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尚昆张震谈周文龙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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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龙，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后勤领导，是一位将帅名录上找不到名字的将军，是一位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军地全才”。原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对他的评价是：听党指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党叫干啥就干啥。

1994年夏天，周文龙将军到北戴河疗养，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他，从而有机会当面聆听了杨尚昆伯伯、张震叔叔对他的评价，也从中知道了周文龙将军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从来不说、从不宣扬的点点滴滴。

亲密无间

我们到了北戴河没几天，时任军委副主席张震叔叔就来看他，一见面，两人亲热得不得了，这两个湖南老乡用旁人很难听懂的湖南话亲热地拉起了家常，从过去到现在，无话不谈：从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从血染湘江到遵义会议、从爬雪山到过草地、从直罗镇到渡河东征、从红大到抗大??聊着聊着张震叔叔突然冲着周文龙将军说：你还欠我一个抗大毕业证??

原来，张震叔叔在抗大上学时，周文龙将军是抗大校务部部长，学期还没毕业，张震叔叔就接到命令要上抗日前线，由于时间紧迫，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张震就十分遗憾地离开了延安，故而几十年来，每次张震叔叔见到周文龙将军都要开玩笑的索要毕业证??

接着，张震叔叔又曝出一件不为人知的大新闻——周文龙将军还是我军最早的银行之一——冀南银行的副董事长。

张震叔叔来过的几天后，周文龙将军听说前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伯伯在北戴河疗养，于是，打电话给杨尚昆的秘书，要与杨尚昆伯伯见上一见。

隔天下午，我陪同周文龙将军来到杨尚昆伯伯在北戴河的住地，杨尚昆伯伯的蒋秘书见到我们就说：首长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念叨：怎么还没来??

果不其然，杨尚昆伯伯见到周文龙将军后，立即亲热地与周文龙将军握手，嘴里一直念叨：你把我这个老战友忘了，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周文龙将军说：哪里能忘得掉，你以前是国家主席，又是军委副主席，日理万机，不便打扰，现在你退下来了，我不是看你来了吗。杨尚昆伯伯说：你还是老习惯，在位不来、不在位来。

接下来，他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原来，他们都是红三军团的，杨尚昆伯伯是红三军团的政委，周文龙是红三军团第5师书记官、营长，而后陆续任司令部作战参谋、军团部秘书。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红三军团取消师的建制，红5师缩编为13团，周文龙任团管理主任，9月，周文龙担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部4科科长，这时，杨尚昆伯伯是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第1期学习，同年12月毕业，奉中央军委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杨尚昆伯伯当时是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战友。

在他们长达数小时的聊天中，以及乘着周文龙将军去卫生间的空隙，杨尚昆伯伯、张震叔叔讲了许许多多周文龙将军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党指挥

在周文龙将军革命的一生中，有着数不清的听党指挥、服从命令的感人事例。

周文龙将军，1909年1月19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动。1929年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月入党。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参加了龙岗、中洞、水南、宜黄、宁化、广昌等战役战斗，表现勇猛顽强，曾经三次负伤。

1934年5月，红三军团从福建打回江西，在广昌保卫战中，14团３营营长负伤，周文龙接任营长，夺回失去的两个山头阵地。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周文龙再度负伤，经后方医院数月治疗始见好转。当年10月，得知部队有大的行动，周文龙离开休养地起程追赶部队，师部已经开拔，他拄着拐杖又赶到了军团总部，终于跟上了长征队伍。

1934年11月，周文龙到5师13团任作战参谋。11月27日，彭德怀命令红5师急奔湘江、灌江之间的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5师14团正面迎敌，15团侧翼出击，在没有固定工事的10里阵地上，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炮火支持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搏斗。在政委负重伤，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英勇牺牲，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的紧急关头，周文龙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10倍、20倍的敌人鏖战3天3夜，协同侧翼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

1935年5月，周文龙随部队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然后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1935年10月12日到吴起镇，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后，周文龙又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周文龙入红军大学系统地进行了军事政治学习，同年12月毕业。毕业后，周文龙急迫地要求返回部队，但是，军委一纸命令留校，任红军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尽管周文龙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一切听从党指挥，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党性原则，使周文龙坚决地服从了军委的命令，从此，周文龙将军暂别硝烟弥漫的火线，走上了后勤领导的工作岗位。

