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校从戎——抗战中的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

1938年1月，贺龙来到离石视察四支队并接见了全体指战员。

刘墉如

阎氏三兄弟的战友给阎家写信告知三人牺牲的消息。

成成中学内曾作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房间。

位于内蒙古武川县的大青山，巍峨险峻，苍翠满山。

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之一，八路军战士曾浴血奋战在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师生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成中学举校从军，共赴国难，组成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师生抗日游击队”，多数队员的年龄都在14到18岁之间。此后，这支队伍开赴大青山，艰苦卓绝地与敌人抗争长达7年，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

这是一段激昂岁月，留守大青山的日子里，这支“师生抗日游击队”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着祖国的山河；这是一段悲壮记忆，直至抗战结束,两百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大青山。

七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少年如今多数都已不在世，仍在世者也已年逾九旬。然而，那些热血和烽火征程，一如大青山的苍松翠柏，永远长青。

寻找阎氏兄弟

1949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着一则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上写着：“阎焕春、阎焕景、阎焕曜，陕西汾阳县人，咱家现住太原南园子西巷九号，希速来信。”

这则寻人启事是由阎氏三兄弟的家人刊登的。三人的侄子阎卫发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爷爷从抗战时期就一直在找这三个儿子，却多年杳无音讯，这才在太原解放仅仅一个月后就登报寻人。

寻人启事登出4天后，阎家人便收到了一封来信。

阎氏三兄弟在和家人失去联系之前，曾是山西太原成成中学的学生。阎焕景读高二，18岁。阎焕曜和阎焕春读高一，16岁。一位自称是阎氏兄弟校友的人写信给阎家，告知了三兄弟的消息——

“阎焕景同志在1938年，任四支队连长，在绥西地区与伪蒙古军战斗中光荣牺牲，阎焕曜同志，1939年夏天，在四支队任排长，在绥南蛮汗山地区与日寇作战时牺牲，阎焕春同志1942年秋天，因病在绥中地区群众家中养病，被日寇扫荡时俘去，也光荣牺牲了。”

阎卫发称，根据他父亲的回忆，阎氏三兄弟与家里失联是在1937年前后，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太原沦陷之时。兵荒马乱中，阎焕曜曾回过一次家。他在家帮着父母做家务活，辅导弟弟妹妹功课，一切看似平常，并无任何异样。几天后，阎焕曜突然要离家远行，却没有跟家人说要去哪里。当时阎卫发的父亲只有9岁，他清楚地记得，他送二哥阎焕曜走的时候，二哥跟他说再见后，突然扭过头抹了几下眼泪，而后大步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阎卫发说，他父亲很多年之后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二哥走时哭成那样。

三个只有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如何成为了英勇牺牲于战场的抗日英烈？这则寻人启事背后的故事与一个地方紧密相关——位于山西太原的成成中学。

根据成成中学校友、师生抗日游击队队员阎百真所著《成成烽火》一书的介绍，太原成成中学（下称成中）创办于1924年。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北京高等师范（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山西籍校友，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共同发起创办私立中学的倡议。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便是成中的创办人之一，首任董事长张聘珍。

张聘珍出生在山西榆次东阳镇，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山西从事中学英语教学工作。经过他多方努力和一段时间的筹备，1924年春天，成成中学召开了建校的第一届董事会。

校董事会决定，取《中庸·自学章》中“成己成人”之义为办学宗旨，校名定为“成成中学”。

1924年9月，成成中学正式开学，第一年只招收新生两个班。

作为一所近代创办的私立学校，成成中学的学费一直不低。根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成成中学一年的学费是30块大洋，而当时太原一个普通职员一年的薪金也只有8到10块大洋。可以想见，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贵族学校”，进入其中者都是非富即贵的官宦、富商子弟。

