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晋笙：“要杀快杀，无话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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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晋笙，1898年9月17日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三桥镇一个贫苦农家。他是早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到陕西，为陕西建团、建党作过重要贡献的革命活动家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两次被捕，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于济南纬八路慷慨就义，时年33岁。

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开展积极宣传

1920年夏，在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法政科学习的雷晋笙结识了湖南旅沪学生李启汉。经李启汉介绍，又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陈独秀创办的外国语学校，结识了在这里教俄语的杨明斋和教法语的李汉俊，从而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更多地阅读了进步书刊。

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组织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先进人物的指导和熏陶之下，雷晋笙认识到中国要解放，要富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秋后，经李启汉和严信民介绍，雷晋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经常深入到工厂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雷晋笙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宣传活动。学校当局发现了他的进步活动，于次年冬，串通陕西省教育厅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使他在经济上陷于困境。雷晋笙为继续学业、给党做工作，靠自己创作和翻译所得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他创作了《商埠》等小说，翻译了法国莫泊桑等人的《可可特小姐》《书信》《传令兵》《圣诞前夜》《漂亮朋友》等数十篇作品，得到郑振铎和沈雁冰的重视。1979年，沈雁冰在回忆50多年前的往事时，对雷晋笙的印象仍然很深，他说：“晋笙是个有为青年，给党做了不少工作。他特别喜爱莫泊桑的自然主义的作品，翻译了不少，译笔流畅。1921年到1924年之间，我和他不在一个党的小组，我住闸北，他住法租界，但我们常有交往。他和我的弟弟沈泽民来往甚密。”

1923年7月，雷晋笙与林伯渠等被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编为第三组。他们按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发动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进步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并通过办劳工学校等方式开展工人运动。雷晋笙既要做党的工作，又继续维持学业。 组织领导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24年春末，雷晋笙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西安，宣传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组织。他担任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月刊》的编辑，取得月刊主编王授金支持，把刊物变成宣传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阵地，通过它团结知识分子。

为了接近群众，雷晋笙在敬业中学、省立一中、三中等校兼课，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等课题。他讲课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学生喜欢和他接近。他组织学生读书会，推荐进步文学作品，并向学生讲解十月革命情况，介绍《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鼓舞大家同封建军阀、豪绅作斗争。

期间，雷晋笙吸收了张秉仁、康少韩、米暂沉、金鸿图等10多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西安梁家牌楼康少韩的家里，他举办讲习会，讲解《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7月间，雷晋笙负责团支部工作。

1925年初，雷晋笙等按照党的指示，组织群众积极响应声援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联络西安各界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公开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根本铲除军政权，拥护国民会议”。

陕西督军兼省长军阀刘镇华，极端仇视民族、民主的群众运动，支持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雷晋笙等领导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等进步团体，同刘镇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举办演讲会，散发传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揭露了刘镇华的罪恶阴谋。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陕西，雷晋笙与吕佑乾、刘含初、王授金等共产党人发起，以国民促成会的名义，于4月15日在莲花池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号召群众团结一致，遵照中山先生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镇华。陕西的三原、耀县、渭南等县相继响应，把反对军阀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刘镇华后因慑于群众的威力，借口东征，率兵出了关。

接替刘镇华统治陕西的军阀吴新田，压榨盘剥日甚一日，群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5月4日，吴新田的第七师所部，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因而引起西安各中、小学职工和学生的公愤，纷纷罢课、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身安全。雷晋笙等共产党人以陕西省教师联合会为核心，组织教育界人士，站出来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公开提出必须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陕西的走狗吴新田赶出陕西。

6月，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传到陕西，群众义愤填膺。雷晋笙以省工会筹备会的名义联合各社、团成立了陕西省各县团体雪耻会，被选为主要领导人。他把雪耻会发展成为以“驱吴”为主要目标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军阀与中国人民，都是势不两立，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除陕西的军阀吴新田”，“严惩枪杀学生的刽子手”；一方面利用《西安晨钟》《新秦日报》，编印《雪耻特刊》《雪耻》三日刊、《沸血》周刊，大力宣传，大造舆论，广泛成立雪耻会的分支组织，使其遍及全省各团体、各县，并且把党、团员及学生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分13路奔赴陕西各地50多个县，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粮运动。同时，他还亲自动员商会和各界人士，募集捐款2800余元，汇寄上海，援助上海工人斗争。

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持续了3个月之久，使吴新田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时，杨虎城的部队站在群众边，与民众同心协力，终于把吴新田赶出关中。

在“二虎守长安”斗争中起到中坚作用

1926年4月，刘镇华卷土重来，兵临西安城下。中共西安地委积极投入了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斗争。

在守城中，雷晋笙按照党的安排，把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筹备会等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宣传。他与王授金等发起，召开了西安五九雪耻大会和西安各界召开周年纪念会，连续组织学生宣传队，演街头戏，印刷各种宣传材料，并利用多种报纸，出《雪耻》专刊，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支援守城军队。还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反赤大同盟》进行批判。这些活动，对于打击敌人，鼓舞群众，起了重要作用。