杨尚昆伯伯说，周文龙同志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最高风亮节的例子就是在已评军衔，即将授衔的前夕，坚决按照组织安排，二话不说转业到地方，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实在是非常遗憾；虽然我也没有授衔，但是，我很早就到中央工作了，遗憾少一些，不像他授衔就在眼前了。

1955年，国务院决定将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煤炭、电力、石油三个工业部。周总理向彭德怀提出，部队派得力干部支援新兴的石油工业。1955年6月，总参谋长黄克诚约周文龙到中南海居仁堂谈话：“国家需要石油，军队也需要石油，中央军委决定推荐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业部工作。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一个部门，除生产技术，还有财务、人事、供应、政工，这些你还是有经验的。”随后，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告知周文龙：“你的军衔已评定为中将，但由于转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给你授衔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1955年7月，周文龙带着未能授衔的遗憾，与李聚奎一起脱去军装，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建设石油工业这个新的岗位，从此，周文龙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任劳任怨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兢兢业业

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抗大”名声越办越响，从蒋管区和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越来越多。到第3期，学员已超过4000人，校舍紧张，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了。校领导研究，对外宣布“招生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找杨立三、周文龙（正副校务部长）谈话，明确指出：“抗大就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校舍困难，想办法解决。”杨、周二人带领有关人员走遍延安的大川小沟，对地势、土质、水源作了全面勘察，最后选定在凤凰山、清凉山麓开土建窑。两个多月的时间，共挖出200余孔总面积达3000余平方米的新校舍，各地合格青年想来上抗大，基本都能容纳。

周文龙将军担任抗大校务部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困难的时期。他积极领导抗大师生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两个多月完成18000亩的开荒播种任务。各伙食单位养猪、养羊、养鸡、种瓜、种菜、种豆、开作坊、磨豆腐、做粉条，师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40年3月，周文龙将军调任八路军供给部副部长。4月，奉命随朱总司令去西安，领取自1939年10月以来被国民党扣发的军饷。6月初，全数领到现金近258万元，还将5.1万元残币换成新币。7月20日回到八路军总部驻地，彭总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攥住周文龙的手，上下打量很久，说了一句“辛苦了！”周文龙向彭总、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部长展开清单，包括1939年冬衣、1940年夏衣、粮米费、医疗费、兵站费??实领现金257.795万元。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周文龙将军兼任冀南银行副董事长。他根据总部首长关于“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自己小后方”的指示，巩固建设兵工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肥皂牙粉厂等，利用山区有利条件，与敌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计地满足军用民需。

1942年7月，周文龙将军任八路军后勤部副部长，积极协助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周文龙将军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华北军区供给部部长、政委，总后勤部参谋主任等职。1945年9月，周文龙将军受命组织上党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47年6月，刘、邓率12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周文龙将军日夜操劳，运筹得当，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障部队连续十几个月艰苦作战，取得歼敌26万的辉煌战绩，创建了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与晋察冀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周文龙任供给部部长。此时，三大战役逐步拉开序幕。12月，周文龙将军受命组建华北军区石家庄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战役的物资调供，保障四野南下，装备18兵团、19兵团进军大西北。

1949年除夕聚餐会上，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对周文龙将军说：“你的黄色炸药真送得及时，要是迟到几分钟，黄维就跑掉了。”毛主席举杯到后勤部长桌前说：“前方打胜仗有你们后勤部门的功劳啊！”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粮食、弹药、冬服、药品、运输工具的供应十分紧张。前线申请物资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为及时解决前线急需，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文龙一起搬到中南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办公室隔壁办公。

1951年1月底，朝鲜前线需要弹药1.4万吨，我国生产能力只有1500吨，不足之数，向苏联购买。华北军区在努力扩大生产的同时，大批翻修缴获的日、美炮弹，以解燃眉之急。为解决部队穿衣吃饭问题，短短几十天赶制冬服21.5万套（其中东北10万套，华北11.5万套），动员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区军民制作炒面466万斤，解决前线因敌机低空侦察不能生火做饭的问题。

3年间，周文龙将军主持装备了出征部队3个兵团、9个军、7个特种兵师团，前送弹药、油料、人马装具、粮油食品、药品器械等总计17.2万吨，5886个车皮，由华北军区调干为主组成志愿军后勤第二分部，包括3个医院、3个医疗队、3列卫生列车、2个军械库、2个兵站、1个汽车团、1个骡马团，人员实力8977名。所有这些，都为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援。

