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立下特殊功勋的人民军队司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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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说过“军号是战争之魂。”的确，凡是历练军旅、洗礼铁血的人，都懂得军号旋律的深刻含义。在通讯落后的战争年代，我军很多命令都要靠号声来传达，所以司号兵也被称为“指挥员的耳目”。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走出过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开国中将。司号员充分利用军号这把“枪”，识别敌我，迷惑敌人，同敌人打起了心理战，为我军的胜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从沿用国民党军号谱，到红军统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就设立了司号兵。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中，司号兵属于通信兵，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师和团编有司号排。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部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围剿”中央苏区，战斗频繁，连续打两三仗是常有的事。战斗中，旗兵与司号员往往冲在队伍前列，遇到敌人火力阻击，每每伤亡很大，有些连队因此配备了两名司号员。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军第四纵队一些部队曾经一天中先后伤亡好几名司号员。源源不断地补充司号员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红军很重视培训司号员的工作，经常举办各级号手学习班，从部队中抽调年轻力壮，肯钻研的战士学习吹号。1929年6月，红军打下龙岩后，军部在城里中山公园办了两期司号员学习班，共有30多名学员。学员们经过短期训练即可胜任工作，个别不合格的则退回原部队当战士。吹号是十分耗费气力的工作，战斗中又起着传达军官号令、调遣全军的重要作用，因此司号员常与军官同食同宿，享受同等生活待遇。红军时期条件十分艰苦，但每月仍给司号员发3块大洋、鸡蛋费营养补助。在苏区逐步沦陷的困难情况下，每月还发1块大洋。司号员若生病负伤，其所在部队首长必来慰问看望；战斗中若有司号员牺牲，常常由部队首长主持葬礼，战友们会在其坟前吹奏葬礼号，以示哀悼。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吹响军乐，气势磅礴。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尤太忠13岁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做了司号员，当了四五年的司号兵。解放后，尤太忠将军还自我调侃道：“我就是号兵出身。”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沿用了国民党军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红军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号谱。1931年，叶剑英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由于红军作战和休息大多数是通过军号来发布命令，而红军的司号员们用的号谱也不尽统一，五花八门，这不仅不利于红军队伍的作战，而且也不利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由于号音不统一，一些部队在行动中常常发生混乱或分不清敌我，甚至被敌人利用。因此，早在1931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就已着手编写我军号谱。为此，叶剑英在1931年11月下旬，专门主持召开了红军司号员会议。11月29日，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亲自起草和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号谱号音的《通令》。《通令》要求各军区包括鄂豫皖等苏区、各军团、各军以下的指挥员，督促所属司号人员在短期内熟悉和掌握新的号谱，以便使全军尽快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动。新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等文字。为保密起见，内页曲谱均采用五线谱，收集了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曲谱340多首。仅行军号就有“靠左行进”“靠右行进”“停止前进”“继续前进”“成二路纵队”“跑步前进”等等。至此，我军完全采用了区别于旧军队的服装、旗帜、号谱、编制。换用新号谱后，人民军队的战士时时刻刻都听从军号的指挥，每天从起床、出操、收操、开饭、上课到熄灯，全部由军号传达指令。嘹亮的军号声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每个军人的血液。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的战地照片《抗战之声》，让代表着红军司号员的“小号手”形象传遍世界各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辗转万里经西安、保安，于8月中旬到红军西征前线即红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采访。一天清晨，斯诺和马海德来到南边城墙上散步，见一队号兵正在练习吹号，旁边还插着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上面的五星时隐时现。旗杆矛头上的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行字耀眼醒目。这队号兵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他们都是一群大孩子，非常可爱。斯诺看到这个场景，便拍了一张集体吹号的照片。他感到不满意，找到号兵教练说：“请你站到这里来，对着红旗吹号。”教练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长得很精神，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名叫谢立全。这时太阳从豫旺东塬畔缓缓升了起来，斯诺按下了快门，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他给这张照片命名“抗战之声”，并作为他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名著《西行漫记》的封面。红军小号手精神抖擞，吹响了前进的军号，旁边的红旗迎风招展，充分展现了红军旺盛的斗志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建国以后，经多方考证，红军小号手就是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的谢立全。1973年10月，谢立全在京病逝，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优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特意将《抗战之声》的照片嵌在了骨灰盒上，并永久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早在红军时期，指挥员就利用司号兵来寻找部队，迷惑敌人

