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傅烈

1928年3月10日凌晨，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傅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趁看守警察睡着的间隙，轻声但坚定地对一起被捕的同志说，“要坚强，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24天后的4月3日，年仅29岁的傅烈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党绝对忠诚、舍生取义的诺言，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不变初心和高尚品格。

注重宣传，以身作则

傅烈，1899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0年赴法国学习并参加革命活动。从1925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到1926年参加北伐，再到1927年重建四川党组织，傅烈都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尤其在开展宣传工作方面煞费苦心，亲力亲为。傅烈认为“宣传工作和军事一样重要”。他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倡导并践行做好宣传工作的“三对法”，即“对内，应有持续的政治宣传工作；对外，应有规模化专业化的宣传队伍；对不坚定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也靠宣传工作去改造他们。”所以，不管在哪里，傅烈都能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助推革命的发展。

1925年10月，第三军奉命平定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叛乱，傅烈带领政工人员率先南下。每到一处，他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军队的严明纪律。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获得了沿途群众的极力支持，保证了讨伐最终取得胜利。1926年7月，傅烈在北伐途中不遗余力地向官兵和工农群众宣传革命宗旨和行军纪律，鼓舞了革命士气，壮大了革命声势。第三军进攻南昌时遭遇不利，只能作战略上的暂时退让。个别军官四散逃命，一时间队伍乱作一团。危急时刻，傅烈挺身而出，统一大家思想，引导部队有序撤退。1927年，傅烈奔赴四川后，面对复杂的革命局面，先后领导创办了《川潮》《四川通讯》《学生时报》等刊物，积极有效地宣扬了革命道理、激发了革命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为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坚强保障。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残酷镇压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爱国集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3·31”惨案。随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杀害，四川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斗争陷入低潮。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决定傅烈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委以“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开新局面”的重任。

傅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与责任临危受命，迅速抵川后，冒着生命危险在艰巨复杂的形势中开展工作。8月，傅烈在重庆建立四川临时省委，凝聚起当地最坚强的革命力量。9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四川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他强调：“组织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进一步达到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更大的总暴动。”10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傅烈对过去党内思想和组织上出现的散漫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并作出严明的纪律规定，以“特别通信第一号”的形式通告四川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这次会议，有效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傅烈领导下的四川党组织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1927年12月底，党员发展到600多人，成立了2个市委、8个县委和10个特支。1928年2月，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提出“于最近二三月春荒期内加紧各种斗争，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四川的武装暴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巴蜀革命浪潮。傅烈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干劲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信念坚定，宁死不屈

1928年3月9日下午，傅烈与参加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的8名共产党人一起被捕。傅烈被捕后，最先想到的就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要大家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敌人希望按图索骥，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当天晚上重庆警备司令王隆基亲自审问，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傅烈斩钉截铁地说：“砍断我的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想要的片言只字！”在狱中，虽然备受折磨，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他两次不顾个人安危将需要转移的材料和后续的安排等重要信息通过地下党员传递出去。生死临别之际，他写下两封家书。一封告诉父亲：“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一封告诉妻子：“你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并在信中赋诗：“拼将五尺头颅血，争得神州遍地红。”这些话语字字泣血，无不表现了傅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仰。1928年4月3日，傅烈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从容就义，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