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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本色

——隐功埋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

余玮

2019年08月01日08:33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老兵本色

  60多年来,他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他坚守的是入党誓言,“从入党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坚决按照入党宣誓去做”;他坚守的是自己的信念,“如果整天想着自己的事,想着享受,那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一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我的战功,和那些牺牲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我有啥好显摆的?还有什么资格张扬呢?”

  “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

  张富清出生在陕西汉中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很小就饱尝艰辛:父亲早逝,大哥夭折,母亲拉扯着兄弟姊妹4个孩子艰难度日。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长工。

  1945年,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因为羸弱,他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当杂役——做饭、喂马、洗衣、打扫等,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目睹了种种劣行。

  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中,西北野战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被“解放”的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的一名战士,“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

  1948年7月,胡宗南部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36师进至陕西澄城以北的冯原镇、壶梯山地区后,因发现我军设伏,迅速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守敌暗堡前,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去炸掉它!”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

  在火力掩护下,伴着“嗤嗤”的子弹声,张富清时而匍匐,时而跃进,迂回往前冲。靠近后,他拉开手榴弹引线,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轰”的一声,机枪顿时哑了,战友们起身冲上来。

  那天是8月8日。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他称之为“轻伤”。

  此役至关重要。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韩城、澄城、合阳。澄合战役宣告胜利,张富清荣立一等功。他获得的军功章,简单质朴,却弥足珍贵。他仔细包好,装进背包。

  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他便被连队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突击队员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张富清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情愿牺牲,牺牲了也光荣!

  他的战功,次次来自突击。张富清说,他多次参加突击组打头阵。当年他的身体其实很瘦弱,他打仗的秘诀是不怕死。

  “只想着炸掉它,没感到怕。你越不怕死,说不定真死不了;要是畏畏缩缩,敌人就会把你打死。一冲上阵地,满脑子都是怎么消灭敌人,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

  战争的残酷让他在几十年后仍会在深夜里突然惊醒。令他记忆深刻的永丰战役,“一夜之间换了3个营长、8个连长”。

  那是1948年11月27日夜,永丰战役,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敌人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我军发起的总攻未能奏效,部队伤亡很大。

  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是两处主要火力点。是夜,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炸掉那两个碉堡,确保攻击部队冲上去。张富清任突击组长,带两名战士子夜出击。

  清瘦的他,浑身是胆,携带1支步枪、1支冲锋枪、2个炸药包和16枚手榴弹,几乎是他的负重极限。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快速抵近,趁着夜色,抠着墙砖缝隙攀上三四米高的寨墙。他第一个跳了下去。

  听到动静,敌人围了上来,他端起冲锋枪猛扫,令敌猝不及防,一下撂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头被重重地砸了一下,用手一摸,一块头皮翻了起来,满脸都是鲜血,原来是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如果子弹飞低一寸,那自己肯定‘光荣’了。”他回忆。

  但当时,他顾不得这些,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接近敌人的碉堡,用刺刀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再盖上一层土。

  接着,他用手一拉,侧身一滚,“轰”的一声,碉堡被炸毁。瞬间,尘土、石头、弹片四处飞溅,空气滚烫。趁着烟雾,他迅速逼近第二座碉堡,如法炮制,又成功了。

  永丰一战,西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第76军2.5万余人,俘虏了敌军长李日基,粉碎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有力地配合了淮海战役,同时也解决了部队粮食问题。

  战斗结束后,张富清被战友搀回,卫生员赶紧给他处理伤口。他发现,自己带的两名突击组员没回来,也找不到遗体。他深感自责:没把两个战友照顾好,自己还活着,可他们牺牲了,连掩埋一下、立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啊!

  枪声歇息,夜幕沉沉。他抱着冲锋枪,一宿未眠,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心痛!一想起两个瘦高的兄弟,他就痛哭失声……

  是役,张富清因为作战英勇,荣立西北野战军特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此后见面就鼓励他。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行军途中遇见,总是亲切地说:“你在永丰战役表现突出,立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你是个好同志!”

  “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

  张富清入伍后,几乎天天打仗,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没有收到过儿子的家书,远在陕西汉中的母亲以为张富清已经牺牲。直到1948年底,一张西北野战军寄来的特等功报功书送到了母亲手里,她才知道儿子不仅活着,还成了战功卓著的英雄。

  1953年底,张富清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张富清本可以选择回原籍工作。一天,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张富清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本来可以凭军功留在大城市的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

  孙玉兰到了武汉后原以为,两人在江城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他又一次担任起“突击队员”,赶赴“一脚跨三省”的、人才匮乏的鄂西深山。

  被爱情召唤的孙玉兰,追随张富清去来凤。这一去,就是一辈子。“当兵的人,思想纯洁,所以嫁给他。”今天,说起自己与老伴的相恋与相处,80多岁的孙玉兰满脸洋溢着幸福。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时,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吓怕了?”

