到一年她就学会了很多常用字。1934年为逃避日本人的侮辱,在父母的包办下,十五岁的庄凤被迫嫁给了附近村子的一户李姓人家。婚后一年生下了一个男孩。

1936年9月,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战士经常到庄凤所在的村子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庄凤想跟着抗联军去,可一件大事难住了她,她要去参军,还没断奶的孩子怎么办?宣传抗日的女同志知道庄凤的难处后说:“咱有秘密营地,有孩子的同志都在密营里头,里头有伤病员,你可以给部队洗衣服、做饭。”

终于,庄凤下决心要加入抗联队伍,她抱着孩子追随了抗联部队。带着孩子上队后,庄凤被安排在抗联第七军第二师二团一连,成为一名真正的抗联女兵。因为带着孩子随军行动不方便,暂时到密营里做一些零碎工作。时隔一个多月,孩子的爷爷派人来找庄凤。为了抗日,她忍着内心的伤痛流着泪把心爱的儿子交给了来的人。孩子被抱走后,庄凤就随部队进山打游击,家是再也回不去了,被父母包办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庄凤也曾再次回到过大带河村,那里有她的父母,有她的亲人,她还可以向乡亲们打听儿子的消息。可就在部队路过大带河村时,庄凤的心碎了,昔日那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的村庄不见了,一片断壁残垣、焦土废墟呈现在她的眼前。原来日本人搞“归屯并户”时,放火烧掉了大带河村所有的房子,并把不愿归屯的老百姓全部杀掉了,就连婴儿都没放过,大带河村终究没能躲过这一劫。庄凤站在自家的破房框子前,悲愤的泪水流过脸颊,打湿了衣裳,那记忆中的家,虽然贫寒,但毕竟有浓浓的、化不开的亲情。如今敌人毁了她的家,毁了乡亲们的家,毁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这仇这恨如何能咽得下?打这以后,庄凤就到处打听家人的消息,后来听熟人说她的父母带着妹妹随逃难的人奔佳木斯去了,人海茫茫,从此庄凤就再也没有见过家人了。

1937年春天,部队从饶河密营出发,过了挠力河,穿过一望无际的漂筏甸子,最后来到了一个叫水林子的地方,抗联部队把这里作为了后方基地。部队在攻打头道林子、卧虎力等敌人据点时都取得很大胜利,缴获了许多枪支,粮食也得到补充。由于抗联队伍不断打胜仗,激怒了敌人,他们调动大批部队妄图一举消灭抗联队伍。9月的一天,敌机开始轰炸水林子,三十多架轰炸机到处扔炸弹,营房被炸成一个大坑。为防备敌机再来轰炸,部队在大旗杆稍做休整,就昼夜兼程返回了饶河的大山里。在深山里行军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没房子住,野外宿营就靠打一个大火堆取暖,抗联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宿营打火堆都得用大木头,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啊。战士们的衣服有的是老百姓给送来的,有的是缴获敌人的。到了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抗联部队晚上不敢生火,在寒冷的冬天里就更难熬了。东北最冷的时候,要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好多抗联战士晚上睡觉时就永远没有醒过来,被活活冻死了。

庄凤所在的第七军共有三百多名女性,她们用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行军中,女同志背的东西和男同志一样多,跋山涉水没有掉过队,虽然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女兵们始终没有变节投敌的,大部分都英勇牺牲了。在日本关东军一次又一次地疯狂进攻后,部队损失惨重,东北抗联的人数从最多的三万多人减少到一千多人。东北抗联第七军鼎盛时期有一千八百多人,抗战胜利时仅剩百余人。七军妇女大队三百多人,抗战胜利时仅剩十余人。

1939年冬,庄凤随抗联部队远赴苏联进行休整,这时她担任妇女排和看护排排长,率女战士排将妇女、儿童和伤病员陆续送往苏联。后随部队来到黑龙江北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区的抗联北野营,在这里她和战友们接受了全面系统而正规的军事训练。在苏联,庄凤与刘铁石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5年,夫妻二人一同随大部队回到东北。

(本版资料均由见习记者孙铭阳本报记者谭湘竹整理)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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