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爱民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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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彭德怀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高度评价彭德怀：“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开国元勋彭德怀，一生都将群众疾苦冷暖挂在心上，呕心沥血地为群众谋幸福，诚心真切地为民请命。他思想深处蕴涵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艰苦卓绝的人民群众观，是其政治品格和从政风范的集中体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爱戴尊敬和永远的怀念。

“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艰难条件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志愿军的统帅，在前线指挥的彭德怀深知志愿军将士们的艰苦，更深深情牵着广大志愿军的民生问题。为此，忧心如焚的他曾经回京陈词，为军需怒震居仁堂。

经过三次战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战机不停地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困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乎无法继续作战。彭德怀决定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

1951年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在会上，脸色凝重的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面临的严重困难，希望国内不论军队和地方等各方面都要想办法全力支援前线。

然而，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一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

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加之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来援助与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而恼火不已。此时，在这内部会议上出现的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使彭德怀忍无可忍，立刻火冒三丈。

只见彭德怀十分恼怒地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怒火，令会场的气氛骤然间紧张、肃然起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尽量维持，会议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一则替换第一线部队修整，二则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会议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随即，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遵照以上精神指示，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的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前一定要做好防寒准备。”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大山沟里。山脚下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只是非常潮湿。因此，彭德怀就住在搭建于洞口的一个木板棚子里，他的写字台则是用木头箱子垒成的。这个小板棚总是头顶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冬季很冷。1952年初春，全国文联组织的以巴金为组长的朝鲜战地创作组跨过鸭绿江，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当他们和陪同的朝鲜同志实地参观了志愿军指挥部，了解到统帅着上百万大军的彭司令员竟然住在这么简陋的板棚里、工作如此艰难困苦等情况之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无不感动万分。

不久，朝鲜人民军派来一个工兵连，要给彭德怀重新整修一下板棚，但他只让工兵连把通讯人员和警卫排住的房子整修了一番。过后，他得到了一个大电炉。每到晚上，电动机响起来时，他的屋子里立刻热烘烘的。等住在隔壁的警卫员们睡下后，彭德怀总是把电炉移放在门口，并把炉嘴对着他们的铺位。半夜，警卫员们发现后，又把它调了过去。但第二天起床时，警卫员们发现电炉又转过脸来对着他们烘烤着了。有时，彭德怀办公到深夜，电炉不便搬动，他就把自己的被子、军毯和大衣悄悄地盖在警卫员们的身上。

1956年秋的一天，彭德怀来到青海省格尔木一带，视察一个负责物资转运的高山兵站。他不仅认真地察看战士们的劳动工地，而且还看了他们的住房、食堂。

彭德怀摸着战士盖的棉被，伸手接着板棚上不断撒落下来的尘土，向干部们询问道：“战士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不冷吗？”干部们说：“冷呵，这样的房子既不挡风又不挡沙，早起时，被面上起一层霜。不过大家没意见。”彭德怀郑重其事地指示道：“要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入冬前一定要做好防寒准备。”

当晚，彭德怀就住在兵站，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半夜，他起来检查该兵站的哨位。发现哨兵在寒冷的夜晚未穿皮大衣。彭德怀很奇怪，问：“你怎么不穿皮大衣？”哨兵回答：“报告首长，我们没有皮大衣。”彭又问：“为什么你们没有皮大衣？”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上级有规定，以一条什么河为界，河西才算高寒地带，发皮大衣、毛皮鞋；我们河东，没过线，所以不算。”

第二天，彭德怀经专门调查后发现：这个兵站因地势高，比河西有的地方还冷些。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按实际情况发给御寒物品。”

过后，上级不但给该兵站的官兵们发了皮大衣等御寒物品，还配备了一些烤火的铁炉等设备。

“你们要多为战士想想！”

1955年秋，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来到祖国南海岸视察。进入一座军营时，从一个亮着彩灯的礼堂里传来悠扬的乐曲声，显然那里正在举行舞会。于是，他下了车，径直朝营房后面的连队驻地走去。进门后，他发现一个班的战士们正在讨论时事，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彭德怀，来参加你们的学习，好吗？”

