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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梅四下水东

李春光

2019年04月28日08:2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新中国第一位进藏的开国将军王其梅(1913—1967),字时英,湖南桃源县人。1933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北平东城区委组织委员等职。1936年3月,在同北平党组织地下成员姚依林、孙敬文等预约开会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受尽酷刑。随后,又把他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

1936年10月下旬,王其梅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下,和同狱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1位同志先后逃出了魔窟。随后,他受北方局派遣,于当年12月到了豫东西华县。先是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在豫东特委掌握的一所学校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协助校长、也是县委书记王子英,组织全校师生率先掀起了西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创建了全县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从队员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1937年4月,他兼任党的秘密组织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出色地完成了上级派往豫东和华中的干部接待和中转工作。

“七七”事变后,王其梅接任西华县委书记。在他亲自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的同时,又倡导和组织了“姊妹队”、“少先队”、“青年队”等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尤其是1938年5月,他在豫东特委的领导下,还以西华县委的党员和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为骨干,建立了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此即后来威震一方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不久,王其梅开始 四下水东。

水东始称“雎杞太”,是指睢县、杞县、太康县一带。1938年5月,日军自商丘绕道拓城, 5月30日侵入睢县县境。接着,先后占领睢县、杞县、太康县等县城。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乘伏汛河水涨满,下令6月9日在郑州花园口炸堤决口,导致黄河改道。因睢、杞、太地区位于新黄河以东,所以被称为“水东”;而西华、扶沟等县,位于新黄河以西,被人称为“水西”。

这时的水东地区,各种武装势力已迅速分化:土匪大都变成了汉奸,另有一部分依附于国民党;诸多地主武装民团也看风使舵,充当日寇的爪牙;其他一些土匪,则各霸一方,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加上睢、杞、太三县分属商丘、开封和淮阳3个专区,统治者内部又有各种矛盾,也便成了三不管的地方。致使日、伪、顽、匪为所欲为,搞得昏天黑地,一片混乱!

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解救百姓,在中共豫东特委的领导下,杞县、睢县分别于6月2日、3日成立了本县抗日游击队。6月10日,两支队伍整编为睢杞抗日游击大队,简称“睢杞大队”。7月初,“睢杞大队”又和太康县抗日武装整编为“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由原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任司令员,老红军营长王海山任副司令员。

由于水东是当时河南省唯一的沦陷区,省委决定加强那里的抗日斗争,遂报请上级批准,派肖望东组建新四军抗日先遣大队到水东,人称“肖大队”。接着, 豫东特委书记兼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参谋长沈东平、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和县支队长胡晓初及侯香山、屈申亭等负责人,组成1500多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东进部队”,于7月下旬渡过新黄河,配合水东军民作战。

沈东平、王其梅等率部刚到睢县潮庄,就消灭了霸占那里的伪匪董蔚亭部400多人。

7月27日,东进部队行至平岗北部的朱庄、孔庄一带,侦察员赶来报告:“鬼子33旅有一个支队,明天从睢县县城开往河堤岭,给他们设在那儿的据点运弹药、给养。”还说那支队长叫赖谷,共带七八十个人。沈东平、王其梅又问了一些沿途情况,得知县城离河堤岭30多里,离此不远的马路口村是他们的必经之路,遂决定兵分两路:大部就地留守,少数人去马路口北边的睢杞公路两侧高粱地里设伏。

次日上午,马路口伏击战刚开始,就打死了十几个鬼子。鬼子兵顿时乱作一团,慌忙趴在路边盲目射击。睢县城内和河堤岭之敌从数里外听见枪炮声,立刻向马路口扑来。他们前后夹击,使东进部队处于腹背受敌之中。经过激战,王其梅率部突围,沈东平壮烈牺牲!

东进部队失去了主要领导人,王其梅和其他同志商议后,撤到太康境内,先是接受“三支队”领导,参加了捣毁“老贼首”李潮建巢穴辛庄寨的战斗,继而同“肖大队”汇合,随后按照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的函示,一起向西南运动,转移到了西华。

1938年9月28日,毛泽东电令中共河南省委:河南要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继而开创豫皖苏鲁边新局面。29日,周恩来急电彭雪枫:“情况紧急你宜速去豫东开展游击”。

彭雪枫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第二天,即率373人,携长短枪190支,机枪4挺,从竹沟誓师东进,并于10月上旬到了西华县城。这时,吴芝圃率领的“三支队”、肖望东率领的“肖大队”、西华组建的“东进部队”,也从水东赶赴西华。

10月12日,从竹沟来的东征部队和从水东来的部队,在扶沟县的杜岗村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支队下辖3个大队。同时,成立了新的豫东特委,吴芝圃任书记,王其梅、周季方、郑平等9人为委员。因吴芝圃要率部队东进,所以又明确吴芝圃不在时,由王其梅代理特委书记。

