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线上的“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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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部有两位蜚声中外的姐妹外交官：姐姐龚普生，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联合国问题专家；妹妹龚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姐妹俩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致力于我国外事工作，被誉为外交战线上的“姐妹花”。

燕京大学成为人生转折点

龚普生、龚澎出身名门。其父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后一同留学日本；其母是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二次革命失败后，龚镇洲遭袁世凯通缉。1914年初的一个夜晚，他和妻子抱着襁褓中的龚普生，冒险登上木船亡命日本，栖身横滨。同年10月，龚维航（后改名龚澎）出生。

1916年袁世凯死后，龚镇洲一家得以回国。龚镇洲先后被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广东虎门要塞总指挥，之后移居上海，赋闲在家。尽管家境不宽裕，但他坚持把两个女儿送到上海圣玛利亚女子教会中学就读，龚氏姐妹因此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从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毕业后，姐妹俩先后于1932年、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龚普生念经济系，龚维航念历史系。燕京大学为教会大学，受当局控制较弱，各方面新思潮传播很快，她们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燕京大学是学运的策源地之一，龚普生、龚维航都是运动骨干。龚维航更是勇敢地走在游行示威最前列，脖子上那条飘逸的洁白围巾，在如潮的人流中分外醒目。

“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准备继续举行游行活动，燕大讲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建议在游行前要冲破当局的新闻封锁，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于是，龚普生、龚维航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主持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除斯诺外，还有合众国际社及《芝加哥每日新闻》《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的记者参加。姐妹俩以出众的才华和睿智的语言，及时地把学生救亡运动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给到会的西方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记者招待会，可以说是龚普生、龚维航外交生涯的一次成功预演。

龚普生大学毕业后回上海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她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经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永祺和党员陈修良介绍，龚普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龚普生被推举为团长，率中国青年代表团与会。回国途中，她又参加了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议，利用这个机会，奔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情况，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经过“一二·九”的洗礼，龚维航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根本转变。1936年，经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陈矩孙介绍，龚维航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将名字改为“龚澎”。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圣玛利亚女中任教并做赈济工作。1938年春，她从上海取道香港到达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受训3个月。9月，随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

在太行山，龚澎认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文华。1940年8月1日，两人结为夫妻。但新婚不到一个月，他们即将分离。为了抗战需要，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工作人才，中央组织部点名让龚澎前往。

外事工作受肯定

1940年9月底，龚澎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南方局驻地，被分配到外事组工作。她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除完成周恩来交办的工作外，还要负责对外宣传、联络外国记者。

龚澎经常利用下午时间，到重庆外国记者站与外国记者联络。她不失时机地向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消息，同时也向对方了解到许多有用的情报。每隔几天，她就向周恩来写书面汇报，并提出建议。

周恩来常找她了解一些具体细节，并根据她的建议，会见一些思想进步、客观报道的外国记者。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使外国朋友耳目一新，他们都乐意与周恩来探讨问题，龚澎也在翻译中深获教益。

这年冬天，龚澎收到龚普生的来信，信中说她要来重庆。实际上，龚普生这次来渝，是经上海党组织介绍的。到重庆后，龚普生明显感觉这里布满国民党特务，处处有人盯梢，一时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次，龚澎和邓颖超交谈时，无意间提到了龚普生，邓颖超马上追问：“龚普生在哪里？恩来和我一直在找她！”因周恩来对龚普生在世界青年大会上的表现有所关注，所以让龚澎马上联系她，并安排时间见面。

一天晚上，龚澎带着龚普生悄悄来到曾家岩。龚普生向周恩来汇报了欧洲之行的见闻和感受，周恩来边听边点头，对她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根据龚普生的经历和特点，周恩来提出：“你应该到美国去！你到美国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龚普生表示服从党的安排，愉快地作好出国准备工作。

龚普生离开重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龚澎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量的事实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同室操戈”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

为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加强对外宣传，指定龚澎任新闻发布员。她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成宣传小册子，及时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上。

成熟的政治见解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龚澎赢得了周恩来的信赖。1942年，她被任命为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

周恩来撮合姐妹姻缘

1942年夏，龚澎患病打针，因针头感染导致臀部大面积化脓，伤口久治不愈。7月29日，其父龚镇洲在桂林病故。不幸的是，尚未走出丧父之痛的她，却再次遭到打击。由于几个月没有收到刘文华的信，在战争环境下她不能不敏感。因周恩来曾多次与华北方面联系，欲调刘文华来渝工作，她认为周恩来可能知道情况。

面对龚澎的询问，周恩来神情凝重，终于告之实情：刘文华在前线征战途中，因患急性盲肠炎得不到及时救治，被夺走了生命。周恩来得到消息时正值龚父病故，因不忍让龚澎再受刺激，所以一直隐瞒。

周恩来把刘文华弥留之际口述的遗书转交给龚澎，遗书最后几句写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龚澎看到此处，再也控制不住，转身跑回宿舍，躲进被窝痛哭。