大家一看是彭德怀来了，赶紧忙着端茶倒水，又拿来一把椅子，在上面垫了一床被子请他坐。

可是，彭德怀断然拒绝了，同战士们一样坐到了简陋普通的矮凳子上。

随即，彭德怀话归正传，问：“你们讨论什么问题？”一名战士将一张报纸递给他看，原来是报上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老是闹政变？

战士们继续热烈地发表意见。大家说，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覆、新兴的独立国家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民族民主革命不彻底等原因，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的动荡。最后，彭德怀举起手来：“报告班长，我发个言。”接着他说道：“这些国家不安宁，同志们分析的原因都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领导不愿意和大家一样坐矮板凳、硬板凳，可能原先他们也是坐矮板凳的，后来他们就只能坐高板凳了，比你们叫我坐的那板凳还高，高得多！”

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彭德怀却站起来，严肃地看了看随后跟来的这个部队的几位领导干部。他接着刚才的话头语重心长地说：“那些坐在很高很高的板凳上的人，看不到士兵了，不知道士兵们在说什么想什么了。士兵们在学习，干部们在跳舞！”见几个领导干部脸刷地红了，他继续追问：“今天星期几？你们一个礼拜跳几次舞？”然后说：“我不跳舞，我也不反对别人跳。但你们在娱乐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和士兵在一起。唱歌、演戏、打乒乓、下棋，怎么不可以？大家同乐怎么不好？为什么光搞那个东西？搞也得分个时间场合嘛！不要在营房里搞！不要因为你们自己不爱打球，不爱唱歌，只爱跳舞，你们就不去提倡，不去组织适合战士特点的文娱体育活动。你们要多为战士想想！”

“叫你买普通票，你怎么又搞这个？你们就是不爱接近老百姓，不怕脱离群众。”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许多问题，为了能及时地倾听老百姓的难处，他常轻车简从去视察。

有一天，他去鞍山，动身前，他对办公室主任讲，这次不坐公务车，而是乘普通客车前去。因为这样走，就能在车上听到老百姓的心里话了。

办公室主任答应了，保卫部门的同志却不答应，他们一致认为：保卫首长安全第一位。

开车时间到了，彭德怀来到车站，看到的还是公务车，他立即严厉地对办公室主任说：“叫你买普通票，你怎么又搞这个？你们就是不爱接近老百姓，不怕脱离群众。”

当时，随行的一位同志立即前来解围说：“车已经安排了，再说，也不是他一个人安排的。”上车后的彭德怀，一个人坐在那里生气。到了目的地，已是中午时分了，其他同志纷纷都去餐厅吃饭，唯独那个办公室主任不去吃饭，闷闷地坐在角落里。看到这一情景，彭德怀倒有点心软了。他走到那位同志面前，关切地问：“还坐在这里生我的气？”见办公室主任仍不言语，他又轻声细气地说：“我们身在领导机关，身为领导干部，处处都要注意影响，做好榜样。刚才我态度不好，有意见你回去给我提，现在先去吃饭吧。”

办公室主任被彭德怀说得不好意思，站起身，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离开座位去餐厅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一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只是那次视察回来后，再也没有谁敢给他安排公务车去视察了。

“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铺张浪费、追求名利和贪图享受的不良倾向。对此，彭德怀很有看法，并首先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敲起了警钟，提请全党“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正上中学而和彭德怀一块儿住的侄女住一小间外，其它的都是公用。所以彭德怀的住处拥挤不堪，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围坐着吃饭时，四周就不能走动了。其他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

那时北京住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管房子的部门看到彭德怀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大院子的住处，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彭德怀看了院子却不说话了。侄女问他：“搬不搬？”彭德怀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侄女回答：“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那个卫生间，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彭德怀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当时，彭德怀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可谓名高位重。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过任何私利，从来不允许家属利用他的名位与职权搞丝毫特殊化，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公私分明。