建校初期，校方推崇节俭，戒奢华之风，不准穿皮鞋。这些校规校纪在当时的山西上层人士中备受推崇，成中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校方的政治理念却并没有跟上当时社会的形势。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投笔从戎血沃青山》一书介绍，成中建校的首任校长叫萧澄，此人是一个热衷官场的人，他只想以成中为跳板升官，并不真关注学校的事情，学校所有的校务实际上都由校务主任高步瀛主持。

当时，民族危难日深，革命潮流在太原风起云涌，学生们的进步意识慢慢觉醒，由高步瀛主持的校方却以“苦读救国”的说辞来压制学生的进步思想，严格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的进步活动，为此，校方甚至采用高压手段，用“打戒尺”惩罚学生，甚至以行为“越轨”为借口，动辄开除进步学生。

成中学生和校方的关系日益紧张，此时，广大师生都在期盼能有一个更加开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来执掌成中。

红色暗流

现年96岁的秦杰（原名秦赞贵）是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最后一位健在的老八路。

在秦杰北京的家中，他告诉本报记者，1937年太原沦陷前，成成中学是太原地区思想最进步的学校之一。当时他在成中读初二的哥哥秦赞忠，早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中的红色背景，与两个人密切相关——成中的第二任校长武新宇和第四任校长刘墉如。

刘墉如是来成中任教的教师中第一个中共党员。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应邀来到成中任教，当时，成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地下党身份。

对于成中来说，刘墉如的到来，意义重大。他先后介绍焦国鼐和武新宇二人来校任教。焦国鼐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武新宇则和刘墉如一样，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甚至比刘墉如入党更早，1925年便参加了党组织。在到成中以前，他以教师身份领导过好几个学校的抗日救亡工作。

到成中后，在刘墉如的暗中支持下，武新宇很快在学校崭露头角，萧澄从成中校长之位调任他职后，校董事会便推选武新宇担任了成中的第二任校长。

武新宇执掌成中后，这里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

武新宇和刘墉如等人先后买进了一批进步读物充实校图书馆，如《马克思传》、《妇女与社会》、《社会发展史纲》等，还有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小说，此外还专门购入了当时的进步杂志，如《生活周刊》、《自修大学》、《中学生》等。图书馆里还藏有不少其他的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书籍，专门外借给太原其他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

在课堂上，语文老师向学生们教授《文天祥传》，政治老师上课前必先朗诵一首岳飞、辛弃疾或者陆游的爱国诗词，地理老师则带着一份中国地图挂在墙上，告诉同学们台湾、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此外，武新宇又先后聘请了中共党员刘丹顿等人来到成中任教，刘丹顿担任教务主任，刘墉如担任训育主任。这一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构成的教师群体第一次掌握了成中的领导权，直接受到中共太原市委的领导，成中从此开始了一段“红色历史”。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祖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太原也不例外。1932年，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黄丽泉迫害进步学生，全校师生自发组织起一场“驱黄斗争”。当时，在武新宇带领下的成成中学师生积极声援了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们。

第二年1月，日军铁蹄踏入山海关，华北危急。成中学生王庆生和十几个其他中学的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抗日团体，名为“抗日反帝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学生们在太原市里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积极地发展会员。王庆生每天向武校长汇报同盟会的工作情况，武新宇实际上是“抗日反帝同盟会”的领导者。也正是因为此事，成中在当时成为了阎锡山反动当局的眼中钉。

1932年寒假里，阎锡山利用破获“抗日反帝同盟会”事件，通缉武新宇、刘丹顿，他俩被迫离开了太原。紧接着，当时的省教育厅把与阎锡山当局关系密切的一位老师段丽卿派到成中，担任第三任校长，成中的红色事业面临中断的危险。

段丽卿到成中时正值暑假，老师们都放假在家。他给正在老家休假的刘墉如写信，试探他的政治背景，信中称，武新宇和刘丹顿都是共产党员，已经通缉在案，如果刘墉如和他们没有关系，仍可以到学校教书。此时的刘墉如正在返校途中，他并没有看到段丽卿的信，对学校的新情况完全不了解。但是回到学校后，他凭着老地下党的机警，面对学校的变化没有露出一丝马脚，段丽卿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刘墉如敢返校，他必定不是共产党。