1938年10月24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渡河(新黄河)东征,王其梅全面主持豫东地区的工作,领导西华部队继续坚守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水东后,首先在睢县西陵寺打了共产党的叛徒、汉奸区长马培善; 接着向西打了杞县邢口附近的汉奸胡玉芝,消灭了他300多人;随后又打了杞县曹胡同伪匪杨凤云、陶屯大土匪李五林、高阳大汉奸朱始固和睢县西榆厢铺汉奸孟昭章。六战六捷,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鉴于当时的大好形势,支队领导研究认为:人多了,战斗力强了,这一带地域倒显得过于狭小,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于是,决定支队东移,开辟豫皖苏鲁边区。

1939年2月9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经永城出发到观音堂,将队部设在书案店。11月,留在水东的各抗日武装合编为水东独立团,由兰桥任团长兼政委(不久由孔石泉接任政委)。为统一领导豫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上级命王其梅从西华带来两个连,编为该团第3营,由他任营长兼教导员。

王其梅虽然由豫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降为了一般干部,但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上能下,毫无怨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组织观念和崇高的党性原则。

独立团成立后,日伪军多次对其“扫荡”。独立团采用游击战术,打得胜就打,打不胜就走,一次次化险为夷。

1940年3月,盘踞在太康东北重镇马头的伪军杨树森伙同日军3000人,分别向3营驻地、1营驻地猖狂进犯。王其梅率3营从正面堵住了敌人,激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黄昏前,又在1营的配合下,向敌人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迫使敌人狼狈撤退。

5月,日伪向独立团驻地荆楼进犯。在团长兰桥指挥下,王其梅率3营协同2营向敌发起了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击毙日寇小队长以下20余人,伪军数十人,日伪惶惶逃回睢县老巢。

次日,部队转移到太康县门楼张宿营。敌人窃知后,出动鬼子1000多人,汽车数十辆,分4路向门楼张合围。经过一阵激战,敌人发疯似地向3营防地逼近。在这关键时刻,王其梅命令2连长快撤,他作掩护,充分体现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优秀品质。值得庆幸的是,突然天降暴雨,敌人争先恐后地龟缩进汽车里,独立团战士乘机冲出合围圈。由于王其梅处处率先垂范,又指挥有方,3营无论是协同作战还是单独作战,都表现得异常突出,就连一向性情比较高傲的2营长孟海若,也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文武全才,当团长都绰绰有余,我自愧不如!”

1941年 1月28日,6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这时,国民党已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水东根据地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的联合进攻。为保存实力,上级采纳了兰桥的建议,将独立团主力撤离水东,到永城与新四军4师会合。之后,该团编为4师33团,王其梅升任团政委。

主力部队东撤后,独立团只剩1营2连、2营4连,由王广文、马玉堂带领着留在水东坚持斗争。这时,局势骤然变化:惯匪、兵痞、流氓等又集结起来,自封为“司令”、“队长”,独霸一方,祸国殃民;国民党地方团队溃兵、军官、土豪劣绅公开投敌,当了汉奸,纷纷组织县、乡维持会;西逃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党棍要员乘机返乡,公开喊出“曲线救国”的投降口号,给汉奸、土匪头子颁发委任状。日、伪、顽、匪四位一体,互相勾结,到处抢粮派款,抓丁拉夫,敲诈勒索,烧杀奸淫,把水东糟蹋得惨不忍睹!

2月24日,1营2连在睢县葛庄活动时,遭日军突袭,几乎全连覆没,地委书记韩达生被捕。

4月,刚被营救出狱的韩达生在梁寨与水东党政军干部开会时,又遭国民党顽军突袭,韩达生再次被捕,后惨遭杀害。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也遭到严重损失,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的区域缩小到只有雎杞太三县边境的部分村庄,而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在此情况下,王其梅奉命于5月份重返水东。他传达了上级关于敌后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开展了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接着整顿领导机构,建立了水东党政军委员会,王其梅任书记。重建独立团,马玉堂任团长,王其梅兼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通过各种方式鼓舞士气,使战士们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同时,也重新调动起广大群众抗日积极性。

此后,王其梅凭其慧眼和韬略,审时度势,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

有一次,王其梅在杞南郑寨战斗中,右手中弹受伤,血流如注,警卫员刘鸿章央求他下火线包扎,他执意不肯。眼看着他的鲜血染红了衣袖、染红了枪体、染红了阵地,刘鸿章实在忍受不了,含着泪强拉他下去。他急了,把刘鸿章使劲一推,说了声:“去!再拉,我毙了你!”接着,照常指挥战斗,直至最后胜利。事后,他向刘鸿章道歉,主动承认自己的态度不好,并解释道:“当时,战斗那么紧张,我哪能离开呢。” 刘鸿章却顾不上听他说,而是陪他去了随军医院。在治疗时,他疼得满脸是汗,却始终没有“吱”一声!为此,不少人都戏将他和“刮骨疗毒”的关公相比较。

