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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汉生和彭德怀的将帅情

梅兴无

2018年11月02日09: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开国中将廖汉生,是红二方面军走出来的将领,长期在贺龙指挥下作战。解放战争初期,贺龙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廖汉生又成了彭德怀麾下的一员战将。廖汉生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襟怀坦白、性格直爽,在人品、性格上与彭德怀颇有相似之处。两人相遇相知,结下了浓浓将帅情。

初到“彭大将军”麾下

廖汉生第一次见到彭德怀,是在1937年8月。当时,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廖汉生所在红二军团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一部合编为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六师政委廖汉生任副团长。

在部队改编期间,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来到七一六团住了几天,检查部队的整编和训练。廖汉生久闻彭德怀大名,尤其是毛泽东“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广为流传,更使他对“彭大将军”钦慕不已。没想到,10年后他成了“彭大将军”的部下。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积极准备进攻延安,妄图摧毁中共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11月,晋绥军区统一编成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纵队。一纵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

11月16日,一纵奉中央军委命令紧急调赴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从兴县赶到黄河边给一纵干部作动员:“蒋介石到处进攻解放区,这一回更狠毒,要来打我们的脑壳,进攻延安,想要摧毁我们的党中央!同志们现在就是要过黄河去,去给党中央、毛主席当警卫员!”

1947年3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纠集34个旅对陕北发起“重点进攻”,他口出狂言:“三日内占领延安!”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第三纵队西渡黄河,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后改为野战军),并决定贺龙所属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贺龙主管西北战场后方工作。从此,廖汉生便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战斗。

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军委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疲劳与消耗敌人,中央军委下达保卫延安的命令。3月8日,中央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延安。彭德怀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军队来打我们边区,我们要把它消灭掉!能不能消灭它呢?我看能!1935年,我们红军总共不过15000人,敌人有30万人,兵力对比是1∶20。我们打得东北军讲了和,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现在,我们比那时的人多得多。11年前我们能打胜仗,现在我们也要打胜仗,将来我们还要打胜仗!

听了这番话,廖汉生浑身热血沸腾,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遵照彭德怀命令,廖汉生、张宗逊指挥一纵队从15日起在甘泉南北投入防御战斗,顽强阻击沿咸(阳)榆(林)公路来犯之敌,掩护中央机关撤离。

18日下午,廖汉生、张宗逊快马加鞭赶回延安受领新的任务。黄昏后他俩赶到王家坪,彭德怀告诉他们:延安保卫战的任务已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群众都安全撤离,野战部队主力也将转到延安东北隐蔽待机,一纵的任务是连夜撤回延安,明天上午放弃延安,向西北撤退,把敌人引到安塞以北。他特别叮嘱,毛主席是向东走的,你们一定要把敌人往西北引。

3月19日上午,一纵按照命令全部撤离延安。胡宗南占到延安一座空城后,得意忘形,大肆吹嘘。廖汉生、张宗逊率一纵大摇大摆地向安塞开进。胡宗南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立即令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5个旅尾追,另以第三十一旅向东北的青化砭方向前进,保证其侧翼安全。

一纵在开往安塞途中,接到彭德怀电令,以少部兵力继续将敌人主力引向安塞,大部转赴青化砭合歼敌三十一旅。当晚,廖汉生、张宗逊主力突然离开大路,钻入山沟隐蔽东去。留下的1个营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且战且走,牵着敌军5个旅到达安塞。

3月23日,彭德怀集中野战兵团的全部兵力在青化砭伏击敌三十一旅,他打电话给廖汉生:“告诉大家要沉得住气。只要我们隐蔽得好,敌人一定会钻进口袋里的!”25日10时,敌三十一旅旅部率其九十二团大摇大摆地钻入口袋阵,空寂的山沟顿时枪声大作,一纵与二纵配合,从西、东山梁上两面夹击。毫无防备的敌军措手不及,在狭窄的沟底乱作一团。三五八旅八团冲进敌旅指挥所,俘虏了敌旅长李纪云。仅仅1个多小时,全歼敌三十一旅旅部及九十二团共2900余人。

4月14日,西野又在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5月上旬,西野攻打蟠龙镇,全歼敌精锐一六七旅旅部、四九九团及保安队,共6700余人。生擒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敌旅长李昆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敌1.4万人,稳定了陕北战局。