在这次风波中，刘墉如得以在成中留下来继续斗争。紧接着他就领导了“驱逐段丽卿”的运动。

段丽卿一上台就倒行逆施，以“读书救国”之名，制定各种严苛规定，不准学生参加进步运动。但是此时的成中学生，血液中早已注入了红色的基因，段丽卿的种种行为引起学生和老师的极大不满。

在中共太原市委的指示下，刘墉如找到张聘珍，他态度鲜明地表示，段丽卿任校长对成中的发展十分不利。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刘墉如得到了张聘珍的支持。

那一年5月的一天，成中各年级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声讨段丽卿执掌成中后的各种劣行，同时还打出了“打倒段丽卿”的标语。段丽卿听说后，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董事长张聘珍当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段丽卿当校长并没有经过董事会选聘，是非法的。随即指派刘墉如、焦国鼐二人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规劝学生复课。

省教育厅也知道段丽卿无法回到成中了，忌惮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得同意委任刘墉如担任成成中学的代理校长。经过中共山西特委的周密安排和四处游说，1933年的12月，成中校董事会正式推选刘墉如担任成成中学的第四任校长。

刘墉如上任校长后，1933年暑假，他又从北京高等师范同学中聘请了中共党员杜心源、张衡宇和张柏园来校任教，学校的红色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到1937年太原沦陷之前，成成中学已经从一个普通私立学校脱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活动的重要阵地。

风暴中心

1937年8月，14岁的秦杰第一次到成中报到，准备升入成中的初一。

在他报到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八路军尽快奔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决定首先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

太原，自然成为八路军重要的落脚点，当时的山西属于阎锡山势力范围，与其尽快组成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路上收到中央决定。他即刻改变行程，组成代表团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商讨红军入晋的事宜。最后，双方协商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共同抗日。

周恩来等人在太原的下榻之处，正是成成中学，那时的成中，已经成为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所在地。

按《投笔从戎血沃青山》一书所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陷落，日军加紧向晋北进犯。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已经由平津迁到太原，彭雪枫奉命着手在太原筹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并担任主任。此时，成成中学进入了他的视野。

成中以校长刘墉如为首的领导层都是中共党员，校内政治生态较好。此外，刘墉如等人对太原十分熟悉，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于是，成中成为了八路军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工委三家机构的驻地。

《成成烽火》中提到，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都曾在成中工作和居住过，比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彭真、贺龙等。当时，在太原云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太原一时被称为“二延安”、“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成成中学则是红色风暴的中心。

秦赞忠就是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哥哥算是成中比较早的学生党员。”秦杰说。

秦氏兄弟出生在山西省榆次县东阳镇，秦家是晋商家庭，生意遍布甘肃、陕西一带，是当地的大户。

长秦杰一岁的哥哥秦赞忠从小品学兼优，1935年他考入了成成中学，1936年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两个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7年4月，秦赞忠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七七事变时，秦赞忠是成中学生中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之一。

受到哥哥的影响，14岁的秦杰小学毕业后也来到了哥哥就读的学校，据秦杰说，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

“我报到的时候，成中已经不在太原市里，而是迁到了太原市郊的清源县。”他回忆说。

1937年，几乎在淞沪会战爆发的同时，侵华日军向山西大举进攻。从8月到11月，以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组成的抗日武装，进行了以保卫太原为核心的“太原会战”。

