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20多岁作为记者、翻译赴莫斯科工作，从事党的早期理论探索，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1935年被国民党拘捕，拒绝劝降出卖信仰和灵魂，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情深义重的革命伴侣
　　深入“认识”瞿秋白，是从“秋之白华”开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华”的印章，寓意与杨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来之不易的感情。在当时人们思想相对保守的情况下，优雅执着的瞿秋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三则启事，昭告与杨之华的结合。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于浙江省萧山县坎山镇，聪慧活泼，性格温柔。先前遵从父母之命嫁给杨家世交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为妻。沈杨虽然青梅竹马，但成长过程中，思想差距逐渐拉大。杨之华追求进步，向往苏俄，具有革命的气质。参加过萧山农民运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过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庐的帮助下，考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过程中，一方面，杨之华跟丈夫之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触，瞿秋白以他学贯中西的博学多识，经历过赤俄熏陶的革命气度，加上雄辩的口才和充满逻辑力量的思想，逐渐走进了杨之华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浑然不知。
　　1924年秋，瞿秋白爱妻王剑虹因严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为王剑虹同学兼好友的杨之华在王剑虹病重期间，多次看望并照顾过王剑虹，她目睹了王剑虹病逝带给瞿秋白的沉重打击。很长时间，瞿秋白都没有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此时杨之华的陪伴则给予他极大的精神支持，缓解了他失去亲人的痛苦，帮助他重新面对新的生活，投入到国共合作的紧张工作中。在极端的斗争环境里，瞿秋白与杨之华这对各自心怀伤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师生由异性友谊发展到相互爱慕。于是，杨之华萌发了先离婚再与瞿秋白结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议下，瞿秋白随杨之华回到浙江萧山，与沈剑龙经过几乎一整夜的谈话，最终达成和解。
　　于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轰动一时的三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正式脱离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这三则启事持续刊登了三天，瞿秋白与杨之华于11月18日结婚。
　　瞿秋白温文尔雅，博学多识，杨之华朝气蓬勃，热情开放，她与瞿秋白在相互鼓励、扶持中携手走过了10年的岁月，他们的爱情，是夫妻与战友的双重结合。两个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爱情，造就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段佳话。
　　坚持真理的革命斗士
　　说瞿秋白是革命斗士，源于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担当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国共统一战线等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实质为根据北伐战争的形势，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主持会议的陈独秀认为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联合战线有分裂的危险倾向，并提出了七项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点就是要中共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实际就是把与右派斗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汪精卫来领导。
　　其间，瞿秋白因肺病复发，只能抱病一边工作，一边休息。养病期间，针对汉口特别会议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特别政策”，瞿秋白开始对党内正在形成的右倾错误产生了警觉，开始整理自己从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政治论文及部分文艺著作，拟自编一本《瞿秋白论文集》，力求从根本上、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因陈独秀等人把武装起义的领导责任让给资产阶级和准备不充分均告失败。之后，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半个月、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召开了党的五大。让陈独秀想不到的是，体弱多病、书生意气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准备，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抗争。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该书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矛头直指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义薄云天的革命英烈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瞿秋白因患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央决定派人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到上海就医，但在福建长汀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失败而被捕。中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营救均未成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向蒋介石求情遭到拒绝。蒋介石说：“瞿秋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好还是让其自首投降。”遂电令驻福建长汀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瞿对宋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考虑到瞿秋白的影响力，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科的王杰夫、陈建中从南京专程赶到长汀，用尽各种手段逼迫瞿秋白投降。为了达到目标，他们甚至在劝降条件上做了妥协，要求瞿秋白：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关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拒绝：“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还列举大量事实，向他们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头土脸返回了南京。陈立夫恼羞成怒，立即发电报给在武汉的蒋介石，说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的电令。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说，记者曾赶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见到了他书写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辞世绝笔。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实施处决县城的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场，一路上高唱《国际歌》《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惧色。到达刑场后，盘膝而坐，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