5月,三纵副司令员贺炳炎调任一纵副司令员,7月升任司令员(张宗逊任西野副司令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廖汉生、贺炳炎率一纵首克蒋台,全歼敌八十一师一七九团,复与兄弟部队再克环县,给“宁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

8月6日,彭德怀指挥一、二、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包围榆林城。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快速驰援榆林。西野即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稍作休整。敌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孤军冒进。彭德怀命令部队隐蔽待机,在沙家店消灭三十六师。

8月18日,一纵和兄弟部队对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三十六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但突然天降暴雨,战斗中止。20日,一纵与二纵向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发起攻击。战斗正酣,廖汉生接到彭德怀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廖汉生立即把彭德怀的动员令传达下去,部队士气倍增,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于黄昏消灭了号称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标志着西野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战后,野司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沙家店大捷,研究下一步作战方向。毛泽东、周恩来特地到会祝贺。毛泽东指出:“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陕北战争已经过‘山坳’了,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我们手里!”

廖汉生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乘兴吟诵《给彭德怀同志》六言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与“彭大将军”“顶牛”

一纵下属三五八旅是1937年由红二军团改编而成的,独一旅是1939年由红军老部队与抗日新部队合编而成的,这两个旅都是在贺龙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廖汉生、贺炳炎都与贺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廖汉生是跟贺龙从湖南桑植一路拼杀出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俩长期跟随贺龙南北转战,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仗打得顺风顺水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打得不顺手的时候,“彭大将军”的暴脾气就上来了。这对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来说,还真有点受不了。

1947年8月上旬,西野第一次打榆林,一纵攻城两天未能得手。胡宗南急调三十六师驰援。为避免腹背受敌,一纵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来电话,话没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啦!”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

放下电话,廖汉生爆了粗口:“妈个X的,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7年9、10月间,西野实行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反攻作战。二纵、四纵到外线作战,发动黄龙战役。野司指挥一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

10月4日,一纵、三纵包围清涧。敌廖昂的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清涧城周围高地构筑了以大小碉堡为核心,外壕、鹿砦、铁丝网相环绕的防御工事。6日,一纵、三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3个夜晚的连续突击,一纵攻克了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这时,胡宗南命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耙子山易守难攻,是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贺炳炎、廖汉生组织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独一旅第二团协同夹攻耙子山,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

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为进攻受阻,十分窝火。这时,贺炳炎接到彭德怀打来的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也是火爆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把电话筒摔了。敢跟彭德怀摔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10日上午,贺炳炎、廖汉生组织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牺牲。

10日下午4时,一纵和三纵同时向清涧城发起总攻。担任主攻的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在独一旅三团和三纵独五旅配合下成功地炸开北门,一纵突入城内,协同从东门攻入的三纵全歼守敌。敌师长廖昂被三纵俘获。此役共歼敌8000余人,收复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瓦窑堡5城。

彭德怀在指挥中与贺炳炎、廖汉生产生的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

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一纵队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一纵队“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一纵队“有意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一纵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请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野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参加。在肯定一纵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毫不留情地批评一纵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为了帮助廖汉生等了解彭德怀,林伯渠语重心长地说:“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贺龙、林伯渠的批评教育,使廖汉生、贺炳炎对彭德怀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了,他俩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其实他个人倒喜欢这两个部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批评人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将帅间的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一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

力推“诉苦三查”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10月下旬,为扫清北线,巩固后方,保障驻佳县的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野司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11月2日晚,西野3个纵队发动强攻,一纵在城南担负主攻。经过一夜激战,“宁马”10个团的步骑兵驰援,西野二打榆林未果。

11月中旬,一纵在横山县的响水堡、吴家岔一带整训。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廖汉生牵头组织全纵对打榆林进行总结。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余秋里组织讨论最为深入。他们认为,两次未打下榆林,是部队战斗意志不强所致,一个重要因素是部队兵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的战士占60%以上,有些连队占到80%。他们中不少人不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有的身上带着旧军队的坏毛病。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七一五团进行了积极探索。七一四团根据俘虏兵补入部队的情况,开展了国共两军的对比教育,启发解放兵控诉在国民党军遭受的当兵之苦,畅谈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的亲身感受。七一五团有的放矢,针对战斗意志不强的问题,查斗志;针对不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查思想;针对阶级觉悟不高的问题,查阶级。