成为战争中心的太原已不再安全，刘墉如决定在暑假期间带领留校教职工和部分学生，将成中迁至距太原市70华里的清源县城，校部设在当地的一座公园内。

9月24日，成中在清源县如期开学，秦杰离开家到清源县报到入学，成了成中初一的新生。

一开学，他便感觉到这所学校的气氛与别处大不相同。

此时，晋北地区战事激烈，八路军120师358旅正向神池地区挺进。

秦杰记得，多数时候他们每天只上半日文化课。

根据阎百真的回忆，当时除了初中一、二年级还上过几次文理基本课之外，其他年级基本只有历史和政治两门课。历史课主要讲日本侵华史，政治课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另外的半日，学校党组织按照中共太原市委的指导精神，在学校里进行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

秦杰因为年龄尚小，参与这一类实践活动不多，他的哥哥作为学生中的党员骨干，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活动：印制传单，编排话剧……

随着战事迅速发展，清源县很快也不太平了。

“我只上了一个多月的学，日本的飞机就炸了清源县城。”秦杰说。

14岁的他那时还不知道，成中的领导层此时正在酝酿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和哥哥以及成中的几百名学生的命运，都将因此发生改变。

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纪念碑。

四支队的成中学生合影，他们入伍时都是不满20岁的青年。

解放后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幸存同学的合影，第三排左二为秦杰。

秦赞忠的烈士证。

秦杰老人近照。

义勇队

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成中迎来了一位客人。

秦杰清楚地记得，同学们都往学校的院子里挤，说是一位抗日将领要来学校讲演，此人便是时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

那天彭雪枫穿了一件褪了色有补丁的灰色军装，左袖上缝着白底蓝字的“八路”徽章，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开始了演讲：“同学们早就听说红军都是青面獠牙、杀人如割草的共匪，我就当过红军，今天和大家见面，先请诸位学生看看我们红军的真面貌。”

紧接着，他讲了抗战的形式，尤其着重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

事实上，彭雪枫此次到来的动因，是为成中建立抗日武装进行前期的宣传工作。

北方局、中共山西工委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进驻成中后，刘墉如和中央高层领导的接触多了起来，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得更为透彻，加上日军的轰炸让成中在清源县也很难维持日常教学工作，刘墉如和成中的部分党员教师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成中应该迁校异地办学，同时动员组织全校师生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刘墉如将这个意见报告给北方局后，受到北方局极大的重视。北方局经过慎重考虑，同意成中提出的武装全校师生员工抗日的要求，并指出，以成中师生抗日武装的政治影响吸引山西各地有志青年参加抗日，意义是很大的。

这个意见很快被打成报告，送到了正在太原组织抗日活动的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充分肯定了这份报告，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成中拟组建抗日武装的计划。

当时的成中，大部分学生对武装抗日都有极高的热情，但也有些学生对“当兵”有偏见，彭雪枫在成中适时而做的演讲，及时打消学生们对共产党的一些误解和惧怕，也给成中师生增加了建立抗日武装的信心。

在成中就读的学生多数家庭条件都不错，战火烧到清源县以后，不少学生收到家里的来信，被催促着回家去，也有学生的家人直接来成中接人。

那段时间里，秦杰和秦赞忠的一位堂哥哥，就曾三次到成中来，想把他们兄弟二人接回老家去。

“我父亲有五个儿子，哥哥和我是家里的老大老二，我们两个人从小就被分别过继给两个伯父了。”秦杰说。

秦杰和哥哥作为那两个伯父的独子，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秦杰记得，幼时的他非常娇生惯养，“小时候从东阳到南县去看戏，只有五里路，家里也不让我走着，都是坐着很漂亮的马车去。”

一听说成中迁到清源，在清源又遭到日军轰炸，秦家便赶紧赶到成中接人，没想到两兄弟态度十分坚决，表示绝不回家去。

“那时候我哥哥在学校，我受他很大的影响。学校老师也都比较进步，每天都在宣传抗日，我年龄虽小，也深受鼓舞，当时一心都是抗日救国，根本不会想到回家。”秦杰说。

阎焕曜也是在那个时候，特意回到家乡看望了父母和年幼的弟妹。他临别时流下的泪水中，既有对家人的不舍，也有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决。