战争结束、部队入城，由流动改为驻防，周文龙将军受命组织庞大的营房建造任务。经勘察规划，总面积307万平方米、造价2.3亿元营建任务分3年逐步完成。其间，为建好一个子弟学校，周文龙将军四处奔走，以280匹市布的价格买下京西海淀乐家花园，创建了知名的“八一学校”。如今，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已有不少走上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其中就有习近平总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周文龙深受其害，到1976年夏秋之间，周文龙还没有被“解放”，老战友王平、杨得志出于关心爱护，邀他暂离北京到部队“走走看看”，呼吸点新鲜空气。在武汉军区，老战友盛情款待。再到广州军区见到许世友司令，许世友（原抗大校务部副部长）高兴地大叫：“我的老部长呀，几年不见你了，听说你受冲击很厉害，真是黑了天！”昔日战友情深意长，都劝周文龙争取回部队工作，周文龙也有这样的愿望，于是向中央递交了归队的申请。

1978年11月，69岁的周文龙经中央军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增补为总后党委委员。这个年龄，这样的职务，在我军历史上很不寻常。1980年3月，总后勤部王平政委奉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指示，派周文龙将军解决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部队干休所老干部不断向军委写信上访的问题。周文龙将军绝不以老资格自居，平心静气地讲话，充分倾听老同志的呼声。老同志把周文龙将军当作贴心人，畅所欲言，态度诚恳，周文龙将军一一记下，通过多方联系、交涉，使问题一一妥善解决。能在晚年为这些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做点实事，周文龙将军颇感欣慰。

默默无闻

周文龙将军为部队建设、国家建设、尤其是石油工业建设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他一生低调行事，从不张扬，因此，许多功劳鲜为人知，如果不是杨尚昆伯伯和张震叔叔亲口所述，恐怕这些事情和功劳将会永远的尘封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初，部队后勤正规化建设以学习苏军为主，前后有多位苏联军事顾问到华北军区工作。周文龙将军虚心学习、认真总结，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后勤运输、公路建设、油料供应建议，受到充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石油工业部成立后，李聚奎任部长，周文龙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干部、劳动、财务、教育、物资供应、国际交流等工作。

石油会战虽然不必冒枪林弹雨，但其艰苦创业的难度，不亚于战争年代。周文龙以其果敢坚毅的性格、通达干练的能力和军队工作的丰富经验，多次带领工作人员走戈壁、进荒原，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哪里有问题需要解决就到哪里。

周文龙看到大庆石油会战实行钻机整体搬家时缺少牵引设备，周文龙就与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联系，很快得到一批退役的苏式T—34坦克，用作钻机搬迁的牵引车。通讯器材紧张，周文龙又找通信兵部王诤部长，一次就调给500公里的通讯线材。会战人员紧张，周文龙写信向罗瑞卿总参谋长求援，罗总长批示从1960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给石油部。此外还陆续调集了3000余名转业干部支援石油建设。1963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470万吨，占全国石油产量半数以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基本上都可以自给！

石油工业部组建的头一个10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艰难起步的时期，在国家重点投入和各部门、各地区大力协作支援下，陆续开发出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华北、胜利、大港、辽河、南阳、江汉等陆上油田，并着手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由于缺少有经验的船员、潜水员和运输船只，周文龙找到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劲光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就调给8艘登陆艇，200余名有海上工作经验的复员战士和8名潜水员，同时还将打捞上来的“重庆号”巡洋舰作为海上仓库交付他们使用。1966年，在渤海湾建起第一座钻井平台，开钻建成后单井日产原油30吨，是我国石油工业从陆地向海洋迈出的第一步。

在石油部，周文龙一直分管教育，并兼任石油干部学校校长。

他回想毛主席兼任抗大教委会主席的情景，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提议把大庆会战的经验编入教材，得到部党组一致认同。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要求各石油院校认真贯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育的“三基提纲”，对一茬茬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多有裨益。

周文龙分管干部工作，特别重视从基层干部和优秀工人中提拔各级干部，坚持“三老四严”，在实践中考验识别干部，在开发建设油田中培养年轻干部，使石油工业人才辈出，成为“工业学大庆”的一项重要内容。

来源：《中华魂》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