余秋里及时总结提炼七一四团、七一五团的经验,迅速在全旅开展“诉苦三查”活动,整训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廖汉生立即指示推广三五八旅的经验,并代表纵队党委宣布,运用诉苦三查的方法对部队进行政治整训。

第一,广泛发动诉苦。就是诉地主的剥削之苦,诉国民党军的压迫之苦。选择那些苦大仇深的典型先诉苦,把大家的苦都引出来。三五八旅解放兵路新理在大会上诉苦说,他从小跟父亲给地主扛活,还养不活一家4口人。父亲活活累死后,他和母亲、妹妹向西沿途乞讨。在山西夏县,他到盐场做苦力,母亲在饥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一天,国民党军突然到盐场抓他当兵,9岁的妹妹哭得死去活来,至今不知死活……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嚎啕大哭。那个年代,受苦人谁没有一本血泪账?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登台诉旧社会的苦,诉者失声,听者动容,台上台下情泪交融。

纵队党委及时引导广大战士们把个人和家庭的苦难遭遇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你的苦,我的苦,都是咱劳苦阶级的苦;山西的老财、陕西的地主,都是剥削穷人才富的;天下老鸦一般黑,蒋介石是他们的总头子,剥削制度是总根子。战士们弄懂了这些大道理,从心底里喊出:“苦从何处来,仇就向何处报!”“打倒蒋介石,土地回老家!”

第二,普遍进行三查。纵队党委要求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群众性运动。首先是查阶级,通过对阶级成分的审查,清理出一批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阴谋破坏的奸细,恶习不改的兵痞,纯洁了队伍。三查的重点是查思想、查斗志。不论党内党外、干部战士、连队机关、子弟兵解放兵,人人参加,对整个部队来一次全面“体检”。由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评议,表扬好的,批评差的。那些思想觉悟较差的解放兵,检讨过去的错误言行,不少人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发誓一定要当个好兵。

第三,深入开展练兵。广大指战员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斗志,掀起一个“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的大练兵热潮。时值三九寒冬,每个人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起床号没吹就进了训练场,熄灯号吹过了还不回来,有病的也不停练。

彭德怀看到一纵开展诉苦三查的简报后,连声说“好”,指出:“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他和西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专程到一纵、三五八旅,在廖汉生等的陪同下,参加战士诉苦大会,看战士写的为亲人报仇、杀敌立功的请战书,与基层指战员促膝座谈,了解诉苦三查情况。当听到解放战士于德水在家受尽剥削压迫,被抓丁后又受尽反动军官欺凌的悲惨遭遇介绍后,彭德怀扭过头来对廖汉生和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彭德怀在三五八旅住了3天,可见他对诉苦三查的重视。他对廖汉生、余秋里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发展。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根本上提高觉悟。你们要下决心抓下去,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总结经验。”彭德怀回到野司后,以西野总部名义发出了关于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这样,诉苦三查运动在西北野战军广泛开展起来。

诉苦三查工作给彭德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年后,他还详尽地描述过那时的情形:

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即路新理),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西野开展诉苦三查的情况。毛泽东说:“此等好事,我怎么不知道?”西野前委给党中央写出《关于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报告》,指出:“一纵诉苦与三查运动,做得比较普遍与深入,从上至下,司政供卫各部门到连队所有人员均无例外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1948年初,西野在党中央驻地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廖汉生、贺炳炎带各旅团的军政主官参加会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各纵各旅在会上交流了冬季整训的情况。廖汉生汇报了一纵开展诉苦三查的基本情况,余秋里汇报了三五八旅诉苦三查的典型经验,独一旅副政委颜金生汇报了该旅从解决剥削关系入手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汇报,还不时插话。当听到解放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还把余秋里找去专门听了三五八旅的情况汇报,又在独一旅政治部《关于9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

杨家沟会议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接着,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军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在“彭大将军”指挥下横扫西北

1948年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2月24日,野司命令第三、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的包围,尔后召开作战会议。彭德怀指出:“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胡宗南一定会派兵增援,刘勘这家伙走瓦子街至宜川的可能性大,我军按此部署。刘勘援兵一出动,围城部队就视其情况,急来慢打,慢来急打,诱其上钩;打援部队要封死口袋,决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他还特别强调,“这是西北野战军最大的一次战役,胜利了就会改变整个西北战场敌我态势,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延安的敌人也成了瓮中之鳖,指日可下。”

