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七七抗战大礼堂的前世今生——风雨礼堂80载 但闻依稀读书声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借住重庆大学松林坡旧址。重庆大学供图

七七抗战大礼堂旧照。重庆大学供图

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修缮完毕。

1937年12月至1940年，重庆大学师生开展抗日宣传。

七七抗战大礼堂内部吊顶。

位于重庆大学A区的周恩来雕塑。

中西合璧的风格，整个建筑呈矩形……在重庆大学A区后校门旁，一座占地近千平方米的礼堂掩映在绿树丛中。冬日的阳光洒在温暖的黄色墙面上，愈发映衬出这栋建筑的厚重。

这栋散发着久远气息的建筑静静地在此守望着岁月的磨痕已经八十个春秋——它就是国立中央大学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它不仅是重庆抗战历史无声的重要见证，也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迁渝办学的纪念丰碑。

如今，这座曾经见证风雨飘摇年代中，莘莘学子朗朗读书声的大礼堂已修缮完毕，即将迎来一批又一批瞻仰者。

1月5日，伴随着难得的冬日阳光，重庆日报记者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聆听抗战故事，寻找民族记忆。

高校西迁 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得名

七七抗战大礼堂旧址位于重庆大学A区著名的松林坡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借住”在重庆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它也是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共同前身。”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波介绍，彼时，为了迎接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拿出了位于沙坪坝松林坡的约200亩土地，供国立中央大学修建校舍。

“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后，在重庆各界人士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在沙坪坝松林坡修建起简易校舍。”重庆大学78岁的退休教师杨盛祥回忆，所谓简易校舍，就是架柱顶梁，以竹筋为墙，内外敷以灰泥，其厚度不超过两寸；屋顶为木椽上铺瓦片，不敷“望砖”，不设天花板，事实上这些校舍也就是仅能避风雨的“陋室”而已。

1938年，为了办学需要，国立中央大学修建了中西合璧的七七抗战大礼堂。据《中央大学校友通讯》一书记载：“在松林坡麓与柏树林男生七、八、九、十宿舍之间的一侧平地上，修建了一座可容纳1200座位的砖木结构大礼堂，这是中央大学西迁后唯一一座较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在重庆生活和学习，大都在这些简易校舍和这座大礼堂中进行。而作为当时学校里唯一一栋像样点的建筑，大礼堂为了纪念“七七事变”而被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堂。

动员抗战 周恩来曾在此激昂演讲

“抗战期间，在惨烈的重庆大轰炸中，重庆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也没有放弃教学科研。”杨盛祥说，那时学生们自己动手挖防空洞，建地下实验室。每逢日机空袭，学校防护团就发出预备警告，师生们会迅速进入防空洞里学习，大多是上午10点进防空洞，下午5点才出来。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还常常突袭，学生们就习惯了在防空洞里饿着肚子睡觉、读书、下棋、恋爱甚至吵架，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民愈炸愈强、不屈不挠的精神。

七七抗战大礼堂建成后，也成为当时重庆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师生抗日运动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武汉、广州。民众一时看不到抗日的有利形势，对抗战前途忧虑重重。

这时，重庆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通过“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两校师生进行演讲，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抗战形势，推动学校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来到七七抗战大礼堂进行演讲。“前来听演讲的人十分踊跃，上千名师生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重庆大学校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来听演讲的除了国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外，还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学校的青年学生。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第二期抗战形势》。他在演讲中指出，抗日战争“第一期是敌进我退；第二期是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第三期是我进敌退，反攻阶段”。

演讲中，周恩来慷慨激昂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批判了“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观点。“周恩来激情的演讲和礼堂的庄重融合在一起，为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带来了一道指明方向的光。”重庆大学校史办相关负责人说，周恩来的演讲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重新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

据重庆大学校史记载，除周恩来外，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和工党领袖艾德礼，以及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人都曾来七七抗战大礼堂演讲或参观访问。这对国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两校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重庆期间，重庆大学部分校舍被毁，七七抗战大礼堂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也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历练出了中国的一代精英，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等。”李波说，国难中，国立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携手办学，两校实行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马寅初、李四光、何鲁、冯简等众多知名学者、教授受聘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构筑了当时中国大后方最著名的“文化三坝”之一。

