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翻译生涯

抗战期间，刘伯承为指战员作报告。

刘伯承元帅在翻译方面，特别是军事学术翻译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重要见解与贡献，很少为人所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了。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他译校了许多国外军事著作，很多词条是刘伯承首译并沿用至今的。如“游击战”一词，就是刘伯承根据游击战的定义——高机动性的作战和突然的进攻，将两方面的含义结合起来，又依据《史记·李广传》的一句话“李广擅游击”，取“游击”二字，创造出“游击战”一词。

　戎马倥偬中坚持翻译工作

1930年4日，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宝贵的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并有力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他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一文，供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参考。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11月，他翻译发表苏联红军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使红军干部明白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

1934年5月，为给教练步兵分队作示范，刘伯承翻译出德国人李璞满的著作《班的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关于“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了夜间反冲锋的作业和夜间进攻作业两种战术样式，明确解答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对部队夜间动作的疑问；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行动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这部教令，供红军部队使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坚持从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是刘伯承军事翻译的最大特色。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还紧密结合八路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教材译稿的审改，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该院成立仅仅3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该书分陆军、海军、空军3编，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书后附录了常用各种度量衡一览表。1955年2月7日，刘伯承针对《军语汇编（初稿）》存在的问题，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刘伯承翻译、校译和编译了众多的外国先进军事理论成果，从翻译原则的确定，到具体教材译稿的审改，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刘伯承对军事译文的要求十分严谨，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力求精当、准确，每一篇译稿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照看许多遍，一字一句反复推敲,斟酌再三。

1953年夏天，他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译，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段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他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殚精竭虑培育军事翻译人才

刘伯承在主持军院工作近7年中，不仅亲自领导了学院的教材编译工作，还非常重视军事翻译人才的挑选和培养，辛勤培育了新中国第一批军事翻译人才。他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为引导和勉励年轻的军事翻译工作者，刘伯承专门为他们写下：“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他们要一丝不苟，贴近读者，具有民族特色。刘伯承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军事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他时常对翻译人员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取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

刘伯承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影响下，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为了请来专业的、高水平的翻译人员，他曾经专门到国务院登门求贤，并给周恩来写信，申请聘请和特招翻译业务骨干到军事学院工作。对于军事翻译人员，他经常教导他们说：“一字之差，会死人！”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无论是翻译还是校译，他总是务求精当、准确，经过他手的译文都具有很高的军事艺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作者为解放军某部军史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