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通信兵肖荣昌回忆说：1934年8月，他所在的无线电中队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当时红二、六军团分别突围，六军团为了寻找二军团费尽了周折。“主要是因为红二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红六军团从甘溪突围出来以后，急切地盼望和红二军团会合，但是却不知道红二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当时红二军团不仅没有电台，而且和红六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红六军团就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二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而且越跑越快。红六军团沿途看到不少红二军团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十九团先找到了红二军团，然后带领他们一路上用红六军团号谱联系，才找到红六军团。至此，被敌分割为三段的红六军团，才在10月中下旬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会合。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但川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这时已抢占了对岸，正在构筑工事，据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当晚，红一团由团政委黎林率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一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25日凌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杨得志为迷惑敌人，决定先用军号搅乱敌人阵营，将几十个号兵隐蔽在山上山下的树丛中。当勇士们登船时，杨得志命令司号兵突然吹起军号。敌人听到对岸四处有军号声，不知对方来了多少人马。接着，杨得志又命令军团炮兵营和团里的机枪连一齐开火，加上当时天降大雾，敌军以为对岸有千军万马，斗志顿减。18勇士刚开始渡河时，敌人看不清情况。等到红军奋勇队登上了对岸，敌人听到阵阵喊杀声，才慌忙弃阵弃枪逃命。据司号员张生荣回忆说：“长征时我是红一师特务连司号员，强渡大渡河时，我就在岸边吹号。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勇士们渡河之前，领导命令我们先隐蔽起来。强渡开始时，我先是仰卧着吹号，后又蹲着吹号，最后再站着吹号。当时号兵有几十个，连肖华同志也吹起了冲锋号。团、连、排的司号长、号兵也一起吹响了冲锋号，随着号声响起，战士们冒着敌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奋不顾身地冲过河去！”

红一团18勇士胜利渡过大渡河，为中央红军打开了一条通路。但由于只找到一条渡船，解决不了大部队的渡江问题。红军总部5月27日命令杨成武率领红四团西行向泸定桥出发，准备夺取泸定桥。杨成武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疾奔。蒋介石此时急令川军两个旅沿左岸向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赛跑。因为天黑下雨，双方都打着火把奔跑。敌人误以为对岸的红军是自己人，向红军吹军号进行联络，还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向红军这边喊话联络，告诉右岸的红军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杨成武听到对方的号音，叫司号员联络。恰巧几天前打一仗时，红四团缴获了敌人的号谱。司号员便用敌人的号谱回答敌人，说是自己人，是向泸定桥增援的部队。敌人一听是自己人，降低了警惕性，便吹号宿营休息。杨成武加速前进，先于敌人赶到了泸定桥，消灭了守桥敌人，确保中央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过河。据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忆：“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

危急时刻，司号员曾用军号巧救朱德总司令，传为美谈。一次，朱德一行三人外出了解情况，走到四川天全县城西边的紫石镇附近时被四川军阀刘湘部发现。200多名国民党兵追来，形势非常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山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发来了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敌七十一团听到号令后，立即停在了原地，等待下一个号令。朱德等人得以脱离险境。事后朱德才知道，吹号的是红军司号员王大明。他在山顶目睹了刚才惊险的一幕，吹起了国民党军军号，导演了这出戏剧性的一幕。

红军新号谱还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做过贡献。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同从岷江流域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会师。至此，经过8个月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的红一方面军官兵见到兵强马壮的兄弟部队，兴奋至极。不过，两军的会师是从“对打”中开始的。当两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相遇时，几乎谁也无法认定对方是敌是友，结果双方都开枪射击。后来，还是司号员用红军号谱进行联络，才弄清是“自家人”。枪声一停，“敌人”变成了亲人。