中西合璧 建筑设计颇为巧妙

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返回南京，松林坡临时校舍全部无偿移交给重庆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也留给重庆大学使用。

“此后，七七抗战大礼堂一直作为重庆大学的一部分，在学校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七七抗战大礼堂一直是学校一处重要的活动场所，开学典礼、各种表彰大会和学校的一些重要活动，大多安排在礼堂举行。

“七七抗战大礼堂由谁设计已无从考证。”重庆大学基建处副处长聂会元说，大礼堂外观呈欧式建筑风格，小青瓦屋面和红色雕花门窗又是典型的中式风格，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体现，因此猜测应该是当时曾留过学的建筑设计师设计而成。

6%倾斜度的坡地面让观众拥有更好的视野，看似坑坑洼洼的墙壁可用于消音降噪……除了外观，大礼堂的内部建造技术也颇为巧妙。

七七抗战大礼堂在不同年代的使用期间，因功能所需，曾进行过增加附属建筑、维修等工作。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礼堂被用作教室等其它用途，在大礼堂左右两边曾经增加过耳房，礼堂内部也被分隔成若干个小房间，对原有建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2000年前后，七七抗战大礼堂被鉴定为危房，不再使用。

“七七抗战大礼堂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教育价值。”李波介绍，除西迁背景外，大礼堂的三角木析架大跨度横梁和墙壁消音降噪技术，都展现了建筑结构的合理性和当时领先的建造技艺，是研究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载体。

2014年，大礼堂被列为沙坪坝区区级文保单位。去年3月，经多方论证、完善方案，重庆大学在教育部和沙坪坝区文化委的支持下，启动修缮大礼堂的工作。

修旧如旧 让大礼堂重焕生机

历经八十年的风雨洗礼后，七七抗战大礼堂已成危房，出现了三大“病灶”：一是后期增加的建筑与原有风格不统一；二是墙体部分由于多年被风吹日晒和雨水浸泡，几乎不堪重负；三是建筑内的木架木梁，大多被白蚁蛀蚀。

经过详细的勘测，修复团队开始给这栋老建筑做“手术”：首先，拆除后来增加的一些多余建筑；其次，为加固墙体，施工人员在墙壁里外均加套了一层钢丝网，每隔30厘米还用钢丝横向穿透固定，给墙体穿上一件“钢丝背心”以增加支撑力。

在大礼堂的顶部，原本共有6个直径跨度近20米、高5米多的三角木析架大跨度横梁，由于年久被蚀，它们已不能承重。于是团队制作出同样大小的钢架，在钢架外包裹木料，再涂上原来木横梁同样颜色的漆料后，安装在原有木横梁旁边——这样既可以起到实际支撑的作用，又可以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修缮大礼堂用的砖、小青瓦等，也是修复团队专门从四川自贡、内江等地去寻找收购的老建筑材料。“一砖一瓦，都体现、讲述着遥远的年代故事。”聂会元说。

七七抗战大礼堂特殊的墙壁处理让团队颇费了一番脑筋。“原有的墙壁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一名施工人员说，但当年是如何制造出这种效果的，至今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修缮期间，大家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用生石灰和麻丝混合涂抹在墙壁上，再用稻草在墙壁上沾抹，才制造出和原来几乎一样的效果。

如今，修缮完毕的七七抗战大礼堂重焕生机——暖黄色墙体给人以厚重感，红色门窗配以拱门、阳台，加上传统的小青瓦，整栋建筑素雅端庄，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

“抗战期间，中国高校西迁重庆继续办学是中国教育史和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聂会元说，七七抗战大礼堂融文化价值、科技价值、情感价值等于一体，极具研究价值。今后，学校准备将修缮后的大礼堂作为演出、展览等活动的场所，在传承其原有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形象展示、人文体验等功能，以充分展示重庆大学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记者牛瑞祥 李星婷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特约摄影龙帆拍摄、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