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城中话英雄

　　《周贺会见》 油画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贺龙指挥部三楼窗口上的弹痕，工作人员用箭头标出了弹痕的位置。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江西大旅社25号房间，周恩来曾住在此。

　　（本文照片均由本报记者易舜拍摄）

　　贺龙：南昌起义跟党走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鸿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一定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脍炙人口，外地人来南昌旅游，首选之地大多是滕王阁。站在今日的滕王阁上，俯瞰抚河水注入滚滚赣江，江对岸是红谷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每到夜晚降临，高楼大厦灯光闪烁，将半边江水印上五光十色。

　　滕王阁巧妙地联结了南昌的古代与现代，但忽然从古代的意趣跃入现代的风采，难免有些突兀，我们还须补上近代的奋斗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的旅程，始于距滕王阁步行十分钟的子固路165号。子固路165号原本是一所教会中学，而现在它是贺龙指挥部旧址。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一年，也是贺龙人生大转折的一年。在北伐战争中建功立业的贺龙，在面对国共合作破裂的局面时，毅然抛弃国民党给他的高官厚禄，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这年7月26日，贺龙率部从九江开赴南昌时，他刚刚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职一个多月。7月27日部队到达南昌后，第二十军军部就驻在今子固路165号，在此后的几天时间中，这座建筑内酝酿着将在中国革命征程中留下巨大影响的事变。

　　7月28日，一位特殊的客人造访了子固路165号，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洪城第二天就会见了贺龙，告诉他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向其征求意见，周恩来又以前委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的总指挥。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旧址内陈列了一幅《周贺会见》油画，身穿蓝色军装的贺龙居左，身穿白色衬衫的周恩来居右，两人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须知此时共产党仍处于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的可怖境地，起义的前途亦未可知，但当游客们与画面中的贺龙、周恩来对望时，总能感到希望与信心同在。

　　贺龙的信心来自对党的忠诚，他已是铁了心要跟党走，但他一人的觉悟，并不代表他所领导的第二十军全军的觉悟。7月31日，在军部的大礼堂内，贺龙发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讲话：“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现在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我已经下决心跟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一起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随后，贺龙宣布了作战命令。

　　大礼堂至今保存完好，敌军给这座小楼三楼最右边的窗口留下的三处弹痕也保存完好。按照部署，贺龙所部第二十军的一个重要进攻目标是一街之隔的敌军指挥部。1959年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重访故地时，贺龙曾仔细查看留在窗口的弹痕。六十年过去了，今天再度查看时，工作人员已经细心用箭头标出了弹痕的位置，耳边仿佛传来敌我双方激战的喊声，重返历史现场的魅力大抵就在此。

　　严格说来，指挥南昌起义时的贺龙尽管在思想上入了党，但还不能算是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9月，在起义军南下到达瑞金时，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杨庆兰：艰苦行军在山冈

　　1926年南昌设市，一年后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符号、最宝贵的文化资产。从贺龙纪念馆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只需乘坐一站就能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再乘坐一站就到了南昌城的中心——八一广场。

　　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小院子中，有一座1924年建成的外观相当气派的建筑——江西大旅社，这是当时江西最豪华的宾馆。进入江西大旅社旧址，镌刻着“军旗升起的地方”七个大字的石碑映入眼前。贺龙率部到达南昌后，第二十军第一师旋即将江西大旅社包租下来。大旅社分为四层，内部呈回字形，让人想起了南方人家的天井。在一楼的喜庆礼堂中，1927年7月27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二楼以上是客房，周恩来曾居住过的25号房间如今按原样陈列展示。

　　在江西大旅社旧址后，矗立着2007年建造的八一起义纪念馆，纪念馆外墙上缀满了五角星。南昌起义计有两万多人参加，但留下姓名的只有1042人，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而能够了解到其参加革命心路历程的英雄更是少而又少。

　　然而，我们竟有幸了解到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女兵的故事。她的名字叫杨庆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了培养国民革命人才，1926年秋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熟知的恽代英担任这所学校的政治总教官。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是招收女生，杨庆兰就这样成为了在当时相当罕见的女兵。1927年5月，杨庆兰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就在一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武汉当时虽在汪精卫的控制下，但到7月中旬也露出了其狰狞面目。就在7月末，杨庆兰等人按照组织的安排，由武汉乘船去南昌参加起义，行至九江时，已经得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去路受阻，一行人辗转才与从南昌南下的起义部队会合。