邓颖超前去抚慰她，周恩来和她长谈，她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不久，她写下《纪念文华》一文刊登在《新华日报》。她写道：“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龚澎用紧张的工作来纾缓丧父失夫的哀痛，这时，乔冠华来到她的身边。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龚澎大方地向乔冠华伸出手：“你好，欢迎你！”由于工作关系，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一起研究文章写作，一起到外国记者处发布资料。

彼此欣赏，日久生情。一天，龚澎找乔冠华去见外国记者，只见他面色苍白，蜷缩在桌子边，立刻送他到医院诊治。乔冠华因肠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在手术和康复过程中，龚澎天天来医院陪伴。爱情的萌芽在二人心里疯长，但谁也没有挑破这层窗户纸。

可同事们看得真切。一次，龚澎、乔冠华到周恩来处谈完工作后，周恩来问：“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龚澎脸唰地红了，乔冠华局促地摸烟。一看桌上放有“请勿吸烟”的牌子，他又将手垂下。龚澎忙说：“周公，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说的？ ”周恩来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1943年深秋，龚澎、乔冠华喜结良缘。他们性格、工作互补，同事们称之为“绝配”。后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称龚、乔“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4年，龚普生学成回国（1941年9月，龚普生从上海乘船赴美，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作者注）。在龚澎的引荐下，她再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感慨道：“我们党内要是有个像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样的学者有多好啊！要不，你到延安解放区工作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出国去。”于是，龚普生决定再次赴美读博。

周恩来对龚普生人生道路的指点，无意中“撮合”了她的美好姻缘。

1945年4月，周恩来派《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其间，龚普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联合国事务性工作，常常看望董必武等人，并协助做工作，由此结识了章汉夫。后来两人鸿雁传书，由相知到相爱。

1948年，龚普生奉召回国。她从美国飞回香港，与龚澎相见。龚澎、乔冠华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早于1946年10月转赴香港，一方面保存实力，一方面开展统战工作，帮助知识精英转赴内地。在龚澎的安排下，龚普生从香港乘船到大连，然后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邓颖超得知龚普生与章汉夫的情谊，十分欣慰。1949年5月，章汉夫任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处长。6月中旬，邓颖超去上海接宋庆龄到北平，按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她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陪送你了。”

7月1日，章汉夫、龚普生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作为他俩的主婚人。

龚氏姐妹成为第一代外交家

1949年11月8日晚，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拿着花名册依次点名。

点到章汉夫时，周恩来说：“他正从上海赶来。20年代的老党员了，留过美，又留过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解放，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他又介绍了章汉夫的妻子龚普生。

点到亚洲司司长沈端先时，周恩来说：“沈端先就是有名的夏衍，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由乔冠华代理司长。”又说：“龚澎同志你们认识吗？她是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

此后，龚普生、龚澎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外交战线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家。

周恩来视龚澎为外交上的得力助手，称赞“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扬言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龚澎立即通过在欧洲的朋友，成功获取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资料，包括打击范围、杀伤力，美军如何自身防护等情报。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肯定了这项工作。

在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于4月28日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龚澎面对300多位记者侃侃而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对一些记者的刁难，她有理有节的驳斥，被西方记者称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5月，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指定龚澎为代表团顾问和新闻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龚澎摆事实、讲道理，直揭事件真相，回应了美国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龚澎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外国友人，比如埃德加·斯诺、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等。龚澎是第一个把斯诺的《西行漫记》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的人。1960年和1964年，斯诺两次访华，毛泽东都会见了他，龚澎一直陪同在旁。斯诺回忆第一次会见时说：“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把毛说过的话整理出来。第二天，我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做了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修订。”

“文革”期间，龚澎被迫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就是扫厕所，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0年5月，她在卫生间突然跌倒，动弹不得，乔冠华立即送她去医院救治。周恩来闻讯赶来探望，并指示医院“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

这年9月20日，龚澎的生命走到终点，年仅56岁。

同龚澎一样，龚普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她的外交生涯里，更多精力是放在多边会议中国际问题的研究上，为宏观决策提供参考。她往返于亚、欧、非、美各大洲，参加过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纪念大会、亚非经济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她多次参加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并接待多个外国代表团来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8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提出“美国侵略台湾案”。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我国政府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使率团去联合国，龚普生是九名代表团成员之一。在纽约联合国驻地，龚普生全力协助伍修权准备长篇演说稿，指控美国的侵略行径。

“文革”期间，龚普生与章汉夫受尽磨难。造反派批斗龚普生，逼她揭发章汉夫的“罪行”。当她说话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厉声斥责：“不许叫汉夫同志！”但她依然不改口。

章汉夫于1968年3月被关进秦城监狱，1972年1月含冤去世。龚普生经受住沉重的打击，以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1978年夏，她获得平反，继续为外交事业奋斗。1979年11月29日，她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1983年8月任满回国。2007年8月4日，龚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