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向后看”与“向前看”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本是一次讨论农业问题的普通的中央全会。由于在为召开这次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向后看”和“向前看”两个重要口号，导致会议主题发生重大变化，最终演变成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深入了解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的“向后看”和“向前看”两个问题，是弄清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来的关键所在。

一、陈云提出“向后看”导致会议主题发生重大变化

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全会要通过的文件进行讨论，统一思想，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1978年11月10日下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成为改变会议议程的导火线。

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思考了很久的问题。1977年8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明确表示，要尽快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正式地提出了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经济改革的任务。华国锋是同意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但他认为这是工作任务和工作阶段的转移。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他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一方面，他认为，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是“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的转移，与“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是一致的。 “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有些担心，表示不能满意”。 11月12日，胡乔木就指出：“把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 这实际上是对华国锋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含义表示质疑。这说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一件大事，它虽然没有被列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但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其时，党内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能不能够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解决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陈云是党内善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导人。11月12日，他在东北组讨论时率先发言，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接着，他列举了6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陶铸一案，彭德怀的评价，1976年4月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康生的错误，等等。

陈云的这篇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看似平常，却深深地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不失为拨乱反正的一声惊雷。

首先，陈云的意思很明确：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绝不仅仅是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阶段的转变，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性的转变，必须以社会的安定和党内外的团结作为基本保障。而当前影响社会安定和党内外团结最大的隐患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遗留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严重地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牢牢地捆住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手脚，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只有先解决好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够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就是著名的“向后看”的观点。

其次，陈云在发言中列举的6个问题，都是当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牵涉面广、影响很大的重大历史问题。像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1937年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的案件，都涉及到几十位党的高级干部。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更是牵连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干部群众不停地上访，要求平反，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能不能妥善地解决好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

其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背后隐藏着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孤立的案件，总体上看，都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的。解决这些历史问题，必然涉及到对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路线的反思；二是这些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被提了出来，迟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的阻挠。比如天安门事件，党内外要求平反的呼声一直很高，但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仍然坚持不能平反的态度，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解决好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必然涉及到对“两个凡是”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看法。这是当时最为敏感的问题。

陈云“向后看”的发言，代表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党内思想解放，要求深入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主流思想。实际上，从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些同志提出了为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平反的问题。如11月11日，谭震林在分组发言中说：“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狮’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陈再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这些发言都得到了与会同志的响应和赞同。陈云在党内的地位特殊。“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他和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享有崇高的威望。更重要的是，他的“向后看”的发言，既有思想深度和历史的广度，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因此，这个发言迅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组同志纷纷效仿。比如，12日当天，赵健民在东北组听了陈云的发言后，接着就揭发了康生的问题。下午，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等在华北组，吕正操等在华东组都慷慨激昂地谈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门事件和康生、谢富治的问题。13日，肖克在东北组着重谈了安定团结的问题。这种情况表明，会议原定的秩序和议题已经被打乱了。

11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按照原定的会议议程，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讨论已经结束。华国锋在会上宣布:“昨天晚上，请各组召集人汇报了会议进展的情况，商定从今天下午起（用六天时间），转入讨论农业问题。” 接着，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但是此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偏离了中央最初设置的主题。11月14日之后的分组讨论，六个组都没有按照华国锋的要求集中讨论农业文件，而是不约而同地继续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成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围绕陈云提出的“向后看”这个主题，各组的讨论火力越来越猛、呼声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发言提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凡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聂荣臻在东北组提出：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这类“面相当大，各省都有”的问题应当尽快解决。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17%，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正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这些议论的强烈推动下，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北京市委正式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稿《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进一步激发了党内外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热情，北京的西单墙一时成了与京西宾馆遥相呼应的第二个会场。这样一来，华国锋原来提出用6天时间讨论农业文件计划被打乱了，分组讨论的时间一拖再拖，始终离不开“向后看”这个主题。

在这种情况下，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根据分组讨论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案彻底平反；认为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同时决定，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这几项决定，都是分组讨论中大家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是“向后看”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再次提出要求：请各组召集人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对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再讨论一天，即转入讨论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但是，在接下来的分组讨论中，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对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批评又成了热门话题。讨论的方式变成了面对面指名道姓的批评和辩论，火药味越来越浓。这说明，华国锋已经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中央工作会议将向何处发展，能不能找到正确的轨道？人们拭目以待。

二、邓小平提出“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为实现历史转折廓清了道路

11月25日之后，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布置讨论原定的议题，各组的注意力开始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转到了讨论现实问题上。这是“向后看”逻辑的必然。弄清楚了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接下来就要追根寻源和问责了。