不出彭德怀所料,胡宗南果然急令刘勘率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驰援宜川。

29日,廖汉生、贺炳炎奉命率一纵冒着大雪,沿公路向瓦子街攻击前进。这时他们发现二纵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以南高地,而敌九十师正向该地蜂拥集结。如不迅速堵住这个缺口,敌人就有可能从那里逃窜。廖汉生、贺炳炎紧急磋商,主动担负起二纵的任务,立即向南山发起攻击,封闭所有南向的缺口,堵死敌军所有逃跑的通道。

这是一场触目惊心的血战。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奉命攻堵南山缺口,连夺数个阵地。但南山后面是敌二十九军和九十师指挥部所在地,敌先后投入两个团的兵力反复争夺。七一四团接连打退敌军30余次反冲锋,毙伤敌近千人。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牺牲,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负伤。二营六连140多人打得只剩下13人,仍顽强战斗,二班班长刘四虎以一把刺刀与十几个敌兵展开白刃格斗,连接刺倒7个敌兵,他自己也被敌人捅了11刀,昏倒在战壕里。六连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牢牢地钉在阵地上,后来成为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

29日下午,二纵赶到,投入战斗。北面的独一旅与左翼四纵沟通联系。西野各部队把敌军压制在瓦子街以东的山沟里。

入夜,天降大雪,一纵露宿在山上梢林中,准备最后的攻击。彭德怀的电话打到一纵,向廖汉生询问白天的战斗情况,并下达了明日拂晓总攻的命令。尔后彭德怀又关切地问:“雪下得这么大,会不会影响部队的行动?注意叫大家多活动,不要冻伤了。”廖汉生报告了部队的情况,说:“请彭总放心,雪下得越大越好,我们的战士不怕苦啊!”

廖汉生在一棵白桦树干上用匕首刻下自己的心声:“冒雪穿梢林,为的是人民。打死刘勘,活捉严明!”

3月1日拂晓,西野各部发起总攻。廖汉生、贺炳炎指挥一纵沿瓦子街公路和南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独一旅夺取了北面的元宝山,三五八旅扫清了南山,直捣敌军、师指挥部。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在漫山遍野的杀声中用手榴弹自毙,敌九十师师长严明在逃跑中被击毙。2日,西野攻占宜川,3日,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全歼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近3万人,其中一纵共毙伤俘敌1.1万余人。

此役是西野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次大捷。彭德怀向一纵发来嘉勉电:

贺司令员廖政委转一纵全体指战员同志:你们为完成任务,歼灭敌人,不顾严寒大雪,按时迂回敌后,与敌反复肉搏,此种不怕牺牲、不怕饥饿、不怕寒冷、坚决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你们为人民事业的高度觉悟,是值得全军学习的。希望你们虚心学习,继续奋斗,消灭蒋胡匪,解放大西北!祝贺你们的胜利!

3月7日,毛泽东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开篇即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宜瓦战役后,一纵乘胜攻击,一举解放旬邑、麟游、凤翔等县城。4月下旬,西野命令一纵、二纵攻打宝鸡,四纵、六纵机动防御。时胡、马两路援军快速地向宝鸡进逼,敌我态势发生变化。4月25日晚,彭德怀给一纵打电话:“你们看还打不打宝鸡?”廖汉生报告:“先头部队三五八旅已经到达攻击位置,为什么不打?我和贺炳炎的意见是打,坚决地打!”彭德怀说:“好,你们就打吧!如果困难太大,可适时撤退。”26日,天蒙蒙亮,廖汉生、贺炳炎指挥一纵从西北两面协同东面的二纵向宝鸡发起了攻击,午后占领宝鸡,敌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伤重毙命。

徐保毙命的消息传到西安,有人联想到一个多月前刘勘在瓦子街毙命,写了一幅妙趣横生的对联:

刘勘勘内乱,内乱未勘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人已亡。

10月初,野司下达了荔北战役作战预案:一纵沿澄城至大荔公路实施正面突破,二、三、四纵队分两翼进行围歼。一纵能否突破敌正面防御带,事关全局。纵队派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带队潜入预定作战地域侦察,还抓了几个俘虏。廖汉生、贺炳炎召集各旅干部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应把从正面突破改为从侧翼插入其腹心,将敌防御体系割裂,各个围歼。