1937年10月10日，成成中学抗日义勇队宣告成立。

成中义勇队宣布，所有入伍者一律自愿。当时，绝大多数师生都踊跃报名参加，学校批准了大部分初三以上学生的入伍要求，初一初二的学生中体格比较好的也被批准参加了义勇队。

15岁的秦赞忠已经加入共产党，他自然是义勇队的成员，在他的带动下，14岁的秦杰也报名参加，他们俩成了义勇队里的“打虎亲兄弟”。

秦杰记得，当时参加义勇队的学生里，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三四岁，他的同班同学中也有没参加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同学是在义勇队成立之后，就请假回家了，也有人在成中迁到清源途中就已经离开学校，更多的人是因为年龄太小，体格不够健壮，没有被学校党组织批准吸收。

此时，阎氏三兄弟也在义勇队的队伍中。义勇队成立时，刘墉如任队长兼政委，下编三个中队，阎焕景是二中队的队长，阎焕曜担任班长。阎焕春当时刚从成中转到外校读书，得知义勇队建立的消息，他便赶来和两个哥哥汇合。

成中抗日义勇队成立后，从太原周边慕名来了一批学生，他们和阎焕春一样得到了消息，前来参加义勇队。

“义勇队不光是学生参加，从老师到清洁工，学校很多人都参加了。”秦杰说。

人员到位了，紧接着就是武器配给和队伍训练。

秦杰介绍，除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拨给的一部分武器外，牺牲救国同盟会又给补充了150支枪和一些弹药，当时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队员有一支枪。

队员们都是稚气未脱的学生，他们突然告别课堂，拿起武器，成为了一名即将面对血雨腥风的战士。在走上战场之前，给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是必须的。

“训练内容有扔手榴弹，也有实弹射击。我们低年级的个子小，背着步枪时枪托子经常打到脚踝骨。”秦杰笑着比划。

由于当时一部分高中学生受过旧制的军训，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从一开始，训练就没有“纸上谈兵”，直接进入了实操阶段。

比如，把队员们设在哨位上，讲哨兵的职责、任务，警戒要点；把班、排带到野外，边讲边练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操练装退子弹；每周几次以分队为建制进行野外进攻、防御演练等等。

当时义勇队在清源县城北关的一个骡马大店内设立了队部，秦杰记得，那时候义勇队的生活水平还可以，虽然比不上在家里的日子，温饱基本可以达到，多数时候吃小米饭充饥，有时候能吃上肉。

“当时学校有一部分秋季入学学生交的学费，我们就是用这笔钱支撑日常生活和训练。”秦杰说。

此时，清源县70华里以外的太原，战争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

1937年11月2日，太原的最后一道门户——忻口失守，日军迫近太原。

3天后，义勇队正在野外搞军事演习，5架敌机突然出现在天空，向义勇队的队员们疯狂扫射。由于各分队在演练中已经疏散，当时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是总部骡马店已经被炸得不成样了。

经此一击，义勇队的一些队员们产生了恐慌情绪，刘墉如决定，带着大队人马连夜出发，撤离清源县。

当时，因为不断有各处学生陆续加入，成中的抗日义勇队从最初的一二百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的规模，这支队伍最终以“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在1937年11月5日深夜整装出发了。

学生战士

1937年12月，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转移至离石县城郊。

上级党组织认为，“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名称已经和当时的斗争形势不相适宜了，决定让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集体参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下称战总会），编列为游击第四支队，简称战总会四支队。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里写道，四支队的编制序列和名称是具有统一战线意义的，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政治上受到战总会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军事上由八路军120师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

1938年2月，蒋介石宣布要反攻太原，八路军120师根据作战部署，担负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任务。四支队奉命转移到120师前线指挥所驻地——岚县。