关于造成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与会者普遍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国家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粟裕在发言中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张震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第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第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休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第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第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对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过去都有过结论，为什么后来不算数了？ 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关于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由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极力阻挠造成的。其时，全党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支持和反对这场大讨论的同志大多都在会场，双方各抒己见，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和批评，成了各组讨论的主要内容。起初，在分组讨论中，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发言。他们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因而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都发了简报。

这种观点引起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激烈批评。大家认为，不能以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为由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吕正操说：我们需要理论家，但需要有实践或尊重实践的理论家，对那些鼓唇摇舌、翻云覆雨的我们不欢迎。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是最好的说明。 朱穆之说：“对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没尽到责任，自己没讨论过，却提出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以致闹得全国上下和国际上议论纷纷。” 很多同志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习仲勋说：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万里说，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强调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或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

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最终发展成了对中央领导层人事变动的讨论。11月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率先发言，点名批评当时的一位中央副主席反对邓小平复出工作、庇护“四人帮”的心腹等问题。接着，杨西光和于光远做联合发言，点名批评这位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阻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问题。 26日下午开始，各个组的讨论都展开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一位中央副主席和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对象。面对面的批评与辩解，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人提出，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应该主动辞职；有人提出，应该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有人提出改变中央领导机构，增设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中央领导层要增添一批同志。一时，中央领导层的人事变动问题成了讨论的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本没有领导层人事变动的议题，突然被提了出来，政治形势骤然复杂、严峻起来。由于提出领导层变动的原因，本身含有质疑华国锋治国理政能力的因素，这使他一下子处于了十分被动的局面，完全失去了对会议的领导和控制，以致中央工作会议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到了不知如何收场的程度。

与此同时，一度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第二会场的“西单墙”也出现了混乱、复杂的情况。“西单墙”最初是群众贴大字报评论时事的场所，1978年秋天以后，以议论被禁止在《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的《天安门诗抄》和天安门事件为主题逐渐形成一个群众广场，对批判“两个凡是”、促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西单墙”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出现了攻击毛泽东、批判现实社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各种极端言论。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反动组织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混迹其中，煽动群众以追查毛泽东的历史责任为由头，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这种情况表明，1978年11月下旬，中国政局确实出现了极端复杂的严峻形势。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控制，很可能会引发成一场党内外的大混乱。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时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是11月4日晚上结束对新马泰的访问后回国的。当天，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4月，邓小平曾因天安门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半之后，这个事件能够得到彻底平反，以及中央工作会议和社会上普遍兴起的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强烈呼声，从根本上讲，是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所以，当中央工作会议和社会上出现混乱，华国锋已经无力掌控政治局势的时候，邓小平众望所归地成了全党的主心骨。关键时刻，他以巨大的担当、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果断地提出：“不能再向后看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他强调：“我们这次会议是向前看的会议，不是向后看的会议，当然向后也要看一下，为的是向前看。” 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由乱到治，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向后看”到“向前看”，按照邓小平的解释，就是“把过去的事大体处理完，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引向未来”。 为此，他代表党中央及时做出了三个重大举动。

第一， 旗帜鲜明地表示，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

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听取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的舆情和西单墙、中央党校等一些地方大字报新动向的汇报。针对西单墙出现要求追查毛泽东历史责任的大字报在党内外和国际上造成重大反响，有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的情况，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示：“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革命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记录整理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上报中央，经华国锋同意，这份讲话记录分发到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组。

从11月26日到29日，邓小平连续接见来访的日本和美国客人，在谈到中国是否会出现“非毛化”问题时，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是怎么也抹不掉的。群众对毛主席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些议论并不好。如果让我来评论，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之大很难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的。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任何一点缺点或某些个别的错误。然而，这个东西比起他的伟大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说三七开，我就不赞成。现在议论“非毛化”，你可以在你的文章里写上，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 日本共同社以《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报道了谈话内容。美联、法新、合众、路透等西方四大通讯社均予以转载，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很多同志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中央应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希望将日本共同社报道的邓小平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点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欣然同意。29日，北京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些讲话宣布以后，全国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确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变动原则，维护中央领导层的安定团结。

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各组普遍提出对中央政治局的几位领导同志进行组织处理和变动中央领导层的要求，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人事问题“只能上，不能下”的原则。

11月27日，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问邓小平：北京的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人是否是一个信号，说明不久将要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邓小平回答说：不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期的表现。对犯了错误的领导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批评一下。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 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负责人汇报涉及到对中央几个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要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郑重地提出处理人事问题的意见，他说：今天给你们开个谈判会，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我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如果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头皮要硬点。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