西安守城到最后阶段，城内的口粮与燃料愈缺，天天有人饿死，出现了军民争粮的现象；少数地痞、坏分子乘机敲诈勒索，闹得人心惶惶；一些豪绅组成“和平期成会”策动投降。面对这种情况，雷晋笙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要求守军清除投降分子，主动出击，与援军策应。雷晋笙曾联络各方，在南院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居民大会，揭露“和平期成会”的投降阴谋，要求守军向城外主动出击，迎接外援力量；禁止入民宅搜粮，以安人心，镇压策动投降的反动分子。会后，他们还组织群众连续五、六天向守城军部请愿。杨虎城接受了要求，镇压了“和平期成会”的为首分子，使人心为之大快。

这时，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策动下，国民军冯玉祥部于9月中旬在五原誓师后挥师南下，前锋迫近西安。为了内外呼应，雷晋笙动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孟园悟代表民众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化装出城，迎接解围部队。国民军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迫使刘镇华撤离西安。

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直系军阀，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是陕西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大重要贡献，雷晋笙为之呕心沥血，发挥了共产党员的中坚作用。

在狱中开展不懈斗争

1927年10月，雷晋笙被党中央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雷晋笙协助省委书记周以栗工作，批判了原河南省委的右倾错误，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在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的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组织暴动。

1928年2月，河南省委在领导了确山暴动之后，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动。一天，雷晋笙到开封火车站附近旅馆，与暴动地方派来的联络人金鸿图接头，特务在旅馆潜伏，雷晋笙遂被当场抓捕。面对刑讯逼供，他始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假口供回答。敌人一无所获，把他押到开封第一监狱。

雷晋笙在监狱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敌斗争和自己的学习。他和周围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在狱中组织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担任了支部书记，做了许多工作。如用暗语传递政治消息，进行内部教育；统一会计，管理在牢中同志们的存款，分配支用；对病号给以补贴；建立通讯员进行狱内联络和狱外的党组织联系，向党组织请示和汇报工作，组织集体创作等。他们在狱中还组织过绝食斗争，也组织过用请愿的方式反对侮辱，要求放风，要求准许给家属、朋友写信，准许自由接见、自由看书报，以及改善伙食等，都曾收到了相当效果。雷晋笙等10人写出了3万多字的《狱中生活》，转递出监狱，交给了党领导的救济狱中难友及其家属的济难会。

1928年底，由于党组织营救，在敌内部工作的南汉宸利用当时主持河南军政的韩复榘清理监狱的机会，建议韩复榘把在开封监狱的罪犯重新加以审问，凡罪证不足的，可以找“保”释放。不到1个月，共开释160人，雷晋笙因而得以获释。

出狱后，雷晋笙仍留在河南省委，负责济难会，专门做营救难友的工作。1929年1月18日，就当时河南党内争论的狱中是否应有党组织的问题，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共产党在任何有三个同志的地方都应该组织起来，狱中有很多同志还需要受训练，所以有条件时在狱中建立党组织是需要的”。“不能因为怕被敌人发觉而不成立或取消（党支部）。”他还就党在狱中应该怎样组织党支部以及狱中各种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举例说，他在狱中曾用都、来、米、法、索、拉、西写出形似乐谱实为密码的通讯，用唱歌谱的方法在狱中互相通话、送情报，致使“敌人毫无办法”。

“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

1928年下半年，山东省委因叛徒出卖而连遭破坏，刚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吴丽石又已暴露，中央决定调离吴丽石，由雷晋笙接替。雷晋笙明知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因党的需要，就欣然受命。到青岛后，未接上组织关系。他认定接头的机关被破坏了，便在青岛未多停留，又返回上海。当中央负责同志跟他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雷晋笙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表示愿意马上重返山东。1930年1月29日，雷晋笙化名为李克平到了济南。

这一天是旧历除夕。雷晋笙、李馥清夫妇来到济南，已是街头万家灯火，人们共话新春的时候了。他们找省委交通员王某接上了关系，行装甫卸，未及歇缓，就投入了紧张战斗。

雷晋笙充分估量了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破坏殆尽，残酷的镇压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争的信心，敌特像野猫子一样盯视着我党地下工作的动静，他镇静而又迅速地草拟了斗争方案，把立定脚跟重建省委机关作为第一步。为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奔波于街头巷尾、纱厂、学校，常为躲避敌人的盯梢，一日数次迁居，有时就宿于工人群众的小窝棚。就在新的省委机关积极筹建，并与青岛、德州、泰安、章邱、淄博等地的组织建立了联系，部署了斗争任务之时，早已叛变的省委交通员王某向敌人告了密，使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尚未离去的原任省委书记吴丽石和团委书记李志英以及雷晋笙、李馥清等先后被捕。

敌人知道雷晋笙是不久刚从上海派来的，妄图从他嘴里知道更多的党内机密，因此施用了种种刑具逼供，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实情。在叛徒卢成锐、李远大和王某等当堂与他对质时，他只承认自己名叫李克平，河南开封人。在敌人的审判庭上，他怒斥叛徒是“毫无廉耻的狗东西”。对敌人的利诱软化，他更是嗤之以鼻，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

1931年4月5日，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在省高等法院开庭，以雷晋笙“供认加入红匪，担任工作”的罪名，判处死刑。凌晨6时，雷晋笙与宋古一、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22位同志，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东南角草地上。这些共产党人的鲜血，浇灌了齐鲁大地的革命之花。为了纪念雷晋笙烈士，沈雁冰、郑振铎将他和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合编为《莫泊桑小说集》，于1932年由中国新文化书店出版发行。

来源：《世纪风采》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