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进城：建设一个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此时，留给新生政权的是一座空有其表的城市——大量黄金、白银、外汇被“大掠夺、大抢运”至台湾，留下的是“六毒俱全”（黄赌毒、黑匪特）、乱象丛生、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国民党撤退前扬言：“大上海就是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帝国主义分子也预言：“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久就会发霉、发黑、腐化、烂掉。”

怎样解决上海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陈毅也一再强调：“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这些指示和要求，无疑将党的建设嵌入新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团结群众力量，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保卫大上海、改造大上海、建设大上海”的各项工作。

一切听党指挥

毛泽东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战时期，他又反复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并一再要求彻底纠正和肃清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党内各种错误思想。

进入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从现在起……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陈毅作为毛泽东的“老井冈”战友，作为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军工作的“一把手”，不仅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建军”的真谛深有体会，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一切听党指挥”的标杆。

比如，陈毅勉励全体指战员：“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又如，上海刚解放，国民党和境外敌特分子随时都有可能搞破坏和暗杀活动。面临险境，陈毅却把身边的安保人员从16人减少至6人，以增加社会治安的人数。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从根本上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是最安全的。

再如，针对华东某军校的很多学员不按规定剃光头问题，陈毅带头剃了头。他在开学典礼上说：“为人民服务是终身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不是今天想起来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下、不愿意就不革命不服务了……我们在剃头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身不渝，那就经常要从头开始！”他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再次大声说：“从头开始！”第二天，全校的官兵都剃成了光头。陈毅以率先垂范的榜样力量告诉大家：听党指挥，绝不讲条件。

南京路上好八连

早在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此，“支部建在连上”就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组织优势，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为“连队建党支部，排（班）建党小组，班班有共产党员”的制度。进入上海的党政军单位坚决贯彻这项制度，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三个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干部的表率示范作用）。“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有口皆碑的优秀典型。

解放之初的上海，号称“十里洋场上海滩、花花世界迷双眼”，是“淘金者的陷阱、冒险家的乐园”。

解放军某部八连指战员，从农村转战到城市，从枪林弹雨的战场转移到灯红酒绿的街道，并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南京路，大家都感到很不适应。面对敌特分子的威胁、“糖衣炮弹”的利诱，有些干部和战士迷惑了、糊涂了、动摇了，“喜新厌旧、嫌贫爱富、好逸恶劳”的现象开始出现。连队党支部防微杜渐，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强化军事训练、开展“一诉三查”（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的苦难，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一帮一、一对红”（一个共产党员帮助一个后进战士）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连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革命斗志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做到了“钢铁炮弹炸不倒、糖衣炮弹打不垮”，为全党全军树立了“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克己奉公、勤俭节约，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一面旗帜。国防部于1963年4月25日批准授予这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毛泽东于1963年8月1日作诗《八连颂》。脍炙人口的话剧、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生动地反映了这段史实。

坚持“两个务必”

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6日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城市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

赢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是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怎样赢取？这是摆在新生政权面前的现实问题。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利用掌握的宣传资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使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城市里的广大民众，既不了解共产党，更不了解老解放区和解放军，甚至误信谣言、以讹传讹。

为了取信于民，全党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告诫。各部队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在对待老百姓时做到“死不还枪，伤不还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宁可睡马路，绝不进民宅。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指战员们大量的实际行动，使新解放区（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和老解放区的民众一样衷情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在这方面，解放上海的部队堪称“闻名于世的楷模”。

解放军攻占上海市区以后，既没有住宿国民党军政大员们溃退后留下的豪宅，也没有租住饭店，更没有私闯民宅，而是露宿街头、裹衣而卧……这些对待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的行动和场景，使民众“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称赞“解放军真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上海著名的企业家荣毅仁，本来已经开始转移资产，准备“逃离上海、去香港”。然而，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军的新气象感染了他，随后他参加陈毅召集的座谈会，发现这位久经沙场的新市长，待人诚恳，言行儒雅，丝毫没有居功自傲、作威作福的派头……荣毅仁最终决定留下来，并劝说和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建设新上海”。

反对腐化堕落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委向全市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严惩贪污”“反对腐化堕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陈毅在听取“新上海司法腐败第一案”情况汇报后，斩钉截铁地说：“个别人出现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倾向，必须严肃处理。要以法律和事实为基础，公开审理，以示教育和警示。”

上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李钦后、何德陹二人，串通一气，借办理经济案件之机，大肆索贿受贿，并对涉案人员威胁、利诱，企图共订攻守同盟。由李、何二人为主犯的贪污集团，在一年之内就犯案22起。李钦后共贪污受贿人民币3200万元（旧币）、美元60元、黄金33两，还有其他财物等。何德陹不仅贪污受贿1100多万元（旧币），而且到案后态度恶劣，并以吞食手表、头撞栏杆等手段对抗法律。

1951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法院在上海法学会大礼堂公开审理李、何等人贪污渎职案，列席旁听者达1000余人。最终，法庭宣布判决李、何二犯死刑，其他人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12年不等。同时，对6名行贿犯也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3年不等；对20名情节较轻的行贿人员，处以罚款并责令他们在上海的报纸上登报悔过。上海《解放日报》以“伸张革命法纪 严惩贪污罪犯”为题，公开报道了该案。

“法院判法官死刑”极大地震动了上海滩。新生政权的广大干部和党员也都以此为戒——纪律就是生命，违法等于自杀。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向自己开刀”的勇气与毅力，坚定地告诉民众：新生政权绝不能被一小撮败类搞垮，共产党人必定以廉洁、勤政的服务来报效人民和国家。

沧海桑田七十年，承前启后有镜鉴。在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跨越中，我们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一个接一个，但始终不变的是如何赢得人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讲好政治，才能聚拢民心；淡化政治，就意味着衰败和投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对于每个组织直至每个党员，在面临已知和未知风险考验时，如何更好地赢得群众，顺利完成工作任务，不妨从1949年上海以政治进城赢得民心，从而建设一个新上海中，去寻求一番答案。（薛鑫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