彭德怀的侄女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1954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由于她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她带回家。侄女十分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彭德怀说：“今后还是国家供我上学。”谁知彭德怀一听就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头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随即，彭德怀叫侄女把签署了他的意见的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侄女上学，一直到她上大学。

1959年秋天，侄女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在送侄女去上学的那天晚上，他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要回来当一名农民，每年要为生产队出工100天。”

彭德怀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的彭家围子过去缺水，周围百姓饮用水要到很远的塘里去挑。几十年来，彭德怀一直把这件事记挂在心里。1957年，全国许多地方兴起大修水利高潮，他便给家乡干部写信，建议在他小时候砍过柴、放过牛的乌石峰下楠木冲修一座水库。

1958年，水库动工兴建。这年冬天，彭德怀回乡视察。听了公社、大队干部的汇报后，他非常高兴，立即自掏腰包捐献了500元钱表示支持。1961年再次回乡时，彭德怀特地去楠木冲察看水库，建议大队组织劳力将坝基加高加宽，并在库内养鱼。不仅如此，彭德怀又个人慷慨地拿出300元钱给大队买鱼苗用。

从此，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的财务账上便为彭德怀立了一个户头，记着彭德怀交来的各笔款项。彭德怀还说：“要回来当一名农民，每年要为生产队出工100天。”后来，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愿望不能实现，彭德怀就提出以钱代劳，每年从自己工资里支出100元给家乡投资。1962年到1964年，他每年如数寄来100元钱。

1965年，彭德怀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无法按时捐款。1979年，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他的夫人浦安修按照他的遗愿，补交了他原先承诺给家乡的去世前10年的累计投资款1000元。如今，彭德怀的几笔投资款一一记在“社员往来”账上，饱含着这位开国元勋的浓浓乡情、拳拳赤子之心。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1958年和1961年，彭德怀曾两次回到湖南，在湘潭、平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疾苦、情系民情的一言一行，给当地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深深的印象。

1958年12月，彭德怀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乡调查。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处接一处马不停蹄地调研期间，他白天走访，晚上座谈，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说：“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那里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都弄坏的。”

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7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在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针对中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深思究因后在1961年1月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此后，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还积极推动和领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使1961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农业六十条”，纠正一些过“左”政策，进一步解决平调问题和公社规模偏大等问题，取消公共食堂。彭德怀得悉后十分高兴，认为这对转变干部作风、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贯彻落实党的“八字方针”都有重要意义。他坐不住了，想到农村做些调研，他说：“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说话。”他马上提笔向毛泽东写信请求批示。

随即，经毛泽东批准，1961年严冬，63岁的彭德怀又一次回到湖南湘潭老家进行农村调查。12月13日黄昏，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彭德怀在湘潭锰矿招待所走廊中神情凝重地四处瞭望着、沉思着。随后他把当地派来当向导的《湘潭日报》记者戴鼎叫来，仔细询问了解起基层情况来。

其中，谈及当时有失偏颇的一些做法和效果时，彭德怀满含忧虑、极有针对性地剖析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10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12月14日，彭德怀去鹤岭大队调查。听取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桂华和大队秘书、民兵营长等汇报以后，请他们把全大队从1956年至1959年4年间的变化情况，包括人口、粮食生产、农林牧副渔业收入、群众生活和疾病等情况逐年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发展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让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经常讲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牢记啊。”

彭德怀一路匆匆，深入农户问寒问暖，看完这户又走那家，认真调查民情。低调朴素、平易近人的彭德怀对未能认出彭元帅而连连道歉的老乡和蔼地说：“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

彭德怀这次回乡调研历时50多天。他每天冒着严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乡村、农家走访，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白天接待来访群众，外出调查研究，并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坐在油灯前，亲手写了4份农村调查材料。除了分发省、地、县委以及有关区委或公社外，并将一整套材料交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彭德怀根据此次回乡的调查情况，对湘潭的工作特别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作了具体指示。

彭德怀身居高位，“居庙堂之高”能够克己奉公、与人民共同奋斗，他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党员作出了表率。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