为实现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亲自做各方面的工作。他专门约见许世友，劝导他“要向前看，有错误的同志只要愿意检讨，就应该欢迎。”

第三， 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揭露和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遗留的大量冤假错案，是陈云提出“向后看”的主要内容，由此成为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的一个突破口。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冤假错案，情况极其复杂，涉及到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更牵连到众多故去和健在的党的各级领导，处理得不好，势必激化党内矛盾，甚至引发一场混战。

邓小平是坚决主张有错必纠的。他认为：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因此，对冤假错案，要“一风吹”，“不留尾巴”，“尽快了结”。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更不能搞新的政治运动，“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提出的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方针对于扭转中央工作会议一度出现的失控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铁瑛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派性泛滥，是非混淆，四分五裂。许多问题是一笔笔糊涂账，往往越争吵越糊涂！依小平同志的建议：对过去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全党团结起来向前看！我们感到小平同志的见解确实高明。”

在政局混沌不清的情况下，邓小平发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果断采取一系列正确有效的举措，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稳定了局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廓清了道路。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

政治局势稳定之后，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重新考虑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全党的领导核心。

早在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新马泰之前就把胡乔木找来商量起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明确讲话的主题是怎样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1月16日，邓小平出访回来的第三天，他又找胡乔木到家里详细谈了对讲话稿初稿的修改意见。11月19日，胡乔木等人完成了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的第二稿。到了11月底，鉴于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形势出现的新变化，邓小平决定改变原先讲话的主题，重新起草一份讲话稿，明确工作重点转移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统一全党的意志。这件事他高度重视，亲自动手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和于光远等人，谈重新起草讲话稿问题。他拿出自己写好的三页纸的讲话提纲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一是对会议的评价。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二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讲点理论的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三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在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多少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四是向前看。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拖不利。完全满意不可能。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要回避。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评价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五是克服官僚主义。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六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七是加强责任制，搞几定。八是新措施新问题。 邓小平所列的八个问题说明，他认为，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经成为共识，在这个历史关头，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行改革、团结一致向前看，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刻不容缓地的成为党的领导的主要任务。

按照邓小平列出的八个问题，有关同志重新起草了一份讲话稿。报到邓小平那里，他很不满意。12月5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等人，开宗明义：讲话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否则“四化”无望。 他明确地说：这次别的问题都不讲了，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要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至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历史转折的前夜，邓小平的思维十分活跃。这次谈话，主题更加明确集中，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按照邓小平对讲话稿新的构思和对许多问题新的观点、新的提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又重写出一稿，并立即铅印出来。全文分四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稿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的新思想，基本达到了他的要求。12月9日，邓小平对胡乔木、于光远等人说：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头子上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变问题，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以后的段落要联系到这一点讲。所谓向前看，是什么向前看，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个历史前提是总的东西。12月13日下午2点，胡乔木将最后的修改稿报送邓小平。邓小平审定后于4点整登台演讲，题目被进一步明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做了讲话，为什么只有邓小平的讲话被称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呢？

华国锋的讲话不长，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对“两个凡是”提法的错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对中央没有布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做了说明，同意叶剑英提出的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系统研究解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来的诸多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今后给中央写报告，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只写党中央，不要再提英明领袖，不要宣传他个人。二是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增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委员的名单。所以，华国锋的讲话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报告。

叶剑英的讲话也不长，主要讲领导班子、解放思想和民主法制三个问题。这个讲话稿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情况发生变化后重新起草的。为了和邓小平的讲话保持一致，12月12日晚上，叶剑英派人并专门打电话请邓力群帮助修改。之后又请胡乔木做了润色、加工。

邓小平的讲话是精心雕琢的。讲话深入分析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些最重大最关键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观点和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第二，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第三，重申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四，明确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伟大的历史转折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安排中央领导人做报告，所以，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就被公认为是“实际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由于陈云提出了“向后看”，会议突破了原定的主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由于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全党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新的方向和任务。惊心动魄的36天，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确认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会议要开得紧凑一些，不要开得太长” 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开了5天。2天看文件，3天分组讨论，中间没有发生更多的波折。12月22日晚举行闭幕会。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增选了中央领导成员和中央委员；通过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选举第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审议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新当选的中央副主席陈云以及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分别作了讲话。

随后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为基础，分5个部分系统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思想、新思路和新政策，充分体现了两个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恢复和重申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实现历史转折，开辟新道路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第二，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第三，经过这次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全会考虑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会后，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工作来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些成果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功绩。

（本文作者 龙平平，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同济大学特约研究员;刘贵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