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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中的改革开放记忆(上)

张丁

2019年02月01日08:17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家 书 中 的 改 革 开 放 记 忆( 上 )

改革开放是关系中国发展和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10多亿中国人民的亲身实践。在这场伟大实践中,亲历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改变,国家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书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载体,反映了普通个体的生命历程,也折射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4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书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从家书内容来看,关于农村改革、恢复高考、出国留学、城市改革、两岸三通、军队改革、下海潮、反腐败、炒股、国企改革等的记载比较多,从一个个不同的侧面留下了关于改革开放的记忆。

农村:“不论领导在不在场,都能把活干好”

1978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发文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分给农民,破除了干活“大呼隆”、分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模式,承包形式有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作物产量也大大增加了。

1982年8月4日,河北农村的王英武给在陕西咸阳工作的哥哥王吉文写信说:“大秋作物已经按照联产计划等生产责任制的方式,按垄分给了每个人(人三劳七),超产部分全归个人,如果减产个人赔偿(去年有个户只超产奖一项就得了250多元)。所以,生产的积极性还算高,不论领导在与不在场,都能把活干好。”到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产到户。

经过40年的农村改革实践,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目前,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完全可以自给,肉蛋菜果鱼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大大提升。

1989年冬,晋南农民张发戌来到北京看望当兵的儿子张海飞,小住几日将要返回时,提出要坐飞机回去。要知道,当时坐飞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梦想,别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听到父亲的想法,张海飞和妻子颇感诧异,也不甚赞同,因为北京到晋南有直达火车,坐飞机只能飞到太原或者西安,回家还要换车,费时费力。但是父亲决意要坐一次飞机,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沓人民币。张海飞只好到部队为父亲开了介绍信,购买了北京至太原的机票。

几天后,张发戌如愿登上了飞往太原的班机。他乘坐的是“安—24”,一出机场,就急切地给儿子拍了一封电报,电文是:“爸安全幸福到”。两三天后,又给儿子和儿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因为是清(晴)天白日,什么都能看见,起飞时路上的汽车、人都能看见。上到最高点,能看见路、河水、村庄、山,看不见车马行人。当初我依(以)为北京—太原山多,怕飞机重。其不知在上边看见山,好比把风景划(画)放在地下一样,再有60多个山高才能奔上飞机,太阳照的山阴阳分的很清丑(楚)。有人说飞机上冷,一点不冷,大衣也脱了;有人说上下不同的感觉,头发涨(胀)耳根发涨(胀),我感觉上知道是上,但是不是一次上到鼎(顶),是几次上升的。上升的高度够了,那比汽车、火车、轮渡都稳。我认为太幸福了,飘飘当当(荡荡)1个多小时空中生活,这是一生经过了一件事。”(1989年12月17日张发戌致海飞、秀贤)

张发戌生在旧社会,只读过半年小学,是一位近乎于文盲的老农,坐飞机是他多年的梦想,早年经济条件不允许。幸运的是,他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通过勤劳致富,早早地就在村里盖起了一栋小洋楼,这才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虽然这封信中有不少错别字,但是对于一位农民首次乘坐飞机的描写,鲜活生动,真切自然。以至于著名作家陈建功看到这封家书后感慨:“再伟大的作家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高考:“我太渴望上学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0月21日,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刚传来,正在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工作的谢湘便收到母亲的来信,建议她报考。谢湘复习了2个月就上了考场并榜上有名。1978年3月,23岁的谢湘走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同班的65名同学中,有的十几岁,有的30出头已拖家带口。4年后的1982年春,北方还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谢湘,穿着母亲特意为她准备的厚棉裤、皮大衣,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兴奋心情从武汉乘火车来到北京中国青年报报到。稍事安顿,他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我们社长说:‘同志们,你们现在正在写一部大书,它的书名就叫做《中国青年报》。’的确,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在我们每天的工作中,最少要收到1600多件读者来信。……我正式步入社会,特别是来到首都这个地方,总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学。”从此,谢湘就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青年报》,从普通编辑、记者,一直做到部门主任、中心主任、副社长,成为首都知名新闻人。多年以后,谢湘说:“40载风雨人生,能够参与书写这本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同行的大书,我颇感自豪,无怨无悔”。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裘山山正在部队当兵。看到身边的朋友上了大学,自己也跃跃欲试:“现在的青年人都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我们为什么就不行?难道当了兵就该成为知识贫乏的人吗?我们同样是年轻人,难道我们就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责任?”(1978年2月13日给爸妈)1979年7月,21岁的裘山山走进考场,最终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圆了大学梦:“只要能读四年书,什么地方都行,我想学校的牌子不响,只要自己能刻苦学,刻苦钻,学出点儿名堂来就行了。还是要靠主观努力。我太渴望上学了,每天什么不干,专门读书,多好啊!”(1979年7月29日给爸妈)。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尽管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好学深思,忧国忧民,充满理想和激情。大学生办刊物、办报纸,讨论国家大事、讨论文学、寻求真理,蔚然成风。1980年4月30日,裘山山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都应当思索、寻求、奋斗。如果只为自己有一个舒适的生活而奔波忙碌,就太庸俗了。”

上大学是那个时代青年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不仅是追求自身的成功、家庭的改善,而且与国家建设、时代大潮紧密相连。40多年来,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遍布各行各业,投身国家建设,引领时代前行,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当初这项改革的决策是何等正确!

(未完待续)

(责编:任一林、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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