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为何被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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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 中国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着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苏区）；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从事秘密工作，开展革命斗争。本文将披露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所作的贡献，揭示他被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过程。

在白区工作屡遭非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各地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被中央多次派往天津、奉天、哈尔滨、上海等白色恐怖严重的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6月在天津成立后，就存在“极端民主化”“唯成分论”“闹经济主义”等问题。先后进行了两次改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省委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为尽快扭转局面，1928年3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7月，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让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代行顺直省委职权，解决“顺直问题”。

刘少奇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理清了顺直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2月下旬，刘少奇和陈潭秋、韩连会共同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恢复了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统一了党内认识，使“顺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1929年6月，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为打开满洲工作新局面，他将恢复和整顿满洲各级党团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并通过选拔优秀干部来充实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同时领导中东路工人罢工运动。刘少奇在中共满洲省委前后工作了八个多月，当他回到上海时，却遭到党中央某些“左”的领导人不公正的批评，说他领导的中东路斗争是可耻的失败。为此，他写下八千字的《致中央诸同志信》， 以回击他人的非难指责。

1930年夏，刘少奇到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其间，他对赤色职工国际在对待中国黄色工会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根据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 主张中国赤色工会会员应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对此， 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与德国情况不同，中国的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而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和积极分子应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进行工作，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群众。这一主张虽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却把刘少奇对黄色工会的认识看作是异类，并且给他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 9 3 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投入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职工运动中存在“左”的倾向，于是，在10月5日写下《关于工运的意见》给中央。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形势呈低落趋势，应采取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白色恐怖下应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性打进去开展工作，争取大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在敌强我弱我党处于非法的时期，应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两种斗争形式，严格区别又有机地互相配合。但临时中央领导人并不同意他的观点，遂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与他谈话，联系到他在赤色职工国际的表现，指责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并宣布撤销其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刘少奇遭撤职后，被迫多次作检查。同时，“左”倾路线的推行者还在党内刊物上对他进行接二连三的批判。

1932年底，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开创北方白区工作新局面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 为了加强对白区职工运动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刘少奇负责白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1 9 3 6年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整个北方的白区工作。当时，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下遭受严重破坏。刘少奇在局势复杂、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大力推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肃清了统治白区多年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在短时间内开创了新局面。

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对华北地区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先后以“陶尚行”“吕文”“KV”等笔名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廓清并清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阐明了党在国统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通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党内外的政治认识， 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在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提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29军抗日”，这对推动宋哲元和29军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为加强党员和干部的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教育，刘少奇还抓了一个典型事件。刘少奇到天津时，平津学生运动正处于低潮，平津不少大中学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北平高级中学的学生郭清甚至惨死狱中。为此，愤怒的北平学生于3 月31日举行了抬棺游行，史称三三一事件。

刘少奇了解情况后，认为学生运动发展到这一步，主要是因为领导运动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还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残余的影响。为此，他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文中严肃批评了冒险主义的行动，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要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方式，争取团结更多的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该文对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北方局逐步恢复和重建各级党组织，先后重建了北平市委、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河南省工委以及这些省委（省工委）之下的区委、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还派了一些干部到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

在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同时，为纠正“左”的错误，开展新形势下的工人运动，刘少奇撰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

刘少奇还向中央请示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营救出来的。这些同志出狱后，大大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成为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

从1936年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取得了“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 对此，中共中央给予充分肯定： “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化名）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认真反思白区工作中的错误

刘少奇到华北后，根据过去长期从事白区斗争的经历和在北方局的领导实践，深感党在白区的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做一个彻底的转变。

自1937年2月起，刘少奇给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连续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信，信中刘少奇对党成立以来在白区工作中的“左” 的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考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存在着一贯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党内的“左”倾问题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刘少奇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并指出“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

同年4 月， 刘少奇回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5月17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围绕党在白区工作如何实现转变而展开，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十年党在国统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揭露并批评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的恶劣的传统”。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代表基本同意刘少奇的报告，认为党的历史上“左”的危险大，右的危险小。有些代表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列举了白区工作中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种种表现。不过，有些代表对刘少奇的报告抱有强烈的不满。一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工作，怎么都错了？有的代表当时就嚎陶大哭，说：“难道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

由于争论过激，使得会议难以继续进行，只好暂时休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思考， 深思熟虑后，作了长篇发言。他态度鲜明地说：

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促使会议取得较大进展。

一个重要的评价

党内对刘少奇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是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 上。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在土地革 命战争后期即六届四中全会以来 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明确了党 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 路线性质的错误，统一了中共领 导层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会议期间，不少领导人对刘少奇在过去白区工作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9月11日，陈云在会上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中的正确路线。”9月 12日，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 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更少些。”康生在发 言中检讨了过去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刘少奇是对的，并说：“主观主义的错 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前后的多种场合也对刘少奇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为九月会议起草的 《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 线问题结论草案》中，毛泽东批判了“左”倾路线在组织形态上的“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他在谈到1931年9月临时中央组成的问题时指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出现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提拔了两个新党 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刘少奇同志”后面，毛泽东特意在括号中加了一段话：“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实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这段评语，显然是针对刘少奇在白区时的工作而言。

九月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多次致电刘少奇，希望他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1942年3月19 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从江苏阜宁启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 30日到达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刘少奇有一个重要评价，说他是“正 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事实证明， 《决议》中的上述论断是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

来源：《红岩春秋》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