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放声觉情长

　　吴玉章（1878年—1966年），四川荣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

　　图为吴玉章与妻子游丙莲合影。

　　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在1903年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家庭免于贫困。满以为革命功成，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能不令人伤心。

　　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女儿。她中年丧了丈夫，受人欺凌，艰苦奋斗，不愧贤能。终能克服重重灾难，使六个儿女得以长成。更可贵的是她帮助你操持家务，常在你左右，使你这零丁孤苦之人得到安慰，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到安心。现在使你形影相依的女儿，失掉了慈爱的母亲。

　　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的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忙于为国家人民的事业，未能早侍奉你病弱之身，使你得享遐龄，这不能不使他抱终天之恨。

　　我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生齿繁荣。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

　　今年六月，我闻你重病，本想率儿媳及孙儿女辈回家一省，使一家人得一团圆，却因我为公务羁身，不能如愿而行。只得命陵儿买药归来，寻医治病。后闻病势经过平稳，方以为安心调养，必能获得安宁。不幸噩耗传来，你竟舍我而长逝，能不痛心。

　　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吴玉章《哭吾妻游丙莲》（节选）

　　时值1946年，由夏而秋，游丙莲重病已经很久，一再传书带信盼正在重庆的吴玉章回家一探。老妻已经70岁高龄，这一病，怕是好不了了。

　　可是这时中国内战阴云正浓，国共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安排紧急撤退，减少人员，自己作为四川省委书记，正是需要坐镇指挥、应对一切的时候，又怎么能走得开呢？无奈之下，吴玉章只得继续留在重庆，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一边等待转机。

　　这一等，就等来老妻去世的噩耗。吴玉章极其痛苦。在吴玉章看来，老妻对他恩义深重。

　　吴玉章18岁那年，奉父母遗命娶了20岁的寒门女子游丙莲——一个旧式农家女儿，裹过脚，几乎不识字。但是两人却能互敬互爱，婚后三年多，育有一女一子，正合一个“好”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6年多。为了寻找救国道路，吴玉章不顾“妻贤子幼”，负笈东游，一去就是44年。新媳妇变成了晚辈口中的幺婆（吴玉章排行最小，被称为幺公），少妇变成了老妪。

　　虽说将妻子留在家乡，吴玉章革命在外，但是他的身边始终未有他人，多年来颠沛流离，形同单身。所以他说：“我是对得住我的妻子的。”

　　吴玉章如何能做到如此专一、正派？

　　第一：吴玉章几十年奔走革命，很少能顾及家庭，家中全赖游丙莲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因而，妻子对他，不仅夫妻情重，而且恩义难负。

　　在四川荣县的旧居里，至今仍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第一张全家合影，吴玉章正站她身后，西装革履，风华正茂，而她面对镜头略略侧坐，姿态娴雅，饱满的嘴角微翘，幸福静谧的气息仿佛可以溢出镜框，时间约在1911年。在第二张照片里两人凭几而坐，他犹是壮年，她却微微佝偻，脚上小鞋尖尖，后梳的发式越发显得脸窄而长，再无当年饱满。两人坐在一起，画风仍是和谐。当是上世纪20年代吴玉章回乡所照。也许，在吴玉章的眼中，妻子的衰老正是她为家庭辛苦付出的证明，值得他的爱重。

　　第二点原因：“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则抛弃妻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原配孤苦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碍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这是多么质朴和真切的理由啊，正说明他的婚姻道德源于自觉的养成。

　　而第三点原因更令人感佩：“真正要以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除了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迫女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变、人所难能的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我觉得我生在这新旧过渡时代，以我个人的苦痛来结束旧的道德，过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至再受这种苦痛，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婚姻道德如马克思、列宁的婚姻道德一样，以解放今后世界的女子。”这是何等的道德教化意识。

　　所以，吴玉章一直觉得，自己婚姻是幸福的。自己的幸福，不在于世人所羡慕的“富贵双双到白头”，而是他和游丙莲尚健在，等到革命成功，可以家人团聚，乐享太平。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犹在，夫妻却再不能偕老，他怎能不为之一哭，哭自己老年失偶，哭她终成时代之牺牲品！

　　作为父亲，吴玉章还为痛失慈母的女儿而哭。长女吴春兰，1898年出生，中年丧夫，一个人抚育二儿四女，使六个孙辈得以成长，都参加了革命。所以他说她“受人欺凌，艰苦奋斗，不愧贤能”。更可贵的是女儿还常伴母亲左右，帮助操持家务，既慰母亲之零丁孤苦，又安自己天涯海角之牵挂。而现在女儿失去了形影相依的母亲，怎能不为她一哭！

　　还有儿子吴震寰，他秉承了夫妻俩“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个孩子1900年生，17岁就离开母亲，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30年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要用自己的水电技术保障人民的生活。现在，儿子因为忙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未能及早侍奉病弱之身的母亲，这怎能不使他抱终天之恨！

　　吴玉章还为吴家失去一位宽和忠厚的长辈而哭。“我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生齿繁荣。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得到人人的欢心。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在他的眼中，贤妻良母一般的她，正是革命家庭的基石，她个人的奉献，因此就有了更大的意义。这也是吴玉章一贯的心照。他自己就是一个讲奉献的人，常常乐于出来“收拾残局”，干脏活累活。对于跟他有同样禀性的妻子，他怎能不敬之爱之，珍之重之呢！

　　然而，艰危的时局，紧张的局势，让吴玉章没有时间沉溺于失偶之痛。那段时间，他工作十分繁重。在国共和谈已然破裂的时候，他要率领已经公开的四川省委在重庆坚持战斗，一边要安排撤退，一边要坚持工作，还要应付特务的不时干扰。他在同志们眼中，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党的旗帜，只要有他在，大家就能安心。所以他说：“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于是，妻子去世噩耗传来这天，在同志们眼中，他如往常一般忙着各种事务，没有人知道，他是以怎样的心情，于无人处独自写下这篇哭妻书。

　　十多年后，在人民大学流传着一个“老校长哭戏”的故事。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慰问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学校特意请出80岁的老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到“哭坟”一场时，工作人员不安起来，他们发现前排正中一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长神情变了，只见他微微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声。不知情的工作人员赶紧叫来校办干部将老人送回家，说：“真不该把吴老请来看这种哭戏啊，看把老人家伤心的。毕竟年龄大了呀。”

　　时隔十年，这位失偶的老人终于当众大哭，流出了他当年不愿哭、不能哭的泪水……（简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