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协运动”的兴起和走向

　　在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穷途的时候，随着“五一口号”的发布，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已是大势所趋，也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但新政协如何召开，在哪儿召开，什么时候召开，哪些人参加，要形成哪些实质性和方向性的共识，乃至通过新政协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力量面前需要深入讨论和不断协商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协运动”轰轰烈烈而来，这一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民盟提出“新政协运动”

　　1948年6月14日，民盟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提出“新政协运动”的概念。民盟的这份宣言先对时局作了一番评析，然后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提出4点基本认识和7项具体主张，这已超出对“五一口号”的表态式的响应，而是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协运动的倡议书。

　　四点基本认识是：

　　（一）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真正人民大众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有通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权，才能完全实现；而且也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之后，才能获得保障。所以发动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

　　（二）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和平的新中国，但我们要求的和平，应该是彻底的持久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和平，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若希图在内战根源与和平障碍没有铲除以前，与反动统治阵营中的任何派系妥洽，这不但不能达到和平，反足以破坏真正的持久和平，帮助反动派延长其残暴的政治生命。

　　（三）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独立的新中国，所谓独立就是指中国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最近全国普遍如火如荼的反美扶日运动，反南京独裁政权出卖主权的爱国运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开展人民的新政协运动，必须把它跟反美扶日，反拍卖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新政协运动必须同时是反美日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爱国救国运动。只有这样新政协才能成为广大的全民群众运动，而促使独立新中国提早实现。

　　（四）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但是他们所需要的既非武力统一，更非独裁统一，而是建立在各被压迫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国内各民族之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又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治协商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七项具体主张是：

　　首先，要开展新政协运动，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这与全民为敌的反动独裁政权，而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的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第二，我们吁请全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共同签名向联合国及全世界控诉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及侵犯我国主权的种种罪行，发动全世界舆论来积极制裁，并促美国立即停止片面援蒋及自华撤退驻军。第三，我们必须立即号召全国蒋军放下武器，退出内战，以使早日结束内战，恢复真正和平。第四，我们要号召全国工商界起来为取消输出入管制、官僚资本的垄断操纵，以及一切摧残工商业的经济财政政策而坚决奋斗。第五，我们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学生以行动来制止南京独裁政府的一切拍卖国权摧残人权的罪行。第六，我们要号召蒋管区农民大众一致起来参加反征粮反征购反征兵运动，以期早日结束内战。第七，我们要号召全国公务员、文化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一切生产劳动者一致起来举行“要饭吃，要自由”运动，坚决反对独裁政权的饥饿政策和高压恐怖政策。

　　中共领导、推动“新政协运动”

　　“五一口号”的目的直接而明确，就是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后数月，围绕实现这个目的的一切言行，例如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召开座谈会讨论、发表文章等，便都是“新政协运动”的重要内容。6月14日民盟正式提出“新政协运动”以及关于开展“新政协运动”的认识和主张的时候，事实上的“新政协运动”已经开场了一段时间。其间，中共中央始终关注香港方面的动向，多次就召开新政协事宜向香港分局发出指示。中共香港分局则通过单独登门拜访、组织召开座谈会和在报刊发表文章等方式，传达和解释中共中央的相关精神，了解民主党派的动向和主张，妥善处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领导、引导和推动这场运动。有学者认为：“香港新政协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香港分局为轴心和纽带的一场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运动。”

　　1948年5月7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和潘汉年的电报指示：“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5月13日，周恩来指示胡乔木电示香港分局，要求将响应“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署名全文电告中央。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名额以及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及如何召集等事项，请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人士的意见。”

　　中共香港分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来落实这项工作。统战委员是连贯、谭天度、罗理实、林瑯、罗培元，连贯为负责人。

　　香港分局就召开新政协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或征询他们的意见，除个别情况秘密登门外，通常采取双周座谈会的形式。“双周座谈会”是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沿袭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时的做法，原则上每两周开会一次，可提前或推后。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多在天后庙道香港分局统战委内举行，座谈会大体分两类：限于高层民主人士参加的会议，人数在一二十人上下，主持人是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或潘汉年；规模扩大一些的会议，约有三四十人参加，由民盟秘书长周新民主持。“双周座谈会”先后开了八次。会议的程序为：一般先由一人作专题发言或政治报告，然后与会者围绕专题展开讨论。这种讨论通常采取漫议的形式，即畅所欲言。

