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窝会议若干史实考辨

　　编辑同志：

　　您好！

　　近期不少人在重走长征路，再一次引起人们对长征的关注。1935年8月中央在川西沙窝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关问题，我翻阅相关史料后有不少疑惑，如会议实际开了几天？会议决议到底是何时通过的？可否请相关专家解答下？谢谢！

　　朝阳区读者 王鹏

　　本报特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海兴作答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川西沙窝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关问题。由于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稀缺等缘故，致使对沙窝会议史实的认知颇费周折。徐占权编著的《解读长征》指出：“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沙窝会议记录》第一页左上角上，标有阿拉伯数字“6/8”（即8月6日），在“6”字下面还隐约盖着个“4”字，都是铅笔笔迹。“8”与“4”字笔划纤细，似为原有的，“6”字笔划粗壮清晰，似为后来加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标题之下还明白写着‘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现今《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史》《毛泽东年谱》等权威论著均认定，沙窝会议是在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并摘引这份中央档案馆所藏《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的内容来表述相关史事。

　　近日偶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一方面军五军团参谋长调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日记发现，其中应该是蕴藏着未被使用过的关于沙窝会议的关键史料。陈伯钧1935年8月21日日记写道：“晚同总政委（即张国焘——引者注）谈与刘湘作战的问题，看完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的决议案。”8月26日日记写道：“适五军全部连以上干部亦在此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由张总政委报告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8月27日日记写道：“重阅《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关于沙窝会议的情况，时任红一军团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1935年8月4日日记记载：“中央在沙窝开会。”次日日记记载：“今日，中央继续在沙（窝）开会。”7日日记又记载：“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

　　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目前确认的有关沙窝会议的史实仍有再加推敲的必要。在此初谈几点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一、沙窝会议的召开时间应当记为1935年8月4日至7日。由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记“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的记载及陈伯钧日记中多次出现“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知，最后一天的会议应该是从6日晚开到7日晨结束的。因此，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时间记为1935年8月4日至7日更为准确。

　　第二、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标明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并非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制定的决议。

　　徐占权编著的《解读长征》中记载了中央档案馆耿仲琳等考证沙窝会议决议的情况：“关于沙窝会议的决议，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回来的，一个是原来中共中央保存下来的。这两个文本都是油印件，从字迹和内容上看，是一个版本，所不同的只是从共产国际接收来的那个文本的封面上用毛笔写有‘博古’的字样……档案保管人员在这个文本的首页上加注说是决议的‘草案’。他们（指中央档案馆专家耿仲琳等——引者注）认为这个注不对，事实上，这个文件就是正式决议，不是草案。”“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决议》原稿，标题之下注明‘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但在该决议的首页上还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等字样”。

　　考虑到沙窝会议召开的背景，再参以存在《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与标题之下著有“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份标题雷同的中央文件的情况，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8月5日会后张国焘的出尔反尔致使会议决议被搁置存档，6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商讨，至7日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新的决议。此即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记记载的“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显然，该决议案才是沙窝政治局会议最终制定的决议。陈伯钧日记三次写到该决议时都使用了“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字样，还明确记载了文件的标题。显然，它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标明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并非同一决议。换言之，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文本首页有档案保管人员加注“草案”二字的会议决议，就是沙窝会议决议草案而非正式决议；轻易否定档案保管人员加注的“草案”二字而认定该决议就是正式决议的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曾在左路军中组织学习，右路军则是印发了8月5日通过的会议决议；此举显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的应对张国焘的权宜之计。

　　从陈伯钧日记可知，《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曾在左路军中广泛组织学习。而从中央档案馆所藏8月5日会议决议文本首页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字样的情况以及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文本属于同一版本的封面写有“博古”字样的沙窝会议决议文本等情况应该可以确定：沙窝会议后右路军中并未印发8月7日通过的会议决议，而是印发了8月5日会议通过的决议；此举显然是在当时紧急而又特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应对张国焘的纠缠、求得全军北上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最初也曾率左路军北上及徐向前回忆说“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等情况判断，8月7日沙窝会议最后制定的决议对两河口会议确定的、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的全军北上方针不可能动摇，即中共中央不可能迁就张国焘的全军西向青海或南下川西南的主张，但对他纠缠的其他方面的诉求肯定是有所让步，否则就不会在8月5日通过决议后再于次日晚开会做出新的决议。

　　因此，应当尽力访寻《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全文或从其他一手资料中推定其内容。若有幸得之，将其与5日会议决议比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长征中张国焘向中央闹分歧的原初情节。