抗战时期，司号员同日伪军打起了“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利用军号对敌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心理战使日伪军闻风丧胆。1939年冬，八路军胶东军区第五旅十五团在栖霞县松山镇战斗中，巧妙地发挥了军号的威慑作用。由于进攻兵力不足，十五团将全团司号兵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兵，每组两人。攻击开始后，司号兵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惊慌失措，命令炮火和轻重机枪向四面八方疯狂扫射，分散了火力。十五团二营乘虚而入，发起猛烈冲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向东山方向逃窜。这时我军司号兵又发起新的”军号攻击“，一会儿这边发号，一会儿那边发号，一会儿两边一起发号，一会儿四周同时发号，敌人搞不清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只觉得大兵压境，惊恐万分，只好放弃东山逃跑了。这次战斗结果，伪军中队大部被歼，日军小队伤亡十几人，我军胜利攻占松山镇，拔除了敌人正在修筑的炮楼和碉堡，缴获50多支步枪和数匹战马。战斗结束后，领导和同志们对司号兵纷纷伸出大拇指赞扬，司号兵觉得特别神气和自豪。战后，十五团的总结是：“四面发号，威慑敌人。”其中的要诀，主要就在于巧妙地运用军号攻破了对手的“心理防线”。人的心理活动对行为活动有着内在地制约与导向作用。因此，在战场上只要击溃对方心理，取胜只是迟早的结果。古人云“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正是这个道理。至于攻心的手段。那就因时、因地、因人、因情因势而异了。

“游动发号，牵制敌人”，是胶东八路军“军号游击战”的又一战法。1940年夏秋，日军企图打通由栖霞县观里镇经毕郭至招远县玲珑金矿的交通线，以完全控制全部矿区。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地委派出两个排，组成一个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后，相机阻止或破坏敌人修筑公路，同时开展除奸灭特工作。一天，日军一个分队和伪军一个小队共50多人，押着几百名民夫，在观道村南修筑公路。武工队借青纱帐的掩护，由村东南向村前迂回，想袭击这股敌人。不料被奸细发觉告密。敌人立即向村北转移，占领了村西北的山头。武工队不但奇袭不成，反而暴露在敌人面前的一片平坦地上，无法撤出敌人的视野与射击范围，只好凭借青纱帐与敌交火。由于武工队顽强抵抗，敌人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双方从上午10时对峙到下午3时，互有伤亡，但都不能制胜对方。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采取拖的战术，以便等待援军到来。为赶在敌援兵到达之前安全撤离这一危险地段，武工队派司号长林军带一名司号员，一边游动射击，一边吹冲锋号迷惑敌人，掩护部队撤退。林军入伍前是烟台某学校的司号员，基础扎实。林军担任司号长后，对旧的司号训练方法进行了大胆地改革，改掉了单音符不练到“5”不准练号谱的老习惯，采取了一套新的方法，只用两个月，就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司号员。林军不但号吹得好，还特别机智勇敢，胶东的司号兵对他都特别佩服。接受用号音牵制敌人、掩护武工队撤退的任务后，林军和司号员一道，一手持枪一手持号，在阵地上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及敌射击空隙，摸爬滚打，不但到处吹号，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吹出不同的调来，搞得山头上的敌人莫名其妙，以为我军的增援部队到了，因此不敢下山。抓住这一机会，武工队迅速撤到敌炮的射程之外。这时，林军就沿着地坎、田沟悄悄地撤到北山，与武工队一起安全地转移到了喇叭沟和李庄一带。林军因为长时间连续吹号，造成气管破裂，咳嗽吐血。医生交代他今后再不能吹号了，但林军伤好以后，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吹号。

1940年秋末，武工队根据内线侦察的情报，决定袭击黄县以西的北马镇伪区公所。这个镇有4000多户人家。镇南驻守着日军一个小队，镇东有个派出所，区公所在镇子大街的中心，内有一个30多人的伪区队。日军和派出所的武器装备很好，伪区队只有20多支马步枪和几支短枪，战斗力较差。武工队先后两次想偷袭区公所，都被日军和派出所发现，未能成功。在准备第三次偷袭时，武工队派林军带两名司号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负责牵制日军小队和派出所的火力，掩护武工队袭击区公所。为完成好牵制任务，林军等人找了几个铁桶，在里面挂上了鞭炮，布置在距日军小队驻地50米左右的区域内。武工队攻打区公所的枪声一响，他们立即点燃鞭炮，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日军小队以为来了大部队，不敢支援区公所，连炮楼都没敢出，只在炮楼里向外打机枪和掷弹筒。在林军等司号兵的牵制掩护下，武工队仅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活捉了伪区长，全歼了伪区队，缴获了马步枪20多支，子弹200余发。林军除了军号被敌人子弹穿了一个孔外，安全顺利地回到部队。这就是胶东八路军创造的“军号游击战法”。

