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点将荣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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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大船的启航之年。邓小平说，改革是一个探求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先知先圣，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找到新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向“五老”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瑞雪兆丰年。1979年1月17日上午，隆冬的北京，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裹着棉衣的人们在寒风中步履匆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却暖意融融，温暖如春。

此时此刻，邓小平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们分别是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和74岁的古耕虞。这五个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商界元老，都是商业界的狠角色，人称“五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老”意外地同时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五位老人兴奋不已，感慨万千。

“文化大革命”十年，许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肉体被折磨，财产被查抄。1959年就进京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同样难以逃脱劫难。他被剃了阴阳头，右手食指被打断，家里收藏的字画、古董被抢走。虽然后来得到周恩来的保护，但荣毅仁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指派给锅炉房运煤、洗刷厕所。不过，荣毅仁还算是幸运的，许多企业家没有能熬过这场劫难。然而，幸存的他们，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依然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精神抖擞的邓小平笑容满面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乌兰夫、谷牧、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等人。

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笑着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铿锵有力。五位老人认真听着邓小平的介绍，除耳背的胡厥文老人由秘书记录之外，其他四位老人都一边听一边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听了邓小平的一席话，在座的人都十分兴奋。

介绍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老”献言，邓小平点将荣毅仁

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

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

“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邓小平十分赞赏地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说：“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这时，古耕虞也补充说道：“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十分干脆地回答：“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外汇，荣毅仁如实说道：“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画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继续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荣毅仁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话音刚落，邓小平就立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国家计划想掉个头。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国家地方大，名胜古迹多。如果一年接待500万人，每人花费1000美元，就是50亿美元。”谷牧插话道：“可能还要多一些。”

邓小平接着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多搞几个旅游公司。名胜旅游区要整修一番……还要搞好城市建设，搞好服务业，千方百计赚取外汇。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这时，邓小平转过头来，满面春风地看着荣毅仁说：“荣毅仁同志，对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说完，邓小平还当场指定由谷牧和荣毅仁直接联系，负责解决他在工作中碰到的实际困难。

不知不觉，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经指向中午12点。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就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圆桌，共两桌。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随同人员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气氛融洽。他与五位老人轻松谈笑，拉拉家常，其乐融融。五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回忆起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五老火锅宴”，形象地称之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五老火锅宴”意味深长，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请回了企业家。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特别点将“荣老板”荣毅仁要摆脱行政事务，在创办实业和引进外资方面多做些工作。荣毅仁答应了。

邓小平摆下“五老火锅宴”，“点将”荣毅仁，请荣毅仁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出谋划策。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作用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

邓小平特别欣赏荣毅仁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的确，邓小平没有看错人“五老火锅宴”之后，果然是好戏登台。在“五老”中，63岁的荣毅仁最年轻，依然还是“少壮派”，被寄予厚望。邓小平的谈话，令荣毅仁感奋不已，创业的春天又来了。

一个月之后，荣毅仁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交了《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决定利用自身的经验和荣氏家族几百名散居世界各地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人士这个有利条件，进行国际上的外资融资等工作。这是他对世界各国经过周密考察和论证后，按国际惯例设计的方案。在当时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事业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事物，也颇具风险性。

1979年3月，荣毅仁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很快作出指示，同意荣毅仁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荣毅仁当选为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0月4日，“中信”正式在北京和平宾馆的七八间普通客房内对外营业，荣毅仁和同时请来的工商界故友旧知开始创业。荣毅仁重操旧业，人们都把他叫作“荣老板”。邓小平、叶剑英、王震、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一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在这第一届董事会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嘉诚、霍英东、马万祺等港澳商界巨擘。

与此同时，广东、福建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号召下，也已经开始破土动工。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已经写下了第一行。

鲜为人知的是，“中信”成立前一个月，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就集资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与此不同，中信公司一开始就明确是“国务院直属的国有企业”，公司印章和国务院部委的大印尺寸相同，上面还赫然刻着只有政府机构公章才能有的国徽。着洋装、读洋书、说洋文的荣毅仁，浑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业制度和商业规则，因此颇得国际社会的认同。那个年代，西方的国际公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不敢与共产党国家企业打交道，但是乐于和荣毅仁这样背景的人打交道。对此，荣毅仁当然也很清楚，他曾对美国著名资本家哈默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

尽管如此，荣毅仁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资在国内发展实业，一手利用外资在海外投资，这些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带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荣毅仁本人又是资本家出身，所以传言众多，不时有人写信告状。他也常常被有关部门刁难。在一次写给高层的信中，荣毅仁请求：“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创业何其艰难。国际信托投资在偌大的新中国还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更重要的是，它原本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事物，必须按市场法则和市场规律办事。这在当时长期并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在运行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中信公司不时遭遇体制的阻碍，但最后总是能够走出困境。“我是‘调和派’，碰到险滩，尽量想办法绕着走。”荣毅仁曾自我调侃地说，“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对待几个特区那样，而不是向国家伸手要东西，靠吃偏饭来生存。”

荣毅仁饱经政治风浪，为人谨言慎行。他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交往密切，颇得信任。但他审时度势，恪守本分。每次遇到难题，荣毅仁都要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寻求支持和帮助。荣毅仁每次来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每次都作出批示，让有关部门为之开绿灯。中信公司的成长，可以说也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扶持的结果。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不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几年就由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发展成为近3万人、总资产达500多亿元的企业集团，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真正成为中国最早树立的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1987年，荣毅仁被评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业家。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入选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

共同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党政府会走向市场。但现在中国政府带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充满好奇。在他晚年的著作《变革中国》一书里，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研究者们对于“科斯之问”的一个简单回答就是，中国政府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许多企业出于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荣毅仁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感慨道：“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的确，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苏联没有旧时代的企业家，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新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在80年代末经济走向崩溃，最终解体。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中信公司接待的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不仅支持荣毅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大事业，而且还十分关心整个荣氏家族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事业发展。在与荣毅仁的交往中，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他们都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作贡献之心愿。邓小平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责接待，共谋发展之计。对邓小平的这个想法，荣毅仁感到真是太好了！他非常感动，这也是他心中埋藏已久的夙愿。邓小平说：“这样做，于国家于人民都很有利嘛。”他鼓励荣毅仁大胆地去做。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提议和直接过问之下，1986年6月，海外200多位荣氏亲属分别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回到了祖国。这是一场载入历史的家庭大团聚。通过这次荣氏家族的团聚，邓小平向世界发出了广泛团结海外爱国同胞共同建设祖国的强烈信号。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荣氏亲属回国观光的部分成员。会见中，邓小平亲切地对荣毅仁和他的大家庭成员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他还希望大家多向朋友们介绍国家的事情，让更多的人回来看看，了解我们的国家，投资建设。这番真诚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涌进了在场的每位荣氏亲属的心田。

荣毅仁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特殊历史时期，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国际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来中国访问，发挥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民间外交的特殊作用。

1993年3月，77岁的荣毅仁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这位首屈一指的“红色资本家”，在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中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这是新中国1949年以来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担任国家副主席。消息传出，世界震惊。德国《柏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万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向争取其投资的数百万华侨表明，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有荣毅仁在场的邓小平五次较为重要的讲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以《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为标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荣毅仁经常反复学习，认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选择了荣毅仁，荣毅仁创造了“中信”，他们共同高高举起的是一面鲜艳的旗帜——改革开放！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