　　第一次正式讨论新政协的座谈会是1948年5月7日召开的，主题为“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这次座谈会由《华商报》而非香港分局统战委召集。此时“五一口号”发布刚刚一周、“五五”通电发表仅仅两天，中共中央在当天刚向香港分局发出一封与民主人士进行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指示电报，香港分局统战委尚未组成。座谈会邀请了马叙伦、郭沫若等20多位民主人士参加。这次会议就新旧政协的区别、召开新政协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和沟通，无论共识还是分歧，大方向是一致的，因而会场“气氛热烈、思想凝聚”。也可以说，这次座谈会为香港“新政协运动”开了一个好局。

　　随着“新政协运动”的深入，“双周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也逐渐由虚而实，越来越细化和具体化。1948年6月30日在香港分局统战委召开的座谈会，集中讨论了下列五个问题：（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二）关于新政协开会的地点问题；（三）关于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单位、个人问题；（四）关于新政协应解决的问题；（五）关于新政协的召集者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是实在而具体的。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出现交锋和辩论的场面。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王绍鏊、茅盾等民主人士在会上多次发言。李济深因故未到会，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在出现不同观点时，香港分局参加会议的方方、潘汉年等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只就民主人士北上的交通问题提出建议，对其他问题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但答允会将民主人士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

　　罗培元被香港分局指定在“双周座谈会”上担任记录，参加了历次座谈会。他晚年追忆“双周座谈会”时，提到一些印象相对深刻的细节：

　　有一次会议，为使发言普遍，分四组讨论，把所有房子都坐满了。有两次会议正值解放军攻克济南全歼敌军11万人和辽沈战役歼敌47万人的胜利消息传来，大家异常兴奋。因为这两次大胜利，大家把注意力离开原定讨论新政协的内容，大谈解放军空前的大胜利和大好的军事形势，并决定由各党派联名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贺电。电文的起草人分别是茅盾和郭沫若。在议论打胜仗的场合，蔡廷锴特别活跃。

　　从这些细节可以推知，民主人士不仅积极踊跃地参与关于新政协的讨论，而且一再为人民解放军从前线传来的捷报所感染，一如自己打了胜仗一样情绪高涨。对于战局，他们心系共产党，真切期盼共产党迅速打下天下；对于政局，他们同样心向共产党，并且在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满腔热忱地投身“新政协运动”。罗培元说：“据我所知，不论是在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主持的在港高层民主人士座谈会，抑或是周新民主持更大范围的民主人士座谈会，所反映的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的主要意见，都由分局及时报告党中央，再由党中央转达给后来成立的新政协筹委会。”

　　《群众》周刊的舆论宣传

　　在“新政协运动”中，中共香港分局除了组织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开展围绕新政协诸问题的讨论，还针对因新政协引发的各种思潮、模糊认识甚至造谣生事，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阐明新政协的宗旨、新政协的内涵和意义，起到思想引领的作用。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统战委的几位负责人都曾执笔上阵，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群众》周刊上。

　　1948年5月13日，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在《群众》周刊发表《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解读：

　　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一个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由全国劳动人民、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的，集中这一庞大的革命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为着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目标也是明确的。

　　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以及海外华侨的群众团体，为着执行人民的要求，为着适应人民斗争的需要，今天不仅应进行响应中共的这一匡时救国救民的号召，今天还应该更具体深入的把中共这一个号召作更广泛的宣传，特别联系到中共的一切政策的宣传解释，发动群众热烈起来讨论中共的一切政策，根据本身利益、民族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提出具体的意见。

　　方方是香港分局主要领导人，也是第一个写文章参与“新政协运动”的香港分局领导人，无疑起到了带头作用。随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和香港分局统战委负责人连贯接连发表文章,参与到“新政协运动”中。

　　5月20日，章汉夫在《群众》周刊发表《论旧政协与新政协》，澄清了两者的根本区别以及中共号召召开新政协的目的和使命：

　　旧政协，是在国民党一党专制之下，为了结束一党专政，开始实施议政，而由各抗日党派参加，其任务是协商过渡时期的若干主要问题。

　　新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发展到历史的转折点的新阶段，而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是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划时代的会议。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七周年纪念日。章汉夫在这一天的《群众》周刊发表《历史的转折点———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七周年》，再一次呼应“五一口号”和“新政协运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分子，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并且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迅速召开新政协，讨论和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全国的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这证明了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敢于争取胜利。”

　　连贯是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负责人，直接分管与民主人士的联系工作，和很多高层民主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随时掌握民主人士的思想动态。6月3日，他在《群众》周刊上以《论新政协的道路》为题，撰文指出：

　　新政协的道路，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道路，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新政协的道路，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道路，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中国走向正式和平民主的道路。

　　新政协的道路，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道路，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使中国走向民主独立自由的道路。