解放战争时期的司号兵

1946年12月5日，是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司号员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们以嘹亮的欢迎号迎接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下午2时，全纵队在延安飞机场召开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誓师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鼎铭、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首长亲临大会。毛泽东主席头戴蓝色八角帽，颈围深蓝色围巾，身披灰色棉布大衣，脚穿土布鞋。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宽阔的机场，看了看队伍前面的临时讲台，又看了看站在机场上的战士们，然后迈着稳健的步子向部队走来。全纵队司号员一齐吹起嘹亮的欢迎号，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礼报告，请中央首长检阅。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和讲话，极大鼓舞了一纵队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决心和胜利信心，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1947年，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七师攻打兖州，晚上突遇包围式袭击，双方交火。但是三十七师首长经过分析认为，敌军应该在更远的地方，于是派师部司号员丛培昌用军号进行联络。“滴滴答答滴滴答（我是三十七师，你是哪里？）”随后就听到了对方的回应：“滴滴答答滴（我是三十八师。）”打了半天原来是自己人。丛培昌说，正是因为号谱保密做得好，只有解放军部队才能识别军用号谱，所以是敌是友一吹军号便知分晓。

司号员的职业是危险的。在洛阳战役中，因为七里桥上有敌人的暗堡，解放军的进攻受阻。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经验丰富的营长知道暗堡攻下了，他立即让旁边的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司号员站起来才吹了两声，就中弹倒下了。这位腹部中弹、血流了一地的司号员，倒下后又坚持站起来吹响了军号，后面的部队如潮水般往前冲去。冲锋号吹响，部队开始进攻，七里河桥攻下了，可这位司号员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位司号员靠着胸中一股精神硬撑着完成了任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在战争年代，作为指挥员“耳目”的司号员，得到各级首长的关心和照顾。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部司号长王玉和，就得到了师长郭宝珊的悉心照顾。郭宝珊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时的秘书杨雄曾回忆说：“1949年农历7月14日，扶眉战役已经打了两天，我旅连续行军两昼夜。进入第三天中午，那时已是中伏天，火红的太阳当头直射，仿佛进入蒸笼一样的闷热。全师部队跑步行军到距虢镇约15公里时，师部司号长王玉和已经中暑，走路摇摇摆摆。师长（郭宝珊）见他这种状况，立即从他的大青马上下来，喊到：‘王号长，你把我的马骑上！’王号长这个老红军一再说他能坚持，我看师长这时也已经中暑，满脸通红，黄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直往下流。这对年已40岁的师长来说也是极大的困难，如果让师长随部队一路小跑怎么能行呢，就和大家劝说：‘ 501（师长的代号）你快骑上马走，王号长骑我们通信员的马。’经过再三推让，直到师长看着王号长骑上了通信员的马才放心地走了。师长的大青马一路上不知道驮了多少干部战士，我知道师长很少有机会在行军中骑上他的战马。全师官兵都知道师长骑术很高，曾参加过陕甘宁边区马术大赛，受过毛主席的表彰。但今天由于中暑，师长每次骑马都很难跨上去，每次都是我和警卫员用手拖住师长的臀部才把他架上去。”

“女巫”和“怪物”：令英美军队胆战心惊的志愿军军号

1951年1月1日，志愿军开始了第三次战役的追击作战阶段。当时，我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和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分别向高阳和汉城方向迅猛攻击。追击部队直插釜谷里，切断了“联合国军”的退路。釜谷里是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一个小镇，是敌我双方拼死必争的“咽喉要道”。1月2日晚，向汉城方向开进的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第三七四团在釜谷里遭到“联合国军”的阻击。当时，我侦察排潜入敌方阵地抓回一名哨兵。经审问得知这里全是英军，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当时我方翻译误把一个“联合国军”理解成了一个“连队”。团领导就派一连和三连上去，说你们赶快把他们俘虏了算了！