  到来凤后,张富清用一块红布将革命战争年代用生命换来的勋章包好,与证书一起装进那只皮箱中,从此封存了那段戎马倥偬的岁月,也封存了那些非凡的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

  大山深处,成了张富清选择的人生第二个战场。在来凤工作的30年时间里,张富清有20多年在农村度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在所有的身份中,张富清最珍视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那只古铜色的皮箱,张富清带在身边已有60多年。锁头早就坏了,一直用尼龙绳绑着。

  一日从军,军魂入骨。无论在哪个岗位,张富清都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他说:“军人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完成任务。”

  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张富清的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三胡供销社公职人员,端上了“铁饭碗”。但三年困难时期,全面精简机构人员,作为来凤县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下岗”,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要完成精简任务,就得从自己头上开刀,自己不过硬,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1960年初夏,不到20天的时间里,陕西汉中老家连续给张富清发了两封电报,一次是母亲病危,一次是母亲过世。

  张富清的父亲1932年病故,当时他才8岁,艰难困苦,母亲两个字在他心里分量太重了。然而,那段时间他正在主持三胡区一项重要的培训,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却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母亲去世20多年后,张富清离休了,他才得以再次踏上故土,祭拜母亲。多年之后,张富清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解释了当初的选择:“由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繁重脱不开身,路太远,钱也不足,我想我不能给组织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的最好报答。自古忠孝难两全。”

  母亲,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在来凤县工作的30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主动担任“突击队员”。1975年,他调到来凤卯洞公社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当年卯洞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老百姓常常吃不上饭,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为了修路,他四处奔走、申请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约5公里长的路,有至少3公里在悬崖上,只能炸开打通。他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还要组织人手,发动群众。有的社员“思路不大通”,认为修路耽误了生产。张富清就住到社员家的柴房,铺点干草席地而睡,帮着社员干农活、做家务。社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个从上面派来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想啊!不是倚老卖老、夸夸其谈,工作中总是挑最困难的任务。”

  从抵制到触动,从被动到主动,群众在张富清的带领下肩挑背扛。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连续4个多月住在村民家的柴房里。120多个日日夜夜里,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张富清和群众一道苦干,在国家没有投入、没有专项征地拆迁费用的条件下,在海拔10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能走马车、拖拉机的土路,圆了高寒山寨土家族苗族儿女的世代梦想。

  张富清要调走的消息传开了。临走的那天,孙玉兰一早醒来,发现屋子外面站了好多人。原来,社员们赶了好远的路,自发来送他了。“他们守在门口,往我们手里塞米粑粑,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一直到车子开了,都没有散。”回想当年的情景,孙玉兰笑得很自豪。

  “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

  88岁这一年,张富清左腿膝盖脓肿,最后不得已,只能截肢。“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腿掉了!”张富清很伤感,但面对家人却仍然乐观。

  “我还有一条右腿,还可以站起来。”伤口刚愈合,他便用一条独腿做支撑,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扶着墙壁,练习走路。这个老兵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重新学习走路。每次下来,汗水把衣服浸透。有时走不好,还容易把自己弄伤。家里的墙上,还有他受伤留下的血迹。张富清总是笑着对老伴说:“没事,我得赶紧学会走路,才能陪你去买菜。”凭着惊人的毅力,这位老兵打赢了人生的这一仗。

  仅仅一年,张富清就能够拄着助步架自如行走,不仅兑现了陪老伴再去买菜的诺言,还能拿着大勺给老伴炒菜煮饭。他在助步架上安装了一块长条木板,站在灶台前做饭时,他就将自己残缺的左腿放在木板上。他还自己洗澡,有时嫌家人卫生做得不好,他还要再打扫一下。儿女们劝不住他,看着他艰难的样子,只得红着眼睛,用毛巾垫在他的背上,为他拭去汗水……

  儿孙们回家,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温馨画面———张富清系着围裙在灶边炒菜,孙玉兰就站在旁边静静地陪着他。看到这一幕,儿子张健全觉得父亲真了不起,“这老头从不向病痛低头”。

  在子女们的印象中,父亲一直用行动默默影响他们。张富清4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我经常对儿女们说,找工作、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张富清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那群众对党怎么想?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只有一条腿的张富清,“站”得笔直、挺拔。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后想参加招工,分管这项工作的张富清不仅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让儿子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大女儿常年看病花钱,他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小儿子读书考学,他有言在先:“我没有力量,也不会帮你找工作。”

  时至今日,张富清还住在就职于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时分配的宿舍。不到老人家里,哪能想到老英雄离休后住的还是老旧的筒子楼。走过小区的通道,好像是穿越了一条时间走廊,时光一下子被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30多年过去,当初的简易装修早已老旧不堪,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木门、拼凑起来的家具、被熏黑的厨房诉说着主人的勤俭。过着朴素的生活,张富清却知足感恩:“我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比贫困农民也好很多,我有固定待遇。”

  2018年11月,建行来凤县支行行长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几款7000元以上的晶体。没想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选择了3000多元的晶体。行长问老人家是怎么回事,老人说:“我90多岁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吧!”

  他把自己的降压药锁在抽屉里,强调“专药专用”,不许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家人碰这些“福利”。他的衣服袖口烂了,还在穿,实在穿不得了,他做成拖把;残肢萎缩,用旧了的假肢不匹配,他塞上皮子垫了又垫,生生把早已愈合的伤口磨出了血……

  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张富清才不得不出示了尘封60多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这些清晰地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还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工作人员看着老人的赫赫战功愣住了,老人也没有想到自己因此而成为“网红”。

  即便先进事迹被发现,他也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于是家人只好说是组织的要求,并提醒他把故事讲出来能教育、激励更多人,也是对党和国家事业更大的贡献,他才受访。于是,他用一条腿撑起身体,忍着病痛,讲述平日里并不愿过多回忆的战火纷飞的岁月。

  一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声音颤抖,泪水溢满了眼眶:“我的战功,和那些牺牲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他们才是英雄,他们才是功臣!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我有啥好显摆的、还有什么资格张扬呢?”

  硝烟散去,英雄退隐。一说起和平年代,老人常常会开怀而笑。过往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哪怕经历的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创伤,此刻全化成由衷绽放的笑容。

  (本文作者为《中华儿女》首席记者)

(责编:曹淼、任佳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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