　　杨庆兰被分配到贺龙所部第二十军第三师从事宣传工作，第三师师长正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逸群。在暑热的南方行军本身就是一项大考验，更何况杨庆兰也同男兵一样，身负五六十斤的武装，杨庆兰日后写道，他们就这样“每日多在山路崎岖中行进五六十里，由于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沿途居民多逃避一空，有时连水也难以喝上。饥渴疲病交加，不少战士不是倒下，就是掉队，甚至逃跑了。这给起义军带来了极不利的影响。于是上级又把我们当作行军鼓动队。我们忍受饥渴和疲劳，编歌曲、喊口号，激励战士为革命、为打倒反动派‘加油、加油劲’。”

　　革命队伍中的女兵必须是多面手，宣传、医疗、后勤都要能上手。1927年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行至赣州会昌时，与蒋介石亲信钱大钧所部敌军遭遇，由于主力部队夜晚行军迷失道路，迟迟未能开赴战场，先头部队寡不敌众，遭受重挫。这天下午大约一点钟，一位战士的左腿中了两弹，眼见敌军搜捕迫近，他匆忙脱掉身上的制服，滚下山坡跌入了一条深沟，腿上的血染红了沟水，他迅速用血抹红自己的身体，屏住呼吸等待着敌人，也许是死，也许是侥幸得生。万幸的是，他成功蒙骗了敌人，又躺了两三个钟头，起义军反攻至此，杨庆兰也在这支队伍中，发现了身负重伤的士兵，将他背回了营地。会昌战役是起义军南下取得的最大胜利，歼敌五千多人，而杨庆兰救回的那位士兵，以超乎寻常的顽强，赓续了自己的革命征程，他时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

　　革命自然不只是男人的事，也是女人的事，纪念馆中那张宝贵的女兵合照就是明证，这张照片中应该会有杨庆兰吧。革命也不只是为了主义为了真理为了国家与民族愿意奉献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革命者的事，也是整天围绕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普通百姓的事，纪念馆中有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捐款给起义军的收条与回信为证，大敌当前，虽不能上战场，但普通百姓也尽力为克敌制胜出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衰，民族沉浮，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何士德：谱写催人奋进曲

　　南昌是一座注定要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城市。南昌城中除了如今游客必访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外，还有一座纪念馆并不被大家所熟知。象山南路119号，这里是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938年1月6日至4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此正式对外办公。

　　军部旧址最初是北洋军阀张勋的公馆，斗转星移，昔日军阀起居宴飨之所已变成了人民军队的办公之地。旧址是一座别致的两层砖瓦楼房，一楼是军部各部门办公的房间，二楼是叶挺、项英、曾山、张云逸、邓子恢等首长的房间。

　　虽然新四军军部驻在南昌的时间仅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是新四军军史上的关键时刻。1937年7月，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二度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谈判，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与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尤其复杂，南方八省的红军与游击队高度分散，基本分布在山中，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经过艰苦的谈判与斗争，到1938年3月，新四军组建工作完成，而完成地点就在南昌。组建工作刚刚完成，新四军立即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想来在这三个月中，南昌新四军军部中应该群贤毕至，下山前来洽谈改编事宜的红军领导人与要求上前线打鬼子的热血青年汇聚一堂。1938年1月，军部接待了一批来自上海的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一位风度翩翩的音乐家何士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被分配到江西省青年服务团一大队工作，为了扩大抗战宣传，“用抗战歌咏武器把南昌团结抗战的空气活跃起来”，1939年2月26日，南昌城内举行了一次抗战歌咏大游行，“游行的队伍如长长的巨龙”，何士德站在一辆卡车顶上，挥舞着一根长长的指挥棒，指挥万人队伍合唱：前进，中国的青年！挺进，中国的青年！

　　1939年的何士德是个29岁的热血青年，国仇家恨萦绕在心头，不以歌咏，何以明志？29岁的何士德用这股青年人势不可挡的锐气，为《新四军军歌》谱曲，配上陈毅的词作，这首军歌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意志与宏愿：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我们的旅程就结束在这慷慨激昂的旋律中。我们的旅程是寻访南昌城中红色足迹的旅程，也是在英雄城中发现英雄、景仰英雄的旅程。何谓英雄？立大志、历极难、成伟业者自然是英雄，而我们普通人若能常有一颗正直的心、常为端正之事，不负家与国，亦不负自己，也可称得上平凡英雄。（记者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