　　新政协的道路，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道路，它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道路。

　　《论新政协的道路》虽说是一篇连贯的个人署名文章，但更近乎于一篇香港分局关于“新政协运动”的动员书。

　　7月14日，连贯又在《群众》周刊发表《全面战争与全国胜利》。这篇文章鲜明地表达了中共对于统一战线的立场和态度：“统一战线，只有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起来，才能保证革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胜利。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们不掩饰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但我们要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在于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正确的政策，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必须用深入解释说服的工夫，让大多数群众根据其本身经验，心悦诚服来接受，才能更好地团结他们，带领他们一道前进。”

　　《华商报》的积极引领

　　谈香港的“新政协运动”，是离不开《华商报》的。《华商报》不仅第一时间将“五一口号”传播到香港，组织召集了“新政协运动”中的第一次座谈会，还对后续海内外与“五一口号”和“新政协运动”相关的事件和文献予以追踪、报道、转载和推介。换言之，《华商报》见证了这场运动，参与了这场运动，也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五一口号”发布后，《华商报》迅速跟进，不久即召开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尽管没有提出“新政协运动”的概念，但营造了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协运动”的氛围。

　　1948年5月7日，《华商报》召集主题为“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的座谈会，邀请20余位民主人士出席，这是“新政协运动”中的第一次座谈会。《华商报》记者在座谈会上表示：《华商报》是人民的报纸，有推进民主运动的责任。我们希望广大的读者能够经由我们的报纸正确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新阶段和新政协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个运动。他向与会者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新政协与旧政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二）新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现阶段的民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怎样？（三）在广大人民中需要如何推动，以促进新政权的建立和扩大他的基础？郭沫若、邓初民、翦伯赞、马叙伦、章乃器、黄药眠等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发言，沈钧儒、章伯钧和谭平山提供了书面发言。

　　5月3日，《华商报》发表社评《一个响亮的号召》，呼吁一切爱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准备好一切迎接新形势到来的必要条件，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5月15日，《华商报》发表社评《侨胞的正义之声》：“海外爱国侨胞反对独裁者，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吼声，却像春雷一样的从南洋各埠爆发了。”“海外侨团的正义之声已经震慑了反动派的胆，掳夺了独裁者的魂，广大爱国侨胞对祖国自由解放的支援与贡献，也将加速度地增强与扩大。”

　　民盟提出“新政协运动”概念两天后，即1948年6月16日，《华商报》就发表了社评《展开新政协运动》，呼应民盟的倡议。社评指出：民盟“这种对于新政协的确切的见解，可以一扫某些人妄图歪曲新政协的号召以进行其与反动集团妥协的幻想”。“至于如何在海内外同胞中发动和展开声明中所说的各项群众运动，那就有待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实际努力了。”

　　8月初，毛泽东复电民主人士“五五”通电后，《华商报》发表社评《及早解决召开新政协的具体问题》。此时正当“新政协运动”的高潮，民主人士北上在即，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或正在提上日程。《华商报》的社评说：“这三个月来，国内外各界人士已普遍而热烈地卷入了这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表明了这一主张是全国人民的热烈要求。”“毛泽东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值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热烈研讨与提供意见的。”

　　12月8日和9日，《华商报》连续发表社评《论争取中间阶层》，评论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决不能单靠少数先进的民主人士来完成，而一定要团结千百万各阶层的人民大众来合作，因此，在战争进入到转折点的时机，我们能够迎接广大的过去对政治不关心的、‘中立的’，乃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抱有敌意的成分来参加，无疑是应该认为是一件值得欢欣和庆贺的大事。”

　　评论是一张报纸的灵魂。《华商报》在数月间不惜版面，如此密集发表关于新政协的社评，意味着参与和推介“新政协运动”是《华商报》在这一时期的一项核心工作。正如在第一时间传播“五一口号”那样，《华商报》的社评及时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和政策，引导了“新政协运动”的方向。

　　除发表社评外，《华商报》还为“新政协运动”开办了多个专栏，当中最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是“问题讨论”。各阶层人士，包括不少底层群众纷纷投稿，参与到“新政协运动”中。1948年五六月间是“新政协运动”的高潮时期，《华商报》关于“新政协运动”的讨论开办了23期，作者中既有谭平山、邓初民、梅龚彬等著名民主人士，也有来自各个阶层的普通民众。可见对于新政协的关注和讨论，日益深入民心，逐渐成为切切实实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而报纸作为大众媒介，其传播力度和广度，显然要大于集会或其他书刊等传媒方式。“新政协运动”能够在香港形成轰轰烈烈的势头和规模，《华商报》功不可没。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