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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历史的现场:“五四”那天都发生了什么

2019年05月06日09:23    来源:海南日报

原标题:“五四”那天都发生了什么

五四当天部分游行队伍。

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派发传单和向群众演说。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游行队伍。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五四运动为国人所熟知,其中“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更是让人为之激奋。不过,看似宏伟壮观的历史事件,待细细观察时往往又显得模糊不清。比如,“五四”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天什么天气、去了多少人、走的什么路线?为什么会在曹汝霖宅发生激烈事件?这一切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试图从诸多亲历者的记载中,一窥当天事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

天气与人数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对于这天的天气,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了一个“昙”字。北大学生杨振声说:“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风云。”另一位北大同学范云则回忆说:“四日的天气很晴朗,刮了几阵不厉害的风。”

五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关于那天的气温也有所记载。如中国大学学生王统照说:“刚入五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颇烦闷,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北京高师学生陈其樵说:“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记载说:“天气忽然大热,如在伏天。”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衍回忆,当时北大的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王统照也回忆说,“学生几乎十之八九是长衫人。”

那么,当天在广场上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这个同样是说法不一。

北大学生范云说,当天上午十点吃饭,北大集合的学生约一千人,到广场后约五六千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则认为,当天人数在六七千,而同校学生夏明钢认为,人数在万人左右。

也有认为少于此数者,如当年出版的《章宗祥》一书中称各校学生总数约三千以上;北京法专学生王抚洲则认为:各校整队到达天安门多在二时以后,“天安门集合开会时的人数,有人记载二三万人,有人记载为一万多。据我当时的估计,最多不过二千人。”

官方文件中记载的人数也比较少,如警察总监吴炳湘在致直隶军务帮办王怀庆的密电中称学生“二三千人”,而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在呈文中报告称,当日午时二点时,天安门处“聚集学生约千余人”。

说来也巧,《晨报》记者当天正好路过天安门,他立刻跟随学生行动并做了如下报道:

“昨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朗。……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见中间立有白布大帜,两旁用浓墨大书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头’,末书‘学界泪挽遗臭万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字样。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书‘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勿作五分钟爱国心’‘取消二十一款条约’‘取消中日卖国协定’‘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种种激昂字样记不胜记。”

据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代表事前买了许多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此外,罗家伦用白话文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总共印了两万份,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宣传品。

广场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联”,无疑是当天最醒目的。据北京高师学生宋宪亭回忆,五四前夜他到同学张润芝屋里去串门,“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白布,笔墨俱全,说是要写挽联。……第二天出发时,张润芝用一根大竹竿将挽联挑着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较高,眼又近视,摇摇晃晃颇惹人注意。”

据北大学生朱一鹗回忆,京师警察厅事前即得知学生的行动,并于当天上午派员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厅的意见,是认为学生示威运动大可不必,如有意见,尽可由书面呈请政府办理,但其提议被拒绝。

据《晨报》记者报道,学生在广场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长某君前来劝阻,后者请学生们从速解散,如有事可举代表,由其传达。对此,学生们当然不予理会。

接着,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很快率随从赶到。据报道,李长泰还险些与学生发生冲突,但在了解了学生的用意之后,也并未拦阻,而是任学生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

从使馆区到赵家楼

据北大学生杨亮功回忆,学生在广场聚集后,并未再有演讲等节目,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线,并希望大家维持秩序,不可凌乱。之后,游行队伍以北大为第一队,法专为第二队,由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传单,沿途散发。

据王统照回忆,在学生队伍前进后,警察兵士尽力将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让他们与学生大队接近。而在大队左右,每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黑灰衣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高喊口号也没怎么干涉。杨振声也回忆,警察始终跟随在他们周围。

然而,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并通过美国兵营后,为外国守卫队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只能留下说贴。这时,不仅外国守卫队不准学生前进,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

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当时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当时,这次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据王抚洲回忆,当时各校总代表又集议一次,之后叫传递消息的队员告诉各同学,因为使馆区不能通过,现决定改往东城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并且再三叮咛同学们,“到了曹宅,一齐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然后将手执旗帜,抛在他门前地上,我们即整队回头解散。最要紧的是千万要严守秩序,不可与警察冲突。”王抚洲特别强调说,因为他是消息传递员,要向本校同学重复说上几遍,因而至今记得最清楚,不会有错。

之后,学生队伍遂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北方,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曹宅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二里之遥。

据王统照回忆:“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扇扇尘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的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

参加游行的北大学生田炯锦也回忆说,学生游行时,态度沉重严肃,步伍整齐,绝无谈笑喧哗者。许多外国人在学生经过时,停车脱帽,表示同情。等快到东单牌楼,忽然有人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少人跟着喊叫,大家愈喊愈加愤激。到曹宅大门时,真是人声鼎沸。

据杨亮功回忆,学生队伍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曹宅,人数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当时学生将白旗纷纷投入曹家庭院,还有人用竹竿捣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头掷向窗口或屋中。

据杨振声回忆,到赵家楼后,已有警察在保护曹宅。田炯锦也回忆说,当游行学生逼近曹宅大门时,有警察数人站立两旁,但态度非常和气,他们说,曹宅大门紧闭,大约主人不在,劝大家不必强求破门而入。

赵家楼的那把火

当然,警察说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谎,其实不仅曹汝霖在家,就连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原来,曹、章二人这天中午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当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两人回到曹宅。

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也来拜访。因为曹宅外已有警察保护,因而曹汝霖等人也不以为意,他们大概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所制止并加以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尽管警察已严阵以待,但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

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将手中的白旗等扔进曹宅。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突然,只听“哗”的一声,曹宅大门被打开了,外面学生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

据田炯锦回忆,学生们开始以旗杆捣门不开,乃捣屋瓦,并捡起瓦片向院内抛。不一会,有人从窗爬入,将大门打开。于是很多人纷纷跑入曹宅,警察们此时仍未干涉,只劝大家务必遵守秩序。

冲进屋后,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未对两人动手,而是继续寻找曹汝霖。但是,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这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当时仓促间躲进其妇及其女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并未细细搜查,进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这时,前来做客的章宗祥算倒霉了。由于章长得肥胖,又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痛殴了一顿(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铁杆敲了章的脑袋,后者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开,另一些人听了却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后门,并将章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随后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结果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据田炯锦回忆,章宗祥被打约半小时后,忽见有浓烟从曹宅内院上升,警察高声说:“怎么会放起火来,我们有责任维持秩序,对放火不能不管。你们赶紧走,迟则恐怕不能走了。”说罢,警察们跑进曹宅大门。

起火之后,大批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许德衍等32人。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曹宅已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时偷偷溜走。

“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可说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以前者论,确实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不过就后者而言,根据众多参与者的回忆,可能未必如此。

(责编:王珂园、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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