没想到，这里的守敌竟有一个团（英军的一个联队）。三七四团迅速调整部署。3日凌晨3点，七连83名官兵奉命攻占釜谷里北面一个小高地，切断敌人退路。英军的抵抗相当顽强，再加上他们有强大的炮火支援，易守难攻。在攻击釜谷里北面这个无名高地时，七连刚到山脚下，指导员张鼎先和副连长相继牺牲。七连战士拼死冲锋，经过一番激战，终于攻占了小高地，但连长厉凤堂却牺牲了。关键时刻，司号员郑起拿起厉凤堂的手枪开始指挥：“同志们，现在连队干部都牺牲了，大家都听我指挥。共产党员都要站在前面，人在阵地在！”此时，全连只剩下26人。郑起重新布置了兵力，把人编成3个战斗小组，并由剩下的6名共产党员分任正副组长，分成三角形把守，自己在前面负责整个阵地的指挥。

英军为打通退路，向无名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这是郑起在朝鲜战场上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在英军第六次进攻之后，阵地上我军仅剩下7人。后来郑起才知道，被困在釜谷里的是英军的王牌部队“莱福枪团”和一个重坦克营。该团团长奥斯特曾扬言，“莱福枪团”的战斗力可以顶得上中国的一个师或一个军。可是那一天，他们发动了六次规模很大的进攻，都没有打下这个小高地。

在敌人的第7次进攻中，七连的子弹打光了。眼看敌人就要占领阵地，情急之下，郑起想到身上的军号。他站在山头，奋力吹响了冲锋号。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仿佛有千军万马汹涌冲杀而下。“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曾在《朝鲜战争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军号：“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她仿佛是非洲的女巫，只要她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当然，这次也没有例外。当郑起一口气吹响两遍冲锋号后，对面的英军被吓得愣住了，虽然他们端着枪，距这位志愿军战士只有十几米，却没有向他开枪！一位英军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听到这号声，我感觉到这分明是中国式的葬礼！”最初，英军迷惑、惊慌，接着转头便往山下逃，兵败如山倒。当然，这其中包括他们那几辆无坚不摧、火力强大的重型坦克。就这样， 三七四团七连从83人打到最后7人，从2日午夜打到3日黄昏，击退了英军的轮番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配合主力部队创造了歼灭英军王牌“莱福枪团”大部的经典战例。当三七四团团长李刚和政委任奇智登上阵地时，看见的是7个衣衫被刮成碎片、满脸烟尘遍体鳞伤的士兵。“谁在这里指挥战斗？”“司号员郑起！”郑起立正敬礼。团长政委潸然泪下，和7个士兵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郑起立过战功的军号，作为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1951年冬，郑起荣立特等功，并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志愿军为何能以弱胜强？多年后，郑起后来谈及往事时感触颇深：“不少西方军史家把原因归结为这支军队执行命令坚决、纪律严明。不知他们是否明白，军号正是这种特质的外在体现。”

英军怕中国军队的军号，美军也不例外。李奇微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写道：1951年11月2日，凌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我军的守桥。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我们后来才熟悉，又头疼）或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惊醒。美军官兵普遍反映：“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朝鲜战争中，在我军战俘营里，当我军管理人员询问美军战俘美军第二师一位工兵营长是怎样被俘的？他回答说：“你方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怪物在叫，把我们叫懵了，结果就成了俘虏。”我方管理人员听后，一阵大笑。尔后，把“怪物”叫来当场表演。我军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美军营长恍然大悟，尴尬地低下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形成了完善的军队司号制度。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应用使用范围逐步缩小，部分军营甚至不再使用军号。随着军队现代化的发展，军号这种古老的鼓舞士气的方式和通信工具已经适应不了高科技战争的需要。1985年，司号兵的编制被取消，只保留了担负外事任务和国家重大礼宾活动的军乐团。司号兵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制中虽然消失了，但它创建的历史功绩，却永远留在了我军史册上。

2018年10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决定，我军司号制度正式恢复。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计划分两步组织实施：2018年10月1日起，按现行规定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司号制度的恢复和完善，着眼发挥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正规部队秩序、营造备战打仗氛围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将原有的四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种号谱，并采用司号员吹奏和播放电子号音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