廖汉生立即打电话向彭德怀汇报了一纵讨论的意见。彭德怀当即表态:“谁的方案好就用谁的。”并要刘桐树带着俘虏向他当面报告。

野司重新制定了新的战役方案。荔北战役前后共进行10天,歼敌2.5万人,给敌4个整编师以歼灭性打击,其中,一纵毙伤俘敌6500余名。彭德怀对一纵通令嘉奖:

此次荔北战役,在战前我一纵侦察人员捕获敌俘、数次深入敌之纵深,确实查清敌之部署及其阵地内之地形道路,对我军歼敌计划部署上起了重大作用。在我军进攻开始时,该纵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于10月5日之夜,以勇猛果敢神速机敏之行动,从敌四十八旅防御阵地西观、寺前两据点间,钻入敌之纵深火网,消灭敌四十八旅旅部,俘敌旅长、参谋长等主要军官,同时迂回到四十八旅与十二旅之间,控制要点,隔断两旅之联系,完成我军分割围歼敌人之战役任务,对我歼敌十七师、三十八师起了决定作用。特此通令嘉奖,作为我全军学习之范例。

看到嘉奖令,廖汉生备受鼓舞。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想到战前彭总认真吸收来自下级的意见、果断修改战役方案,我们从中又一次感受到彭总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高尚品格,彭总为我们做出了军事民主的表率。”

与“彭大将军”肝胆相照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一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三五八旅改为一师,独一旅改为二师,新归建一纵的晋绥独七旅改为三师。

1949年3月,彭德怀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到太原前线指挥攻打太原,尔后回到西北。6月,一野前委在礼泉县开会。前委书记彭德怀宣布: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其他野战军都已成立了兵团,原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兵团也调归一野建制。现在一野准备成立第一、第二两个兵团,每个兵团各辖3个军。接着,他就兵团如何组成及干部如何配备问题,请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各位委员都没有思想准备,会上好一阵没人发言。廖汉生带头说道:“这个问题好办,一、二、七军组成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三、四、六军组成第二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彭德怀问廖汉生:“你干什么?”廖汉生爽快地回答:“我还在一军嘛。”后来,一野就按照这个方案组建了一、二兵团,配备了兵团主官。

按彭德怀的最初设想,是安排廖汉生任一兵团或二兵团的政治委员。但廖汉生从一野干部使用的大局出发,既不愿意给特立独行的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添乱”,又不愿意到二兵团当政委,理由是不熟悉部队。廖汉生将自己删除了,放弃了“升官”的机会,甘于当他的一军政委。

1948年9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廖汉生、贺炳炎率一军解放了青海。廖汉生先后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第一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青海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1952年7月,廖汉生到北京治病,见到了老首长彭德怀。当时彭德怀已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仍任志愿军司令员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向廖汉生详细询问了西北两年来的变化和西北军区整编情况,接着告诉他:“准备调你到西北军区当政治部主任。”廖汉生推辞说:“这个我可干不了。我从来没有当过政治部主任。”他担心自己脾气急躁,搞不好具体、细致的机关事务。彭德怀坚持要他上,并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嘛!”廖汉生说:“如果一定要我干,就把七军政治委员冼恒汉调来当政治部副主任。”因冼恒汉一直是一纵(一军)政治部主任,比较熟悉政治部工作。彭点头:“好吧,就这样定了。”

1952年9月,廖汉生赴兰州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3个月后又任军区副政委,同时担任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当时前四位书记,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到北京任职,马明方任陕西省委书记。因此,廖汉生全面主持西北军区工作。

1954年9月,彭德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个月后,廖汉生在山东半岛观摩反登陆演习。彭德怀把他叫到自己乘坐的铁路公务车上谈话,告诉他:“你是国防部副部长之一。”11月,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为国防部副部长。在1955年的授衔中,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是大将,萧克、李达是上将,唯有廖汉生是中将。

1955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廖汉生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两年后毕业,组织上让他接刘伯承元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认为让他这个中将去接元帅的位置不太顺。彭德怀找他谈话,向他说明了军委对他的任职意图。廖汉生表示服从。这样,廖汉生作为学员一毕业就担任了院长。廖汉生屡受重用,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的欣赏和重用是分不开的。

彭德怀去世后,廖汉生对老首长的评价,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彭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敬若父母,对同志们坦诚相见,对个人自省我身。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他治军严格,又爱兵如子,从不搞特殊待遇。他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从不顾及个人情面。他嫉恶如仇,从不姑息。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0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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