2月7日出发前夜，成中的全体师生发表了《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写道：“我们反抗奴役，反抗压迫，反抗侵略。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心胸是热烈的，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捍卫祖国的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应当为了祖国的生存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岚县，作家周立波曾撰文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学生战士”。

“这些学生和先生的确值得人尊重，他们不但没有逃难，而且背起了武器，他们的胸前佩着的两个黄色手榴弹，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他们的脸色完全黑了，不像书生，真像战士。”

的确，经过数月的打磨，这些“学生战士”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队伍刚从清源出发时，学生们连夜路都没走过，夜行军一出发，走不了几百米，很多背着枪和背包的小同学就走不动了，一会儿就嚷嚷着要休息，一晚上总共才走了15里路。但是到了第二年，我们的队伍一天可以走80多里路，大家冒着秋天冰冷的雨水，一身泥，却没有人抱怨什么。”秦杰说。

到前线以后，四支队在120师主力部队的带领下学习打仗。秦杰记得，四支队第一次打仗，是在岚县附近的黄土坡打伏击战，“我们年龄小，老师没有让我们去，我哥哥他们参加了那次战役，四支队取得了胜利，把日本人打得四散而逃。”

那个春天，在主力部队的带领下，四支队在晋北前线打了好几个伏击战，紧接着他们又领到了新的任务——党中央提出要在内蒙古境内的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阴山山脉横贯于内蒙古全境，大青山位于其中段。这里是通往大西北的咽喉，也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38年春夏，当时在大青山进行武装抗日的中共党员杨植霖和刘洪雄先后来到晋西北，向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汇报了大青山抗战的情况，同时请求八路军挺进大青山。

鉴于大青山的重要地理位置，120师党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7月29日作出部署，决定派358旅715团、师部直属骑兵营一个连以及四支队共2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根据大青山的地形，大青山支队改建成骑兵支队。

8月2日，在支队司令李井泉的统一号令下，四支队共642人向大青山进军。对于四支队的师生们来说，大青山的游击将是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到大青山的第三年，四支队终于真正进入了八路军序列，成为了八路军正规部队建制。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中回忆：“1941年12月5日，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于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的同志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四支队被正式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所属独立骑兵营。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经过4年多的历练，成为了真正的八路军战士。此时，刘墉如已离开了四支队，被党组织调回晋西北工作。阎百真写道：“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我们的老校长，他要是知道这一天，一定也会高兴万分的。”

大青山的游击生活是艰苦而危险的，令秦杰最记忆深刻的是两件事：队伍不断的转移和食物的匮乏。

大青山交通不便，枪支弹药经常补充不上，“部队要想补充弹药，就必须打敌人的据点，我们上了大青山以后，打了一些胜仗，比如攻入陶林城、解放乌镇等，同时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从1940年以后，日军对大青山的围剿就非常频繁了。”秦杰说。

日军的频繁扫荡，让这里的村庄都千疮百孔。老百姓家里也没有什么粮食，战士们在山上能吃到一点小米都是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吃山里的野菜果腹。

同时，部队必须每天转移，以防被日军发现。

“我们在一个地方都不能待两天，一般头一天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出发，走到半夜找一个山洞或者山岩休息，晚上我们就下山到村子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然后后半夜就要返回山上，第二天再转移到别处。”在秦杰的记忆里，他在大青山的5年中，几乎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换地方。

成中的学生们经历了入伍后的第一次分离。由于工作的需要，四支队的一部分师生分散编制，有了新的岗位。

秦杰就是在此时和同学们分开，被安排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的于占彪当机要秘书。

“四支队的人都有文化，都是中学生，那时候部队里有文化的人都是宝贝，我们就被抽出来编到地方工作，好多同学都分散开了。还有一些人去当了根据地的文化教员。”秦杰说。

作为机要秘书，秦杰能够看到往来于大青山根据地和中央的电报。“我经常在电报中看到某些熟悉的名字，我的一个又一个同学牺牲在大青山上，其中也包括我的哥哥。”秦杰伤感地说。

