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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涤新:他在周恩来勉励下写出两本经济学专著

李珩

2019年08月08日09:31    来源:重庆日报

原标题:他在周恩来勉励下写出两本经济学专著

1939年许涤新和夫人方卓芬在曾家岩50号留影。记者 齐岚森 翻拍

8月2日,红岩革命纪念馆展出的许涤新读过的资本论一、二卷。记者 齐岚森 摄

■他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交好,在马寅初陷入困顿之际,他及时向组织反映情况对马老伸出援手,让马老的心从此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起。

■他是经济学家,其代表作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

■他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时,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卓越贡献。

8月5日,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的周公馆内,游人如织。墙上一幅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分工图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许涤新是当时南方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介绍,1937年到1946年在重庆工作期间,许涤新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一直是《新华日报》记者。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等职。

许涤新不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其代表作《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在重庆工作期间,更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接济”马寅初,将其变成共产党的真朋友

“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1945年1月,在《新华日报》出版7周年纪念会上,爱国经济学家马寅初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马寅初的这番话与许涤新之前的工作密不可分。

1939年冬,许涤新在中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与马寅初相识,并在《新华日报》上对其进行报道。不久,马寅初因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而遭到逮捕。

1944年冬,马寅初被释放,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令重庆大学不准聘马寅初为教授,更不得聘其为商学院院长,其他高等等学校也不准延聘。

马寅初教书不成,只能以写稿为生。但是他给《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寄稿件,都被一一退回,陷入“投稿无路”的困境。

“因为陈立夫密令这些报纸不准刊登马寅初的文章,妄图通过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制,将拖家带口的马寅初置于绝路。”黎余说,得知此事后,许涤新立即向南方局领导进行了汇报。

“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周恩来当即进行指示,随即还派出《新华日报》的记者到马寅初家里访问,并把他那些被退回的文章带回报社。

这些文章先是由许涤新研究了一遍,在向周恩来汇报后,《新华日报》编辑部将马老的文章全文发表,并给予高标准的稿酬。此后,只要是马寅初送去的稿件,报社都力争发表,即使没有公开发表的,也都考虑给予稿酬。

许涤新和《新华日报》伸出的援手,让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并从此让马老的心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起。

开展统战工作,吃“闭门羹”是常事

1940年冬,许涤新调到南方局宣传部,负责《新华日报》社论稿的相关等工作。不久,他又担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

为搜集国统区的财经材料、揭露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许涤新领导经济组的工作人员,在国民党的财经机构及重要企业,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重庆电力公司等10多个部门开展工作。

1942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汇报时说:“(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收集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100余种,成绩之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时隔半年,又一个重担压在了许涤新的肩上。

“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的、经常的接触。”这是周恩来对许涤新提出的新要求。

“那时,要与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黎余说,因为国民党长期造谣诬蔑共产党,一些资本家根本不敢接近共产党,同时也害怕国民党会“秋后算账”。

经过反复考虑,许涤新找到了罗叔章和胡子婴这二位同中上层资本家有接触的大姐,向她们请教。在摸清重庆工商界的基本情况后,许涤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名片还是用的《新华日报》的记者身份。

但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吃“闭门羹”也是常事,遇到有些受蒙蔽的资本家,甚至还会吵起来。即使如此,许涤新也从不灰心,并告诫自己:“既然接受这个任务,就要好好的干。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后来经人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了与工商界的密切接触。当时,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数很多,有时甚至超过200人。许涤新就利用各种机会,接近那些不了解共产党的资本家。

在抗战后期,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一方面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收购价格太低了,连成本都不够。”在一次交谈中,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向许涤新抱怨。李烛尘是久大、永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负责人之一,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的助手。

何不将这一意见刊登出来?许涤新在征得李烛尘的同意后,将李烛尘的意见刊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民族企业界的共鸣。最终,慑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好适量调高了收购价格。

撰写经济畅销书,提升群众政治觉悟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有一本《资本论》静静地躺在橱窗里,泛黄的纸张仿佛在无声地诉说当年的故事。

“这是当年许涤新阅读过的书籍。”研究红岩精神多年的文博专家厉华告诉记者,许涤新身体并不好,1942年初夏因大量咳血被诊断为肺结核,组织上安排他到歌乐山静养。

那时,周恩来正好也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做手术。有一次,两人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周恩来就对许涤新说:“你既然专门搞经济问题,那就要系统地进行研究。不但对实际问题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要系统研究。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谈问题,这叫作一知半解,算不了学问。”

许涤新听后很受启发,决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写出一本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1944年秋,许涤新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经济的道路》。在书中,许涤新系统地回顾了近百年中国经济的演变历史,论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使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的结论。

为弥补《中国经济的道路》中所缺少的抗战以前中国经济史和日本投降以后国内斗争形势两方面的内容,许涤新又撰写了《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一书。在这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经济和战后殖民地化的危机,并通过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社会经济的鲜明对比,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光辉道路。

“这两本书,是许涤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始。”厉华说,1946年,《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两本书在全国出版发行。仅两个月,首印书籍便销售一空。在国民党于1947年秋查禁《中国经济的道路》之前,该书曾印刷7次,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厉华表示,许涤新的这两本著作,不仅对提高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到积极作用,也成为解放后研究旧中国经济的重要资料。

(责编:王珂园、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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