尤其是王其梅的大局意识、开拓精神和组织领导能力,更令人由衷地叹服。他鉴于当时水东党政军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于1941年7月底进驻聚台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8月,又建立了当地行政机关——水东联防办事处。鉴于水东抗日根据地同上级失去了联系,且被强敌四面围困,为保存力量并图发展,又亲自和副团长王广文等人突破陇海铁路封锁线,北上冀鲁豫边区,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汇报工作,并请求他们代管,以加强对水东地区的领导。杨、苏满足了他的要求,并对如何坚持水东地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王其梅从冀鲁豫回到水东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新任独立团团长的林耀斌先后率部开辟了杞通、杞北地区,不但打通了与冀鲁豫边区的交通线,而且和杞南连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各级机构的建立,缺乏干部的问题又显现出来。为此,水东党政军委员会在王其梅的建议下,于1942年4月成立了一所抗日中学,王其梅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

王其梅还十分重视敌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开展,选派王飞霄、汤绍禹等敌工干部到伪军张岚峰部工作;利用抗日中学学员邢淑婷是伪河南省政府宣传处长邢幼杰侄女的关系,数次派她给邢幼杰送交自己的亲笔信,劝其积极支持抗日。邢幼杰在王其梅的教育下,以其特殊身份,为水东抗日武装提供了敌人严格控制的电台真空管和武器弹药等物资。

1942年秋,水东独立团转移到杞北,打散了盘踞在那里的顽军薛汝梅部;又转战杞南,击毙顽军张鹏先部数百人。经过几次出奇制胜的战斗,水东抗日武装收复了被顽军侵占的全部地区。

在坚持、巩固和发展水东抗日根据地的艰难进程中,王其梅以身作则,和军民同甘共苦。当时,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配给他一匹小黄马。但他从来不骑,而是在行军时让它给部队驮干粮、武器,或让病号、伤员骑。没粮吃时,他和战士们一起吃红薯叶、菜叶,还说“饱时肉是腻的,饿时糠也是甜的”。冬季部队行军夜营时,他总是把自己的被子让给病号或伤员盖,自己和战士一块到牲口棚里的草窝一钻,便呼呼睡起来。对此,水东军民无不交口称赞。

在王其梅的率领下,1942年年底,队伍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活动区域,也由当初睢杞太三县边境的几个小村庄,扩展到连成一片的杞北、杞南和杞通(许)。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他又开始在水东建立地、县、区各级政权,从而使水东成为可靠的、华北和华中交通联络的“桥梁”!为此,时任冀鲁豫区委书记的黄敬在给上级汇报的电报中,也称赞:“王坚持水东斗争有很大成绩,是党的好干部!”

1943年5月,王其梅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2月,随河南军区副政委刘子久等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其梅曾任桐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6年2月,调中原局组织部工作。不久,又奉命到湖南桃源老家执行潜伏任务。7月,王其梅刚刚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就被再一次任命为水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这时,国民党正调集4万重兵“围剿”水东解放区。

王其梅到水东后,首先传达了上级对水东如何反“围剿”的指示精神。接着,便和时任军分区司令员的金绍山一起,率分区武装配合前来支援水东的冀鲁豫军区独立团,一举歼灭拓城之敌,端掉了敌纵队司令张岚峰的老窝,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随后,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的陇海破击战役,袭扰开封机场,攻克通许县城,从而牵制敌1个正规师及4个保安团不能东调投入陇海战场。此外,还在杞南一举歼灭了国民党64旅的1个团!

12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和豫皖苏区成立,下辖三个地委和分区。他任一地委、1分区书记兼司令员、政委。在领导1分区部队对敌作战的同时,又迅速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进行土改,建立基层政权,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改变了敌我斗争形势。

1947年7月,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开辟黄泛区及京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建立五地委、5分区,调王其梅任地委书记兼司令员、政委。王其梅带了几十个干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建立了地委、分区、专署领导班子及鄢陵、扶沟等8个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之后,率军民开展双减、土改、肃清散匪敌特、安定社会秩序、组织支前等等,扩大了解放区,也有力地支援了在中原地区作战的野战军。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后,他曾任开封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元月,调任18军党委委员、53师政委。2月,也就是他第一个孩子出生的第8天,他离别妻儿,随军南下,又踏上了转战浙、赣、湘,挺进云、贵、川,最终献身西藏高原的新的征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其梅先后担任18军副政治委员兼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军区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后兼昌都警备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守卫祖国边陲和西藏建设事业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其梅受到江青、林彪一伙残酷的摧残和折磨。1967年,周恩来总理将他接到北京。这时重病缠身的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艰难地写出了《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这是他在困境和病危中最后对党和西藏人民的贡献,也是他的临终遗言。

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病情恶化,不幸溘逝,年仅54岁。      

来源:《中华魂》2019年第4期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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