青山英魂

1939年的一天，秦杰在一份战报上看到了哥哥秦赞忠的名字。

那一年年初，四支队一连配合主力部队南下蛮汗山地区，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秦赞忠当时是一连的政治指导员，到蛮汗山后，秦赞忠和秦杰便失去了联系。

几个月后，在战报上，秦杰看到了哥哥牺牲的噩耗。

1939年部队进入蛮汗山地区以后，在土默川以东和凉城县的岱海滩边缘地带曾打过几次歼灭战，消灭了日伪军一部。那一年的5月，秦赞忠所属的四支队一连被从各地突然集结的数千日伪军围攻。

在紧要关头，秦赞忠让一连连长带着全连突围，自己和一些重伤员坚守山头，掩护连队，结果，年仅17岁的秦赞忠牺牲在炮火中。那次战役共有50位战士壮烈牺牲，其中很多都是成中的学生。

同在一连任排长的阎焕曜，也在蛮汗山和平寨附近对敌人的伏击战中英勇牺牲。

当一连在蛮汗山一带浴血奋战的时候，四支队二连挺近了绥西。身为连长的阎焕景带领全连将士在武川十区乌兰乌素村与敌人激战。激战中，阎焕景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英雄牺牲，三兄弟中最小的阎焕春，在1942年武川三区的一次战役中为国捐躯。

阎氏三兄弟牺牲时，都未满20岁。

从1937年到1945年，成中的师生在大青山上坚持游击长达7年，有些学生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还有部分成中学生在执行部队交给的任务时，或是在地方党、政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武生意、杜松山和刘俊三位同学，在武川二区乌兰花镇开展工作时被溃退的敌军包围，落入敌手，惨遭活埋。

董理安，1945年夏季受党的指派去蒙古执行任务。董理安等7人回国后在寻找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的路上，被一股未投降的日军包围，壮烈牺牲。一个月前，他刚刚得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这样年轻的生命，这样悲壮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

1943年，秦杰离开了大青山，回到太原做情报工作。

从参军入伍到抗战结束，8年间，因为通讯条件所限，秦杰没有和家里通过一封信。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秦杰才第一次回家，但是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他还不能告知家里哥哥秦赞忠已牺牲的消息。直到解放后，秦杰才告诉家人哥哥牺牲的真实情况。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秦杰的母亲听后，哽咽着说：“至少还回来了一个……”

解放后，成成中学曾与云山中学合并更名为“太原第三中学”。1992年，为了纪念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的伟大壮举，在原成中老校友的倡议下，学校恢复了“成成中学”的校名，并在位于太原市内的成成中学校址树立了一座“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纪念碑”。

1986年10月3日，大青山英雄纪念碑在武川县人民公园的中心落成，以纪念在大青山牺牲的，包括成中师生抗日游击队在内的2000多名烈士。

根据太原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成成中学建校至卢沟桥事变的13年中，共招生22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先后有近600人参加了革命，被反动当局逮捕43人、杀害4人，被迫转学25人。在抗日战争中，成中师生有近200余人牺牲在大青山这块土地上。

“当年的师生抗日游击队，大部分同学牺牲时只有十八九岁而已。受当时条件所限，大多数牺牲的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在那种复杂的环境里，也不可能及时把他们牺牲的真实情况告知家人。”秦杰不无伤感地说。

直到很多年后，那些烈士的父母才得以知晓，离家多年的儿子早已在大青山为国捐躯，甚至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

阎百真在《成成烽火》一书中深情地写道：“许多成中师生，以他们风华正茂的最佳年龄，光荣殉国，鲜血洒染了塞外草原，忠骨埋在大青山上。我们这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

一如成中师生在《为号召全国青年参战宣言》中的誓言，为了祖国的生存，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记者 米艾尼 部分图片由席国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